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回到中国的道路

三

　　1927年的大屠杀中，胡汉民引土耳其作为中国的对比。这场屠杀在共产党人、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那里，却引发了一番不同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党固然有错，但中国党领导没有经验，是幼年的党，主要策略的决定权都在共产国际手中。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拒不承担责任，反而宣称共产国际的领导“完全正确”。在刘仁静看来，托洛茨基一早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可谓高瞻远瞩。

　　1929年，刘仁静从莫斯科的国际列宁学院毕业，瞒着共产国际和中共，前往柏林，从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乌尔邦斯那里取得了托洛茨基在伊斯坦布尔的地址，然后又坐火车经波兰至罗马尼亚的康斯坦萨，然后从那里坐船到伊斯坦布尔。在小宾馆住下之后，刘仁静坐小火轮直奔托洛茨基寄居的普灵西波岛。从发音来看，刘仁静根据的是这个岛的希腊旧称Πρίγκηπος，康有为在《突厥游记》中翻译成冰奇坡，实际上就是马尔马拉海上的王子岛群中的大岛(Büyükada)。刘仁静向托洛茨基描述了苏联近况和中国革命的现状，但现在托洛茨基对前者没有兴趣，对后者则大有兴趣，建议刘仁静每天上午都来他寓所谈话，后来改成整天谈话，他儿子则在旁边作谈话记录。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虽然得到凯末尔政府的保护，但也被禁止介入本地政治和在本地公开出版。而土耳其共产党1927年刚受凯末尔政府镇压，与托洛茨基更难发生关系。托洛茨基大概从刘仁静的来访中看到了介入政治行动的新的可能性。他与刘长时间地谈话，刘仁静偶有晚到，他还责备刘仁静这样做耽误革命。这样一连谈了二十多天，最后托洛茨基口授，其儿子打字，形成《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由刘仁静带回国内，成为中国托派的行动指南。

　　托洛茨基在这个岛上呆了4年(1929–1933)，这是他流亡之后的第一个长时间的固定寓所。而这个Büyükada岛屿有着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过去，它曾经是拜占庭皇室流放和囚禁皇室成员的岛屿。拜占庭的皇后Irene, Euphrosyne, Theophano, Zoe 与 Anna Dalassena都曾被流放于此。而20年代的苏共，拜占庭式的政治，也产生了拜占庭式的流放。而托洛茨基就是其承受者。

　　我试图坐船去往Büyükada探访托洛茨基故居遗址，但下船的时候认错了码头，落在了另一个岛上，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天色已晚，已来不及去Büyükada了。这次就这样与托氏故居失之交臂。不过，根据康有为的突厥游记中的长诗《冰奇坡岛》，大致还是可以想象这个岛的盛况：“……海色与涛声，此岛乐无过。列侯甲第壮，欧富别墅多。”康有为写诗吟咏这个欧洲富人居住的岛屿，意在与伊斯坦布尔的破败污秽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谁会想到，在康有为来访20年后，会有一场革命者的对话在这个“欧富别墅多”的岛屿上发生呢?

　　托洛茨基对于共产国际1927年右倾机会主义的批评是深刻的，然而他由此回溯，否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却不见得有多少道理。尽管第一次国共合作以1927年的大屠杀而告终，但从今天来看，共产党人仍然从中获益甚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得以迅速接触军事、党建和群众运动实践，其影响力也迅速扩大，从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众政党。1927年后，失去在城市立足空间的共产党人往农村撤退，在那里找到了与农民结合起来，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而国民党自己，却受到这次“清共”的重大打击。反革命的屠刀杀得最多的并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内的左翼革命青年。屠杀过后，国民党的革命锐气已经受到重挫，在许多省份，其基层组织被破坏殆尽。国民党此后一直无法掌握中国基层社会，与这次清共，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一个事件的意义，是在历史中逐渐展开的。站在1929年看1927年，太近，还不是那么看得清。刘仁静看不清，托洛茨基更看不清。对于走向革命成功的中共而言，1927年是一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意义上的考验，党史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有着胜利者的自信，没有怨恨。

四

　　那么，在今天，我来到土耳其，又能看些什么呢?今日的土耳其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通常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中国的新疆问题与“泛突厥主义”的关联。第二是因为土耳其在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的高铁，其二期工程是由中国铁建牵头建设的，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修建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关心中国高铁的人，自然能关注到土耳其。

　　这些关注点很重要，但也许更值得去观察的，是土耳其这个具有沉重历史包袱的地区大国整合自身，寻求独立发展道路的努力，及其所遇到的挑战。凯末尔的“脱亚入欧”，在当代土耳其已经正在走向终结。土耳其一度努力寻求加入欧盟，但屡屡被“穿小鞋”。从2008年以来，欧盟自身陷入重重危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兴趣日益减退，寻求自身独立文明地位，成为一个新的追求方向。土耳其加强了在外交上的独立性，与中、俄等大国积极发展合作关系，在中东区域国际政治中也日趋活跃。

　　这种寻求自身独立地位的追求，同时也迎来欧美的“威权主义”的指责。埃尔多安最近对《纽约时报》社论的指责(让人想起中国某位长者对香港记者的斥责)，似乎正在为这种指责增添新的证据。是的，埃尔多安是民选总统，但土耳其的政治体制，从来就没有达到欧洲所要求的标准。欧美对于他们不喜欢的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早准备好了“选举式威权主义”的恶名。因此，土耳其对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追求，会始终会与“挨骂”关联在一起。而在“挨骂”这件事上，中国与土耳其是难兄难弟，中国因为体量大，天生容易挨骂，近代以来挨骂比土耳其时间长得多，也激烈得多。中国也不是没想过通过政治改革，减少一些骂声。但土耳其和俄罗斯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即便搞了一人一票的选举，但如果国家的发展方向不符合欧美的要求，人家照样会骂你。

　　当然，寻求独立发展道路，并非就天然正确，ISIS和塔利班，何尝不可以被认为是在寻求独立发展道路呢?抛开那些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来说，一条道路是否可持续，第一看是否能整合国内种种势力，第二看是否能支撑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埃尔多安的宗教民粹主义，正在国内产生着世俗力量与宗教保守势力的裂痕，而这是否能通过选举政治得到整合，颇值观察。而宗教气氛进一步加重，对于土耳其的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也颇值玩味。

　　6月1日，塔克西姆广场四周密步警车和装甲车，军警人员荷枪实弹，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这是埃尔多安政府对几年前塔克西姆广场上反对派示威的回应。暴力的在场，显示着共识和权威的脆弱，也告诉我们，土耳其对独立文明地位的追求，面临着艰难的内部整合的挑战。

　　由于行程过于匆忙，我没能呆到观摩议会大选投票就离开了土耳其。因而此行与其说是对当代土耳其政治的系统考察，还不如说是在伊斯坦布尔的背景下对中土近代历史关联的初步回忆与整理。然而，我会回来的。感谢伊斯坦布尔，让我顺利进入到思考与关注土耳其的近代中国知识传统之中，并获得了这样的确信：从土耳其，从伊斯坦布尔，我们能找到回到中国的知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