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讨论

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经济斗争

巴丢意图用政治的能动性去对抗、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在巴丢看来，汉代的“盐铁论”就是国家政治意志与自由放任、专家（其实是儒生）治国的争论，前者由法家所主张，后者则为儒家所坚持。25这场古代的争论又出现在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中。简单说来，前者主张群众路线的政治能动性，对经济关系进行改造；而后者主张干部专家领导一切，听从“经济规律”。可以说，法家-毛泽东的实践是政治意志对经济客观性的造反，造反的秘诀就是“相信群众”，从而对经济客观性进行改造，并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儒家-斯大林相信作为中介的官僚和专家，相信所谓的客观必然性——苏共因为官僚制（相信自然而客观的经济规律）而沦为修正主义政党。

但是在“文革”之后，革命事件的序列（sequence）——首先是1792年—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其次是1848年—1871年的以巴黎公社为高潮的欧洲革命，再次是苏联革命，最后则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26——宣告结束，这也意味着身处后毛主义时代的我们必须去思考没有政党、远离国家的政治。正如巴丢所说：

一直以来我们都忠于阶级政治、阶级国家等的理念……但我们不能再重走旧路了；没有必要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修正。问题是要超越如下观点：政治代表了可以被划为阶级的客观群体。这个观点非常强大且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再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需要从政治进程、政治对抗、冲突和矛盾出发。27

在拉撒路看来，毛主义与列宁主义构成了一种断裂，是一种后列宁主义，尤其是在群众政治方面，毛泽东的“文革”做出了开拓性的创新，但是“文革”并没有处理好群众政治与政党（阶级）政治的关系，因此巴丢决意构想出后毛主义的政治28——没有政党的政治。

而鲁索（Alessandro Russo）在谈到6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的平等政治时，也指出，这些创造性的政治形式意味着对阶级政党政治的质疑。29

这里我们同意潘毅的看法：“巴丢和鲁索忽视了阶级和阶级敌人的存在——这些是真问题，并将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主体转变为政治组织的抽象形式。他们抹去了‘阶级’的问题，并且用‘政党’形式取代了政党（即真实的资产阶级政党或由资产阶级所掌控的政党）。”30换言之，真正的问题在于资产阶段政党，而不是政党本身，就这样，巴丢和鲁索将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污水一起泼了出去。

回到中国的革命。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得以确立，作为阶级的资本家已经被消灭，按理说社会主义就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条路线之争。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因为社会主义阶段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意味着“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31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对此，张春桥提出问题说：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32

这就涉及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再生产出资产阶级从而出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也做出了类似的思考。虽然在1958年提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但在1956年毛泽东就注意到党员干部中在滋长争级别、争待遇、争名誉、争地位、追求享受的思想，这些都是与社会主义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背道而驰的，因为这种官僚主义很可能导致修正主义。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法权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如果任由资产阶级法权的发展，新的资产阶级就可能生产出来。正如罗岗所指出的，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当时中国如果有阶级斗争的话，那么阶级斗争的核心不是一般意义上与“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或者说与剥削阶级残余思想的斗争，而是尖锐地表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33

其根本的秘密就在于生产关系的三要素：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三，产品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的第一个问题，而第二、第三个问题则并没有根本解决，或者说从第二、第三要素来看，还处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中，也就是说，国家性质既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也可能退化为资本主义的。“鞍钢宪法”与苏联强调“一长制”并采用泰勒制的“马钢宪法”相对立，反对工厂专制主义和物质挂帅，提倡“两参一改三结合”，意在改造生产关系的第二、第三要素，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则是针对第三要素。但在韩丁（William Hinton）看来，在改造生产关系第二要素方面也是困难重重，因为有些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等级制度和一长制。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必要的基本工作”。34

这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意义所在。在毛泽东看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不能依赖意识形态灌输，而是要在运动中让群众进行自我教育，正如他所说的，“管理也是社教”，而非什么科学或经济学科学。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如下这段话：“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35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

但如果没有资本家，党内资产阶级来自何处？当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36，并在1974年重提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因又在何处？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1975年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这篇文章中，无论是在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所有权都存在形式与实质之分。在社会主义时期，虽然生产资料采取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法权下，某些官僚干部会不断扩大自身的特权，并且在实质上将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37

于是，先锋党的阶级政治路线就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先锋党能够坚持革命的逻辑，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便有其可能，但如果先锋党遵从国家的逻辑，“自然地”发展下去，那就可能再生阶级分化。因此，我们不可能抽象地或形式地否定先锋党的形式，因为它要面对真实的敌人即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而这种资产阶级的产生则几乎具有某种“自发性”，关于这种自发性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的解释是：

历史的经验表明，由几百年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关系常常会在不能一朝一夕实行革命化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基础上重新自行滋长起来，于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关系的影响下，那些旨在使直接生产者能够自行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形式就会——如果不对这种倾向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话——自发地朝向权力机关“独立化”、即朝向群众和国家机器之间新的分离的方向转化，其结果就是重新形成政治上的压迫关系和经济上的剥削关系。38

贝特兰也看到，因为社会劳动分工不可能一朝一夕就革命化，于是在资产阶级法权下，新的资产阶级还可能“自发地”再生产出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遏制这种自发性——这种自发性可以表现为“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这是其存在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证明，或许并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但社会主义的经济斗争是完全可能，也是完全必要的，虽然斗争的前提是表现为党国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开经济，去拥抱一种替代性的政治。而巴丢没有认识到汪晖对党国体制和国党体制的区分——前者包含着政治性的态势，而后者则专注于权力的巩固。39

党国体制尚存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空间，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持续斗争的场所。

四、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

先锋党是一种悖论性或者辩证性的存在：其存在发展是为了自己的消亡。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征途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死灰复燃的可能，于是先锋党就不能放弃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放弃国家机器。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所说，其目的是为了“国家的消亡”。对此，葛兰西明确指出：“一个致力于消灭阶级分化的党，只有当它已不复存在的时候才能臻于完善，因为这时候阶级不复存在了，阶级的表现形式也不复存在了。”40也就是说，党国体制是伴随着阶级分化的消亡而消亡的，其消亡需要经历一个辩证过程，那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去消灭阶级分化，并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实现自己的消亡。正如毛泽东在即将建国时所说的，“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41

但社会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面临官僚化和修正主义的命运。“文革”就是针对官僚化而发动的一场运动。当然，在“文革”失败之后，在革命的序列终结之后，传统的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似乎都耗尽了能量，这就导致了汪晖所说的政党代表性的丧失和去政治化的政治。42

霍瓦德（Peter Hallward）指出，虽然坚持认为“政治与国家的分离对政治来说是根本性的”，但巴丢也认识到，真正去国家化的行动恰恰来自企业或资本，它们为了商业的灵活性和金融的流动性而真正削弱了国家。正是基于这一点，巴丢进一步认识到，资本的逻辑在某些历史情境下必然要求国家适当地退出，从而为其积累和剥夺开辟道路，让“经济规律”主导一切。这个时候，只有国家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保护公共空间和公共利益（general interest），而资本是从来不会体现公共利益的。43

事实上，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如下论断——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4——而将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完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无视甚至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但历史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巴丢所认识到的，资产阶级国家有时要以全体人民或集体利益的名义去制定政策，如公共设施的建设、福利的分配以及生态保护等。这其实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要对生产条件进行调节，以便缓解资本主义矛盾。巴丢的观点其实是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一个折射，这种观点以普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和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为代表。而正如米利班德所指出的：

当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代表“统治阶级”采取行动时，它多半并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指令行事。国家诚然是一个阶级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但是，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45

这种自主性和独立性是其维护“公共利益”——有时甚至以违背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为代价——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条件包含三个方面：“外在的自然条件”即自然要素；“生产的个人条件”即劳动力；“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如交通和运输工具等。而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指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就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之间——第一重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矛盾的根本就在于生产条件的这些方面并非是为了资本主义而准备的，但是在万物商品化（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语）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这些要素又好像只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如果任由资本对这些要素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和剥夺，那么这些要素就面临着被损害、被毁灭的命运，其结果只能是人与自然的同归于尽。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就不得不采取诸多福利措施，同时国家之外也会出现诸多社会保护运动，如生态环保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甚至是针对公共空间的占领运动。正如奥康纳所指出的：“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都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国家控制、大型资本集团内部的更多的计划性以及在一个管理或组织方面更具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资本主义，即一个更少具有似自然性的资本主义。”46

所谓“似自然性的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二自然，一个表现为具有自身自然法则的独立的经济领域。在计划的过程中，国家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挥得更为充分。更为重要的是，环保运动不可能仅仅是消费习惯的改变，而且意味着对生产方式的改造。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指出，“我们的经济与地球上诸多的生命形式都处于战争状态，其中也包括人类”。47若要改造经济或者生产方式，我们不得不依赖国家的力量。正如汪晖所说，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48而这正是当下的环保运动或其他新社会运动所没有认识到的。因此，在面对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的时候，我们似乎不必匆匆告别党国体制，而应去向国家提出政治要求，让其更具回应性。

但另一方面，应该在社会领域开拓新的组织形式和群众运动形式，这是生产力、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社会化的根本动力。在中国，一方面正如鲁索所指出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的政治形象逐渐被抹去；49另一方面，因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原本的工人阶级形象模糊不清，需要重新去认识或重估阶级，从而阐发出不同于过去的阶级-政党政治。50新的政治在于发现新的阶级联盟并创制出新的普遍性，诚如汪晖所说：“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有在它能够创造出普遍性时，即它可以代表普遍利益的时候，才具有代表性。因此，重建代表性的过程也是创造普遍性的过程。”51

因此，整合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少数族裔和劳工运动等，生产出新的政治纪律，从而让政党政治在新的意义上重建代表性，就成了关键问题。52而这有赖于党国体制与社会运动或后政党政治的良性互动，因为单纯的社会运动无法驾驭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通过党国体制的中介和组织；而党国体制也只有受到党外运动的激发，才会避免自己的官僚化倾向，彻底沦为国党体制。

20世纪60年代的中西党国体制普遍具有自主性，是阶级斗争的活跃场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在60年代终结后，无论是东西方，国党化趋势都占据主导。在中国，资本的自由恰恰源自于国家的干预，这个时候国家所表现出的就不再是自主性或独立性，也很少代表“公共利益”，而主要表现出对劳动的压制和越来越彻底的官僚化趋势。

当本应作为先锋队的政党与资本结成同盟的时候，工农大众就很难再诉诸党国的力量。但这并不是我们抛弃党国体制的理由，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斗争有赖于此。另外，“阿拉伯之春”很好地体现了巴丢和哈特与奈格里（Hardt and Negri）53等人的去政党的革命政治，但“革命”的结果却是伊斯兰民粹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的“复兴”。这证明了没有先锋政党的领导以及相应的革命机构，这种“革命”一定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因此，一方面应该鼓励诸多形式的后政党政治，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更为艰苦卓绝的斗争，确保党国体制的政治性，让其成为积极的斗争场所，这或许是未来解放政治的斗争方向。

*潘毅教授以及夏永红、傅正博士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