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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命脉

2015-7-26 21:4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588| 评论: 0|原作者: 张宏良|来自: 红歌会网

摘要: 自来水、食盐等这些国家国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都在交给外资控制,从而使国家越来越丧失了战争支撑能力,这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越来越妥协退让的一个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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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来水、食盐等这些国家国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都在交给外资控制,从而使国家越来越丧失了战争支撑能力,这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越来越妥协退让的一个根本原因。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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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盐业专营将使盐业成为又一个外资控制的“水务”(旧文重发)

作者:胡思想 

  张宏良:这是一位体制内同志撰写的文章。该文在分析盐业问题的同时,所提出的如何对待国企的问题,是决定当今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盐业改革”本身,所以我们专门强调大家注意。由于实体经济的限制,当今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采取了国有企业的方式,而又由于30年前改革否定了国有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这就把国有企业完全变成了官有企业,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官僚集团占有制。
国有企业这个特点,在客观上使中国人民在国企斗争面前陷入了十分悲惨的两难境地:如果反对国企私有化,就会在客观上加强国企官僚化,把国企完全变成了一小撮官僚为所欲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果允许私有化,又会摧毁国家经济支柱,使数百万亿国有资产落入外资手中。这就是当今中国人民极其悲哀的两难选择!
要摆脱这种两难境地,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建立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国有企业内部由工人直接参加管理,使国企高管和各级官僚没有权力和条件为所欲为;国有企业外部建立国民监督委员会,防止国有企业内部分光吃光,瓜分国有资产。除此之外,国有企业没有任何出路。
现在看来,八十年代初否定工人直接参加管理的“鞍钢宪法”,把工人参加管理污蔑为是“极左”,通过宣布“永远不搞群众运动”而彻底废除“鞍钢宪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国有企业要么变成官僚集团个人支配的官僚资本,要么变成中外资本家的买办资本和外国资本,总之,就是要把中国人民牺牲2800万革命先烈换来的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资产——或者是官僚私人支配的资产或者是资本家私人占有的资产。这就是把“全民所有,国家经营”的国营企业,变成“国家所有”的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国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虽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地之别。
所以,中国左翼多年来一直强调,对国有企业的正确策略是:首先要保住国有企业,绝不能落入外资手中,这是的确国有企业斗争的根本问题;其次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民主化改革,恢复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前者,决定了我们要与国企私有化的极右汉奸势力进行殊死搏斗,后者决定了我们要与否定“鞍钢宪法”、否定民主化管理的官方左翼进行原则斗争。这就是中国左翼对于国有企业的根本态度和根本历史任务。
下面是胡思想同志的文章。
2014-11-24)

2014年10月29日,在中国盐业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盐业协会披露,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已在国家发改委主任办公会议通过,并在各部委完成意见征求。盐业改革方案分六个部分共20项内容,方案核心为废止盐业专营,具体内容为从2016年起,废止盐业专营有关规定,允许现有食盐生产定点经营企业退出市场,允许食盐流通企业跨区经营,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放开食盐批发、流通经营。2017年起盐业全面按照新的方案实行。中国盐业协会称,按照已过会的草案规定,盐业在2015年继续专营,2016年取消特许经营,2016年企业同时申请新许可证,2017年开始获得新许可证的企业开始新的经营活动。
有关部门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盐业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政企分开,取消食盐专营。中国的盐业专营是有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的,应当是中国最长的国家垄断专营行业的放开,这是一个全面走向“让能够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均交由市场配置”的重要进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工业化也叫产业化,是指从农业等第一次产业的比重很大的阶段向第二次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比重提高的过程。这不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而且也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动态脱出,向城镇化等社会转变的历史性过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经济结构转变的主要动力。相对于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而言,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或中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世界是怎么被分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的呢?刘易斯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中说道: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追溯工业革命的历史,18世纪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19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都相继仿效,进行工业革命。这个时候,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对世界其他国家提出了两个挑战:一是通过仿效而实现工业化的机会;二是进行贸易的机会。进行贸易的机会就是工业化的机会,因为对外贸易将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增加制成品的国内市场。正是每个国家对这两个挑战的反应不同,世界被分成发达国家和后进国家。当世界被分成发达国家和后进国家之后,这两类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也就不同了,发达国家所依据的是世界性理论(或叫一般性理论),这类理论代表当时世界最先进部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如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萨缪尔森等每个时代主流经济学派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依据的是民族性理论(或叫特殊性理论),这类理论描述当时在世界发展过程中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罗斯托、刘易斯、筱原三代平等,他们的理论创见和实践中许多国家由后进赶上先进的实例,构筑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理论。
所谓工业化战略,是指国家或政府主动干预工业化过程所采取的政策或措施。后进国家工业化战略有两个理论前提:(1)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农业是工业化的制约因素之一,工业化必须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进行;(2)国内商品市场交易自由化,亚当•斯密认为自然的经济制度是最好的,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人类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身想达到的目的,使一切生产都按照最有利于国家繁荣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使个人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相协调。这就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源。
但是,后进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后进国家的崛起和赶超最基本的是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适应本国的情况。美国工业起步于从英国引进水力纺织机和蒸汽动力机,以后又从英国引进铁路、机车、机械制造和钢铁冶炼技术。美国人把引进后的技术加以改造和创新,将引进技术理论实用化、产业化,大规模大批量生产,并且重视通过引进人才来引进先进技术,在工业生产能力、工业技术和基础科学方面都成为世界中心。二战后的日本在20多年的时间内就通过产业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完成了工业化,使工业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主要工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经验是产业政策加技术引进并消化创新。从1950-1975年,日本从西欧和美国引进了25000多件先进技术和装备,选择吸收了各国的技术之长,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技术革新,形成更加先进的工业技术体系。
在世界发展的某一个时点,有一批先进国家处于发达阶段,这些先进国家发展的历史,为其他后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如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及至组织制度的变革等。后进国家以先进国家为榜样,通过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在技术引进和创新、规划未来的产业结构以及设立相应的组织体系等方面,就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从而实现赶超。这种现象被称为“后发优势”。
但是,这种“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要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成现实,后进国家由于没有强大的财力,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不能象先进国家那样自然地发展,而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也就是说,“后发优势”一定要在政府干预下才能发挥出来。
在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派中也有诸如赤字财政或类似凯恩斯学派补救失业政策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思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来提高消费倾向和引诱投资。凯恩思政策主张的最本质的地方就是国家干预,其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凯恩思的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两者共同配合,共同稳定经济体系。另外,凯恩思还主张政府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凯恩思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国政府与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经济主张在他身前身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为解决当时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强调再工业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
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进行工业化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作用的加强和集中。后进国家政府集中现有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入战略产业,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基本方法。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讲,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标志。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分工的基本力量。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证。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进一步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优越性。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搞好国有企业就是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是要不断巩固、加强我们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1895年5月,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说:“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及妻儿的利益,会与本民族的敌人结成盟友,联手反对本民族的未来。”“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族类素质(或叫物种质量)进行的永恒斗争。同样,我们决不能沉溺于乐观主义的期望之中,以为只要我们能使经济达到最高发展程度就算完成了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天真地以为在‘和平的’自由经济竞争中物竞天择的过程必然会使经济最发达的族类自动取得胜利。因此,经济政策最终必须为民族权力的利益服务。”
然而,近年来有许多打着改革的旗号,却干着与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事。他们一味否定国家宏观调控,鼓吹“市场万能”,别有用心地企图误导国家政策。
近代史血与铁的结论:只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华民族。某些人认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全不需要国企,依靠私企照样可以。这种观点其实彻底违背了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近200年的残酷历史所得出的血与铁一般的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要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者手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掌握了国家权力,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之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标志。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现在,有的学者大势攻击国有企业垄断,其实日本的反垄断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垄断的,因为日本的企业通过垄断经营扩大规模,可以在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2012年3月,日本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宣布正式合并,组建新公司新日铁住金,合并后的新公司的钢铁产量为4537万吨,预计总销售额达5.5122万亿日元。合并成功后,新公司粗钢生产规模仅次于全球产量第一的、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赛乐米塔尔,届时有望成为粗钢生产能力世界第二的钢铁集团。2013年2月,美国航空和全美航空将合并成世界最大航空公司。洛克菲勒家族控制了美国大约25%的经济,它在内部实行计划,让政府不干预市场,是为了方便自己吃掉那些中小对手,形成自己私人的垄断和计划。
我国的高铁是近20年来最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产业,可以带动我国发展几十年。但是,由于受“7·23“动车组事件影响,铁道部拆解了。铁道专家王梦恕评铁道部改制:总体上比较失望。王梦恕认为,改制之后,变身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市场化的体系和需求下,首先考虑的是营运效益以及自身所担负的债务问题,而不再是肩负铁路建设的社会责任。作为中国最了解铁路的人之一,王梦恕一直公开反对铁路政企分开,他认为市场化会令中国铁路总公司先考虑营运效益以及自身债务,不再肩负铁路建设的社会责任,“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大动脉,不能完全市场化!”我们是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铁路现在还不到10万公里。美国虽然只有3亿人口,但他们的铁路已经达到27万公里。2013年我国整体铁路建设进入低潮时期。铁路建设的低潮也会影响钢铁行业、机械加工行业以及煤炭行业、水泥行业,等等,一些大型企业在过去的一年中感觉很难受。铁路本来就是国家的经济动脉,关系国家安全,一旦铁路的构架发生变动,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不集中,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比如遇到灾难,国家就很难调动铁路的力量。现在正处于混合时期,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值得仔细研究。
五百年来是海洋霸权统治世界的时代,但是,由于高铁及高速公路的发展,陆权开始崛起,如果欧亚大陆通过高铁和高速公路等现代基础设施连接起来,在国际通道方面打通包括连通欧洲、东南亚以及俄罗斯三个方向的线路。除了目前依赖的海运之外,将为我国创造第二个资源入口通道,同时也能提供发展西部落后地区的机会。
现在有的人在大力鼓吹混合经济,我们一定要警惕,混合经济应是国有、集体资本为主体,不能混到最后把国有资本都混没有了。《宪法》“总纲”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总纲”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础。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坚强主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当前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之间的角逐。我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结构调整,大型国有企业已成长为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和国家经济支柱,是国家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经济基础,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坚强支柱。
我们应研究制定保护国有经济的相关法律。比如战略产业,规定国有经济的比重。在2013年12月“2013上海国资高峰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说,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制度确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他总结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4个显著特征:1、社会总资产要保持公有制经济的数量优势;2、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要占据支配地位;3、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要起主导性作用;4、国有经济本身要有活力,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发展壮大。楚序平分析,2012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中,国有经济只占23%,比例还在逐年下降,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据数量上的优势,但国有制经济依然发挥主要作用。楚序平说,这也证明了一点,根本就不存在现在国进民退这样的现象,事实上是存在私进公退。楚序平认为,混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体是谁,那么这个主体我认为决定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混合经济不能混到最后把国有资本都混没有了。总结以往的改革经验教训,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经常是弱势地位,混到最后国有经济没有了,这显然不是我们要坚持的一个政策取向和目的。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强宏观调控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很早从理论上阐述了工业的重要性的是美国建国初期的杰出政治家汉密尔顿(1755—1804年)。1789年,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第一任财政部长。1790—1791年,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了著名的四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了美国的经济建国大纲,其中心内容是,发展民族市场,进而发展美国制造业,以实现美国工业化。他说,不仅一个国家的财富,而且它的独立与安全都与工业的发达息息相关,要使美国强大,首先必须发展工业。美国应该通过政府的巨大赞助,努力加速工业的发展。1791年12月,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鼓励在美国发展制造业。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早期的工业化,建立了近代工业体系。汉密尔顿的思想对后来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生产力理论创立历史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斯特主要提出了在后进国家如何发展工商业的理论与政策。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此书也是俾斯麦的案头书。)这被誉为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的圣经。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许多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生产力的增长比眼前物质财富的获得要重要得多。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李斯特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批判,提倡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发展民族工商业。李斯特认为,“国家在经济上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预的必不可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要使工业、海运业、国外贸易获得真正大规模发展,就只有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预才能实现”。“完全放任自流的产业转眼就会毁灭。国家如果让一切事物自行其是,无异于自杀。”在李斯特看来,国家干预也是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必要手段。他说,“以其先进的经济,英国可以逐步开创更大程度的世界自由贸易”,但是,“英国先进的工厂和其它工业国的相对落后的工厂之间的自由竞争,只会导致较软弱国家的工业的毁灭”。因此,“为了对抗占支配地位的英国的经济力量,处于工业化进程第二、三阶段的国家也需要保护性关税。这些国家工业的性质决定了必须采取这种政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李斯特认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就是“贸易奴役”。“这样的自由贸易——如果是单方面采用的话——就是允许外国竞争者毁掉本国工业,而又剥夺了本国制造商在外国市场上与外国对手平等竞争的权利。这样的‘自由’会使我们成为受外国摆布的可怜虫。我们的工业和商业只好听任他们的法规的左右了。”
有少部分被西方洗脑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者在中国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他们以打破行业垄断和落实“民营”化为名(由于垄断行业已经成为大型国有企业的代名词,而民营资本则实际上是私人资本,并且是包括外资企业的私人资本),企图搞垮我国最后123家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经公布要打破垄断和落实“民营”化的行业是铁路、能源、金融、市政、电信、教育、医疗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都是中国经济的航空母舰,拥有数百亿乃至上千亿资本,国内私人企业根本就无力进入,而能够进入这些行业抢占大型国有企业资产的,只能是另一种“民营资本”,即外国垄断资本。某些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者违反历史事实,曲解马克思主义,杜撰了一系列荒谬绝伦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企图解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则,从根本上来矮化、丑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其目的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他们“向往”的“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欧美模式”。他们主张中国彻底实行包括关键产业领域在内的“国退民(包括外企)进”,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其私有化和自由市场“伪改革”逻辑的终点和政治恶果,就是导致美欧跨国公司彻底控制中国经济的全部战略高地,并连累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的附庸化,从而为美国第一服务,为其“1%”的富人、权贵等服务。他们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全球化名义极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使自身陷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国企的组织方式是好的。美国人误导我们说,分散化和小企业是好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公司都是搞计划经济的,美国有最好的计划科学,因此列宁在苏联搞计划经济时,把很多美国计划经济科学家和管理者请去做国家计划,取得巨大成功。很多人以为美国经济没有计划,其实美国前500个大公司都在做计划,这些公司最有力量的部门是总裁直接管理的计划部。中国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不做计划,盲目开放市场,最后必然被人家吃掉。
我国正处于和平崛起期,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可谓“眼花缭乱”和“如履薄冰”。国家在尊重市场规律的情况下,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尤其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的特征。中国这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的发展模式,必将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未来采用的成功模式。
有的人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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