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在20世纪巴西、南非、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此起彼伏的劳工运动中，汽车工人是运动中的先锋，他们的集体行动往往能够争取到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并超越行业本身产生广泛的政治影响，是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因此，汽车工人抗争的浪潮往往是每一个国家中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转折点”。在中国，2010年的南海本田罢工不仅为汽车工人争取到工资的大幅度提升也促使广东省政府和省总工会打开了基层工会改革的空间。基层工会民主选举使工人积极分子获得了进入工会核心的机会，一些改选后的基层工会也正在改变工厂内部的劳资关系和劳资力量对比，打破了基层工会以往被认为是“老板工会”，“牌子工会”的负面形象。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分析为什么汽车工人可以推动基层工会改革，以及改革后的基层工会对汽车工人运动又产生了何种影响？

ST厂基本情况

ST厂是日本、台湾合资厂，2002年在广州建厂，现有员工536名，主要为丰田、本田、日产提供汽车弹簧和减震器。2005年，该厂成立了第一届工会，工会主席为时任管理部部长，工会委员多为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但“员工根本感受不到工会的存在”。2010年6月该厂发生全厂性罢工，工人除了要求加薪600元外还要求撤换工会主席，改选工会。2011年3月18日第二届工会正式成立，由会员选举产生73名会员代表组成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再选举产生6名工会委员和工会主席、副主席组成工会委员会。2013年11月ST厂工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保全部的一名工程师当选为新一届工会主席。

汽车工人的集体抗争推动工会改革

汽车制造业是高利润产业，在2010年珠三角罢工潮前汽车工人的工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工人微薄的工资与工厂高额的利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和不满。2010年本田工人罢工后的两个月内，仅广州市汽配、机电行业的罢工就超过一百宗，在这些罢工中工人普遍要求提高工资，一些汽车厂的工人还提出了改选工会的诉求。为稳定劳资关系，广东省总工会开始在汽配行业推行基层工会改革和集体协商制度，相继出台了《广东省企业工会民主选举实施办法》等政府文件，并提出“五年内实现全省基层工会普选产生”的目标。

汽车工人之所以能够成功争取到民主改选工会与汽车行业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相比其他行业的工人，汽车工人有更强的权利意识、利润分配意识和产业工人的身份认同，这些因素促使他们更倾向于争取在工厂的长期利益，而不是“用脚投票”、“咬一口就走”。因此他们对于形成一个稳定的组织和制度来争取利益有更迫切的需求。其次，汽车工人的罢工破坏性强，因此在资方和政府面前具有强大的谈判力量。他们的力量与汽车行业本身的特点有很大关联。第一，精益生产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工人的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但即使是去技能化的工人在汽车行业“即时生产”、“零库存”的生产体系中，也具有强大的工作现场谈判力量，一家关键汽车零部件厂工人的罢工能够导致整个生产体系的瘫痪。第二，与电子行业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不同，汽车工业是一个大规模的协同产业。整车组装厂将零部件业务外包给汽配公司，实行横向一体化，形成汽车产业链。另外，日韩汽车的供应链相对封闭，每个类别的零部件大都只选择一家供应商，这种稳定的供应关系降低了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抗风险能力较差，一旦核心汽配厂发生罢工则将导致整车厂也被迫停产。例如2010年南沙电装罢工一天就导致丰田整车厂和六家丰田的一级供应商停产。

民主工会对汽车工人集体抗争的影响

民主改选后的基层工会为工人争取到了一定的利益，同时也对汽车工人运动产生了一些影响。

首先，通过参与民主选举等工会活动，工人的团结意识、权益意识、工会意识有所增长。ST厂行政方通过建立绩效考评体系、使用派遣工将工人分化为不同利益的小群体。从工人角度出发，他们并不天生具备团结意识，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在他们还没有成长为具有阶级意识的自为阶级时，工人对工会的意义、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在参与劳资博弈的过程中，工人开始认识到阶级的力量以及他们与工会的关系。ST厂工人首先关心的是利益的问题，即通过集体协商和罢工可以争取到的工资涨幅和年终奖，在与资方博弈的过程中工人开始认识到劳资利益之间的对立和工人群体内部的共同利益，这是他们团结的基础。通过罢工经验的总结，ST工人意识到一次次的罢工并不能保障工人的长期利益，而需要建立一个有行动力的工会。

第二，工人的组织性和策略性的提高。民主选举的基层工会使一些工人积极分子进入工会成为工会骨干，他们在一些集体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比以往被认为是无组织的，一次性的中国工人的集体抗争，由工会承担策划和组织的集体抗争具有更强的策略性的组织性，也有利于工人网络的保存，并且对工人积极分子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此外，通过组织工会活动、参与集体协商，工会骨干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他们对劳资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第三，改选后的基层工会仍然不能根本解除劳资冲突，当工会不能够为工人争取利益时，工人会绕过工会重新进行自我组织发起集体行动来争取利益。例如2013年年末ST厂工会在集体谈判期间没有为工人争取到满意的年终奖，工人发动罢工给资方施压争取年终奖。

民主改选后基层工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尽管工会改选为工人带来了一定的利益，但是民主改选的工会并不能实现工人的整体性利益和保障对阶级利益的代表，基层工会的发展面临着三大主要障碍。

首先，基层工会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观性障碍是工人的成熟度不高。中国工人缺少集体结社的经验，对于先于工人阶级意识成熟前出现的民主工会，工人本身并不能意识到争夺工会主导权的重要性。从ST工厂的个案来看，第三届工会代表性的丧失一方面是由于资方的干预，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的分裂和意识的局限。ST厂内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把工人分化为不同利益的小群体，使工人的眼光局限在争取自身的利益，工人对于阶级整体性的利益还没有充分认识。当工人还没有意识到整体性利益比小群体利益更重要时，他们就难以考虑到阶级利益代表性和运作方式的问题。

第二，基层工会并不独立于公司是基层工会发展的客观性障碍。基层工会干部都是兼职，作为企业员工，他们仍然处于工厂的行政制度之下，工会身份从属于工厂生产体制身份是一个主要的体现。一方面，企业工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脱节，基层工会干部即使工会工作做得出色，也无法在工会系统中晋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基层工会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员工，基层工会干部时时刻刻受到企业行政方的压力，这种局限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基层工会主席工作保守。

改选后的企业工会中大多数会员代表和工会委员都是班组长、工程师，由于怕失去现有的工资待遇，他们不敢正面与资方对抗。但普工参与工会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ST工会每次开会都是通过发邮件的方式通知，而普工上班的时候不能使用手机或电脑，所以普工代表常常会错过工会会议。基层工会被班组长掌控的局面是由于目前企业工会并不独立于企业导致的，公司行政方不允许基层员工放下生产工作参加工会会议，而班组长是脱产的，只有他们有时间参与工会工作。此外，由于企业科层制权威的规训，普工也倾向于选择平时管理他们的人做他们的代表，而不是真正敢为工人说话的人。

由于占有生产资本，公司方可以随意使用资本的暴力对付不听话的工会干部。被公司逼走的前DY汽配厂工会主席说：“公司是从日常的工作一步一步逼你走，比如你请假他不批准，但有时你是必须有事要请假，他就算你旷工。还有奖金评价和绩效评价，他都可以为难你。”除了威逼，还有利诱，为了打压ST厂第三届工会在集体协商中的积极性，行政方以晋升为条件换取工会主席的合作。

第三，全总对基层工会的角色定位限制了基层工会的发展。企业工会无法获得代表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上级工会把基层工会定位为劳资关系的协调者而不是工人利益的代表者。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府工会的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日益彰显出来，基层工会也面临着协调好劳资关系与代表工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在2010年珠三角罢工潮之后，地方政府和全总意识到一个有代表性的工会才能够协调好劳资关系。但全总对企业工会定位是劳资关系协调者，认为基层工会既要处理好代表工人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到资方的利益，解决劳资纠纷、减少工业行动。按照DY汽配厂前任工会主席的说法，“（上级工会）就是叫你事情要办好，又要维护好职工的权益，又不能搞出什么矛盾，你有这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讲到后面还是工会要和谐。”

在实际运作中，工会的两种角色属性——工人利益代表者与劳资关系协调者之间存在很大冲突。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由于劳资利益的对立性，矛盾时时刻刻存在，每一个冲突都要求基层工会做出选择——维护工人利益还是维护资方利益，每一个选择都会导致工会代表性的增加或减少。企业工会要获得员工的信任必然要能够代表员工的利益，否则只会被员工抛弃。就像BM汽配厂工会主席所说：“工会两头讨好最后就成了炮灰。”

基层工会的未来

根据欧美国家的经验，解决工会独立性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建立行业工会，由行业工会出面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处理劳资纠纷。国内一些省市也在尝试建立行业工会，例如温岭羊毛衫厂开展的行业性集体协商。ST所在区的区总工会曾推动成立了非正式的汽配行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工联会成员平均每月聚会一次，会议由11家工会轮流主持，交流议题主要与工会、集体协商相关。但由于区总工会态度的转变——强调经济发展和劳资和谐，工联会已不再继续运作。工联会是行业工会的雏形，目前国内要建立行业工会还是取决于上级工会的工作方向和地方政府的释放的政治空间，企业工会在制度上并没有建立行业工会的权力。企业工会改选和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后，罢工并没有如地方政府和全总预期地那样减少，地方政府和总工会担心建立行业工会可能将产业行动的范围扩大化。

对于ST工会来说，ST员工流动率低，这是工会建设的基础。ST的员工通过参与工会的民主选举、集体协商、会员代表大会的会议等工会活动开始认识到工会的重要性以及ST工会存在的问题。第二届工会通过有效的集体协商、为派遣工争取权益等从上至下地将工会的代表性延展开，但这种依靠工会干部主动性的建设方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第三届工会的不作为使工会积累的代表性逐渐丧失。从ST的案例可以看出基层工人为了争取利益，在不断推动工会的前进。从工会改选、工会提前选举和支持工会的年终奖谈判，最重要的力量都来自基层工人。要建设一个能够为工人争取权益的基层工会关键的力量来自于底层工人自下而上的支持。

ST工会的建设目前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她需要处理好工会与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工会会员代表、工会委员与普通会员之间的关系问题，小群体利益（例如班组长）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以及更长远的，利益（加薪、加年终奖）与权力（影响劳资关系）的关系问题。

汽车工人运动与工人阶级的成长

目前汽车工人的抗争仍然以厂为边界，但是决定单个汽配厂能否与工人分享利润，能够分享多少利润的是来自厂外的力量，例如日本总公司以及上游整车厂。ST厂每年的年终奖和加薪比例都是在日本总公司提供的底线内进行分配，即使广州ST迫于工人的压力要提高年终奖或加薪比例，也必须服从于日本总公司的安排。此外，随着中国汽车销售市场的扩大，各大汽车品牌都想分一杯羹，而整车厂把削减成本的压力转移给汽配厂，例如丰田每年都会要求供应商降低零部件的单价。而汽配厂又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工资明升暗降等手段将削减成本的压力转移到工人身上。

为了保证利润率不下滑，各家汽配厂都会在给工人加完工资和年终奖后提高产量指标，这已成为汽配行业的惯例。利润率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由于可变资本的提高，单个汽配厂只有提高剩余价值才能保证剩余价值率不下降。因此工人必须打开眼界，认识到自身的处境是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相关，才能够进一步地推动汽配行业工人运动的发展。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工人阶级的认知和工会意识的成长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使工人面临相同的处境和共同的利益关系，但此时的工人只是生产结构中的工人群体，当他们在不断的劳资对抗中组织起来、建立集体认同并能够开展阶级行动，此时他们才能够称为“自为的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工人运动的发展体现为：“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而且在经常联合的资本面前，对于工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重要。”工人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也是工人阶级逐渐意识到维护工会比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过程，工人阶级的成熟与工会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1]贝弗里·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