伊斯坦布尔：回到中国的道路

二

　　辛亥革命以立宪派的民族观而非革命派的民族观取得胜利而告终，实现的是“五族共和”而非汉民族共和国。然而立宪模式的问题马上凸显。康有为《突厥游记》1913年刊本认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学习法国，是致乱之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对中国的革命党的指责。同时，《突厥游记》增补了对土耳其“政教合一”体制的赞赏，按他的描述，六经形同可兰，那么孔教会长，就形同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兰委员会的大长老了。为了立儒教为国教，康有为征引伊斯兰国家为范例，也是醉了。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很快陷入了“武夫当国”乃至军阀混战的局面。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历经一战而解体。1923年，凯末尔领导土耳其废除苏丹制，建立共和国之时，中国国民党正与共产国际与中共洽谈合作，以求以革命重新统一中国。几年之后，土耳其革命初步结出成果，国家各项事业走上正轨。而在中国，1925年孙文逝世之后，国民党陷入继承人之争，而这又牵动了政治路线的斗争。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共，对共产党人与具有共产党嫌疑的国民党左派展开大屠杀，其中所杀的国民党左派人数远远超过共产党人。

　　早在1927年清共期间，胡汉民就撰文指出，苏俄无法在土耳其取胜，所以转而扰乱中国。由此来看，凯末尔的道路是一条自主于苏联控制的道路。1928年，胡汉民终于有机会亲赴土耳其考察。年初，他和孙科等人代表国民党出洋，先在南洋联系当地华侨，然后前往欧洲宣传国民党政策。3月经过土耳其，逗留两周。胡汉民在1930年9月20日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发表的《考察新土耳其的经过与感谢》演讲中描述了他在土耳其的考察过程。

　　据胡汉民叙述，他首先会见了土耳其的教育总长。问了两个问题：第一，土耳其现在不要回教，而以单纯的民族主义来代替，但民族主义是否能够代替得了回教呢?第二个问题是，土耳其新建国，讲民族主义比较多，但民权民生似乎不大注意，以后是否试图改进呢?教育总长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用回教，是因为回教自己已经不行了。有人说，土耳其建国精神是得之于回教的勇猛，但其实与事实不符。在土耳其建国过程中，最勇猛的恰恰是非回教徒。对这一点，胡汉民表示怀疑。他始终认为回教具有勇猛精神，土耳其人否认自己还受回教影响，乃是因为身在其中，不知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立国之初，当然重视民族主义。但以后民权民生也会更加注意。就经济上来说，土耳其由于工业不发达，现在重发展而不大重再分配。土耳其注意防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目前有经济法令规定，外资在土耳其开设商店，工人必须用土耳其人。

　　胡汉民评论说，土耳其的成功主要在民族主义上，民权方面仍有很多不足之处，而在民生方面，目前也只是单纯地防范外国经济侵略，这只是“民族的民生主义”办法。在这两方面，以后都需要改进。

　　他又会见了土耳其总理伊斯迈(Mustafaİsmet İnönü)，恭贺土耳其在洛桑会议上的成功。伊斯迈则将之归功于全民族的努力。他们又讨论了土耳其党与政的关系，伊斯迈交代，凯末尔作为开国领袖，在建国之后，不问国事，将大小事务一概交给他处理。伊斯迈又认为，委员会制度缺乏功效。对于胡汉民“土耳其能不能像中国那样做”的问题，伊斯迈强调土耳其的特殊国情。胡汉民又将他在土耳其看到的进步，归纳为以下几条：第一，教育的普及。新政府大办师范教育，目的在于进一步普及教育，提升土耳其人民的知识能力;第二，财政的统一;第三，则是命令的统一。胡汉民举的例子是，凯末尔要求全国人民在二十四小时内把头上的红色毡帽拿下，结果就贯彻了。

　　这个演讲相当简短。而同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同僚后来回忆，胡汉民自从访土回国之后，认为访问各国中，进步最为神速者，“当推土耳其，土国在欧洲以后，经济原极困苦，且国亦不甚强劲，但至现在，距媾和不远，而土国之财政，竟能有条不紊，政治亦甚佳，可知其进步之速，诚足惊人也，吾人往外游历，考察政治，当取其所长，回国以资借镜，则土国其庶几矣。”他利用各种场合介绍观感，讲废除不平等条约，党务，财政统一，建设，教育等，均以土耳其为榜样。

　　不仅如此，胡汉民经常以土耳其总理伊斯迈自比。这一自比，搁在当时的情境下，有着非常微妙的意涵。当时胡汉民与蒋介石结成同盟，受蒋介石委托组织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工作，并在政府改组之后，担任立法院院长。他自比伊斯迈，心目中的凯末尔自然就是蒋介石。而隐含的期望是是蒋介石能够像凯末尔那样，在建国之后，不问国事，而使国家运作能够进入制度轨道。这一点，自然没能实现。1931年，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后来另立中央，但也未能成事。毕竟，胡汉民只是个拿笔杆子的，在“武夫当国”的民国时期，只做得了配角，做不了主角。

　　对胡汉民的“土耳其梦”，毛泽东作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了这样的嘲讽：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

　　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立宪，撤换苏丹，到凯末尔道路，土耳其前进的每一步，都牵动着中国政论家和政治家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土耳其是中国的“探路者”，如同俄罗斯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探路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