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日关系的“钓鱼岛问题”史

　　以“冲绳返还交涉”和发现海底石油之说激发领土民族主义冲动为契机，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布置警力控制钓鱼岛海域，开始虚构“固有领土论”作为抹杀中国主权和战后处理权利的象征暴力。对于被剥夺了“自古以来”权益而根据地理地质理论和历史文献主张主权的中国来说，即使得到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日本进步学者声援，国家间政治也还是要归于国家能力解决问题——要么以武力对武力驱逐日本海警，要么通过外交谈判实现“战胜国”权利。新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且一贯追求“中日友好”，武力论不可想象；而“中华民国”早与日本缔结和约，除非以断交条件提出重新交涉——但事实上反以乞求日本维持政治承认为能事故不可能。因此，只有新中国利用日本、美国承认的机会交涉对日战后处理之一途。

　　日美在1971年6月17日签署《关于琉球群岛、大东群岛的协定》，之后基辛格才于7月秘密展开“解冻”中美关系的北京之旅，佐藤荣作首相也表示愿意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是一种美日相互借重而不把中国作为“对日战胜国”意义外交对象的局面。但美国在台湾官方交涉、民众抗议和在美华人、留学生的“保钓运动”压力下，制止了日本尝试实际占据钓鱼岛的“落实施政权”企图。根据美国2013年解禁的外交文件，随着1972年返还施政权的临近，日本政府于1971年1月向美国提出在钓鱼岛建造气象观测设施的计划。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以“增加与台湾、中国对立的风险”为由反对；日本外务省美国局长吉野文六则要求提及岛名作为返还对象。3月12日全美保钓行动委员会发表“致中华民国政府公开信”，谴责其“未采取任何具体之行动”而“仅在报端含糊其辞”，抗议日美侵犯领土主权，要求阻止日本在钓鱼岛建设气象台。为阻止日本建造设施，美国有所折中：虽拒绝在协定正式文本提及岛名，但把相应的经纬度范围记入“商定议事录”作为附属文件。25日美签署协定前夕，台湾当局“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又通过美国的纺织品谈判特使争取到钓鱼岛最终状态未定、就此问题日中协商的承诺。新发现的美国档案证明，尼克松政权内部出现了反对把钓鱼岛包括于返还区域的主张。总统助理基辛格一方面否定这种意见，一方面指示不对领有权主张采取立场。6月17日“美日琉球协定”签署，美国国务院特别说明“施政权归还于日本不会损害中华民国的根本主张”。但日本外相爱知揆一虚意应付，虽然根据美国要求于6月15日会见了台湾“大使”，但拒绝实质性协议；台湾当局又进而在美日协定生效之前于1972年3月26日向美国提议把钓鱼岛作为美军的“射击轰炸靶场”。如此曲折交涉的结果，就是日本政府现在也承认自1972年5月以来提供给美军的两个靶场被冠以了“黄尾屿”和“赤尾屿”的中国命名。26如此“最终状态未定”的象征，定义了直到今天日本并不能落实“施政权”的“无人岛”状态——日本虽然警备巡逻于钓鱼岛海域，形成未遭遇驱逐意义的“实际控制”，但并不能实际占据、支配钓鱼岛。这是与日俄、日韩争议领土分别被俄、韩实际占据情形的根本区别，所以才有2012年以登岛建造设施为目的的“购岛”策动。

　　“无人岛”状态和“主权争端当事者解决论”，意味着美国早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就采取了姑且“搁置”策略。厘清战后形成“钓鱼岛问题”的过程逻辑，可知所谓“战后处理”其实是外交能力形式的“战争”继续，直到得出国际法结论才能真正“结束战争状态”。美国“搁置”中日问题的解决符合其控制日本、分裂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如欲维护权益、争取尊严，就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盟国战胜、占领日本——苏联“解放”的东北并非无偿地交给中国，美国攻下的冲绳也没有中国权益的份额——而必须独立自主地与日本交涉“战后处理”。事实上，日本对有待于共同履行战后“议和”手续的新中国并不敢正面挑衅，例如《人民日报》1970年12月初开始谴责“美日反动派阴谋掠夺”台湾周围海底石油资源并主张钓鱼岛主权以后，有议员在国会表示忧虑除去岛上的“青天白日旗”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外相爱知揆一答以“是国民政府的国旗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旗”。27并且日本国内还有同情、支持中国立场的主张，认为：如果要求领土权，强行开采石油，自卫队要巡逻，“那样就超越了领土权争执，变成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再侵略，难免为日中关系正常化制造新的障碍”。这使保守舆论担心：倘若中国采取战后处理的外交立场和道义姿态“攻击”日本，就成为“政府、外务省非常头痛的事”。28可以想见，如果利用中美关系解冻的战略效应和认清日本面临中日战后处理的道义弱势地位，中国在直接交涉时对钓鱼岛采取约束日本行动的主权姿态，日本未必敢作对抗。

　　但日本外交并没有畏难退缩，种种研究、讨论、批评、忧虑在其民主体制下构成了思想、能力的锻炼过程。从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精英就以“败于战争而胜于外交”自励。他们利用大陆、台湾竞争日本承认待价而沽，诱导中国把邦交正常化的主题设定为“唯一合法政府”的“一个中国”原则承认，来取代本来的战后处理主题，战争责任、领土处置就被视为次要而暧昧化了。早在1957年，在新中国释放日本战犯而日本政府仍然拒绝政治承认的形势下，社会党就以“亲善使节团”访华作继续推动的姿态，但提出“相互无条件恢复邦交”方针，这是以政治承认交换中国放弃战后处理权益的最初表达。29中美关系解冻、日本对华外交进入政治日程之后，外务当局定调“中国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其主管官员辨明：对日本宣战的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战后1949年诞生的国家，“与之签订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道理不通”，所以要搞“联合声明”。30这种逻辑的要害在于：利用冷战体制隔绝中国统一造成的“台湾问题”，首先以战争发生于大陆的事实压迫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回避追究日本侵略战争责任而造成形式化的“中日议和”；然后再以“虚构”的国家形式主义国际法解释，把与“中华民国”的交涉结果欺骗性地加于大陆，以承认新中国主权来换取无实质性战后处理，最终在逃脱战争责任追究的意义上象征性地完成与“全中国”的“战后处理”。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诱导中国只把处理“台湾问题”认作邦交正常化的原则。1971年11月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携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致周恩来总理的信访华，暧昧地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这种没有“唯一合法”之明确态度的试探遭到拒绝。31对此，中国的外交史叙事往往以日本佐藤政权遭到拒绝而陷于被动之类沾沾自喜；但其实，这种“虚晃”性试探具有把中国的问题意识引导、固定在主权承认之“台湾问题”上的作用。1972年4月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赴北京“为政府间交涉开路”。他提出日本尊重中国的“台湾问题”原则而要求中国展现“灵活”。周恩来会见春日时就表示“灵活”立场说：政治问题不可能都达成一致，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于是，双方把条件“压缩”到“必要的最小限度”，提出只与“台湾问题”有关的“复交三原则”，即承认“唯一合法”地位、台湾“不可分割”和“日蒋条约”非法无效，而避开钓鱼岛归属、日美安保条约等“不能达成妥协”的问题。327月下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秘密访华，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联合声明要点”，其中甚至明记放弃战争赔偿要求。

　　当然，邦交正常化毕竟是战后交涉，不可能完全脱离战后处理议题；即使赔偿和领土这两项核心问题本来要刻意回避，也还是形成了惊险交锋。中国的预定立场是放弃赔偿要求，“却在会谈中成了问题”——中方没有想到，尽管满心热情放弃，但日方竟以蒋介石政权已经放弃赔偿为由，反对写入联合声明。周恩来认为受到了“简直不能忍受”的“侮辱”，斥之为对中国的友好“不领情”，日方才同意“单方面宣布”形式的中国放弃专条。33另一个无意中“成了问题”的钓鱼岛争端在谈判现场并无冲突，但日本方面紧张担心，尤其是一些日本学者往往渲染其惊险，意在表达对中国没有直接主张钓鱼岛主权的庆幸。这种研究称：在1972年9月27日下午举行的第三次首脑会中，周恩来纵论世界格局之际，田中角荣突发“意外”之言，询问对于“尖阁诸岛”的看法。周恩来委婉地制止说：“关于尖阁诸岛问题，这次不想谈。现在谈它没什么好处。因为有石油，就成了问题；如果不出石油，台湾、美国都不会做文章。”然后就转换话题，很快结束了会谈。田中为什么提出外务省预定之外的问题？他大概是想从中国取得某种承诺以防国内右翼人士批判其不敢向中国表示领土主张。从常识而论，日本作为“实效支配”争议领土的一方主动提出讨论是为失策；如果周恩来反扭一把，就很容易抓住口实，说日本承认存在领土问题，给将来留下祸根。然而，重视对苏战略、急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周恩来知道争论起来不好收拾，他“救了”外交外行的田中角荣。换言之，中国并不像日韩谈判邦交正常化那样要求解决领土问题，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所以阻止日方讨论。34

　　如此，日本主流学者引用外务省公开的谈判记录，得出了周恩来不要求钓鱼岛主权、更不存在“搁置争议”共识的结论。必须指出，这种研究推测过分而实证不足，所引用的外务省谈判记录也存在着明显的删改痕迹：一是始末唐突，二是周恩来不可能跟着田中使用“尖阁”之类的说法。这就需要研究者多方核对。中国的外交档案尚未正式公布，但根据片段发表以及谈判代表、列席工作人员提供资料的相互印证，可以断定日本公布的外交记录删去了“搁置争议”共识的部分，而中方记录有此内容：

　　田中角荣：想问一下尖阁列岛问题。

　　周恩来：以后再说。这次我们要解决大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35

　　特别重要的是，日方谈判代表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条约课长栗山尚一都证实：在周总理总结说“这样就全部谈妥”时，田中首相提出“还有”而追加了“尖阁列岛问题”，并明确建议“以后再说”；这是“就未达成共识而形成了共识”，如此“搁置”的目的在于先行建交，含义是“不改变现状”。36这就反证日方所公布外交记录确实存在删改的问题。总之，两国首脑达成了搁置领土争议之政治共识，而且是日方主动建议提出的。在这种意义上，领土问题及其搁置争议原则的当面确认就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而邦交正常化只是中日战后处理与和解进程的一步，遗留问题留待将来交涉。

　　为了准确理解“搁置争议”共识的意义，还有必要澄清田中为什么主动提出讨论。在准备谈判的过程中，日本外务省中国课于1972年7月10日做成一份题为《日中之间悬案事项》的文件，其中把“尖阁诸岛领有权问题”列为首要，并说明：坚持“我国领土”、“不与任何国家的政府讨论”的立场。37桥本课长也证实他没有建议首相提出这一问题，如此暗中承认存在“问题”却又否定通过外交谈判正式解决而寄希望于让中国无从谈起、无可奈何、无所作为，这种把回避之实情解释为无问题之强辩的外交谋略倒还可以牵强附会于所谓“实效支配争议领土一方主动提出讨论是为失策”之说。但正因为如此，把田中主动讨论的动机推测为意在表明敢向中国主张领土以抑制右翼势力的不满，就自相矛盾了。

　　造成这种矛盾并非田中外交缺乏条理，而是当今学者考证不周却急于为日本领土立场辩护的政治实用主义出现了破绽。事实上，钓鱼岛争端语境中的“实效支配论”在田中角荣执政时尚未被外务省作为掩饰不敢当面向中国主张“固有领土论”之实情的辩解工具正式发明出来，所以当今学者以它立论就不能自圆其说——这种说法是在田中角荣与周恩来达成“搁置争议”共识使外务省的“固有领土论”不攻自破之后，面临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被追究真相的外务省为修复立场而另加虚构的。与“固有领土”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唯利是图偏执不同，田中角荣本来就认为存在中日领土争端而主张以和平原则、合作精神化解，在美日琉球协定签署之后反复强调协商解决“尖阁列岛问题”。1972年5月9日田中角荣（时任通商产业大臣）在众议院冲绳及北方问题特别委员会上谈冲绳周边资源开发时说：石油、天然气没确认的时候，尖阁列岛问题也没什么大事；有储量的说法一公开，就突然闹起来了。“但必须协商，圆满地开发地下资源，这是事实。”38而此前在3月25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第四分科会的阐述更全面，回答了领海的专管权和开采权行使乃至军事防卫线布置、中日武装冲突可能性等敏感问题。他说：“对于这一大陆架的海洋开发，现在从政治上考虑，要充分立足于事实情况，归根结底日本与中国协商才是圆满的解决方法。”他同意冲绳返回后的“尖阁列岛领有权”在日本，但反对按法律教条行使“专管权”和着手开采涉及领海问题的资源，强调现实可行、政治上必要的是国际协商。基于这种“常识性”的“外交考虑”，当有人提出冲绳返还后要布置“防卫线”、“尖阁列岛纳入自卫队的巡逻圈”难免与中国发生“战争”之类“危险”时，田中明确指出：“自卫队的自卫权范围理应是法律上的问题，绝对不会无视现实引发纠纷。作为更根本的法律，依宪法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况且是与中国之间，完全没有那种考虑。”39

　　很清楚，田中角荣以信守战后和平宪法的原则精神坚持着协商解决分歧的立场，他是在批评日本方面借“海底石油说”闹“尖阁列岛论”，更反对动用自卫队的实力政策。40另一方面，就“钓鱼岛问题”与中国协商也是日本对美国的承诺，即至少在形式上不能完全无视中国参与对日战后处理的权利。因此，田中角荣主动与周恩来讨论领土问题并达成搁置争议共识是自然的。并且在谈判结束后9月30日回国当天会见记者时，他特别谈道：“逐二兔者不得一兔。现在中日终于打开邦交了，还留有非常严峻的问题。”41次日，他在东京郊区的高尔夫球场甚至向记者透露了中日首脑谈判涉及领土问题的细节：与周总理会谈时，他提出“想明确尖阁列岛的领有权问题”，但周恩来建议“不在这个场合谈”，就回避了正面讨论。421973年3月22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讨论教科书如何处理日苏领土问题时，他把同类性质的“三个问题”一一指出：日苏争议的“国后、择捉、齿舞、色丹”、日韩争议的“竹岛”、日中争议的“尖阁列岛”。43通过上述一系列说明，田中首相间接地向国民交待了未明文化的中日秘密协议，即邦交正常化遗留了还要继续交涉解决的领土问题。他与周恩来讨论领土问题并非应付国内政治压力的形式，其明确问题存在、相约“以后再说”是避免单方面行动导致对方政治被动、诱发武装冲突之姑且但必要的外交手续。

　　归纳起来，在台湾当局与美国交涉约束日本维持“无人岛现状”的前提下，中日交涉又达成了搁置争议、留待处理的共识；由于未形成共同文件而仅在首脑会谈中约定，它是处理领土问题原则的密约性政治协议。2012年9月日本政府在否认这一政治共识的逻辑上发动暗示可能登岛并建造设施的“国有化购岛”事变，引发大规模抗议，中日关系陷入仅有低级“意思沟通”但无建设性政治谈判的“准断交”状态，从反面确证了“钓鱼岛共识”乃邦交正常化政治前提的意义。

　　受到2012年“钓鱼岛事变”导致中日关系危机的刺激，两国出现了空前的深化学术研究、深入反省历史的运动。外务省原条约课长栗山尚一反复发表文章和接受采访，澄清中日交涉形成了关于“搁置”领土问题的“默契共识”。他呼吁回到“1972年的原点”并构建新的“协议框架”。44而自民党资深政治家野中广务还以2013年6月的访华行动，宣传曾经听到田中角荣关于“搁置”领土问题共识的谈话。当然，日本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否认论——即使田中角荣有“以后再说”的发言，也不见得能作为“搁置协议”在国际通用；“中国没有提出作成商定议事录，至少不能说存在明确的搁置协议”。45如此就事论事貌似合情合理，但进行比较战后处理史研究就可以明白，这种抽象的概念辩证法完全脱离基本事实。1951年美国主导的旧金山议和，是日本主张拥有琉球“潜在主权”，进而要求“冲绳返还”以及通过交涉琉球协定取得钓鱼岛权益的国际法初始来源；但事实上，姑且不论美日片面议和本身的合法性争议，所谓“潜在主权”不过是对美国谈判代表杜勒斯在旧金山和会演说中“允许日本保留残存主权”之说的转译，并不存在共同文件。日本曾经尝试争取和约承认琉球居民享有日本国籍，但这种变相的明文化要求被美国拒绝。美国急于利用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实现足以控制日本的战后处理，杜勒斯也意识到旧金山议和的普遍合法性缺陷，所以他还在发言中以日苏争议“千岛群岛这个地理名称是否包括齿舞群岛”为例，强调“明智的办法”是把“一切”关于日本的争议问题“留待将来通过这个条约以外的其他国际间的解决办法加以解决”。46这就决定了对日战后处理过程的长期性和不断解决日本与不同国家之间问题的必然性。美国片面对日战后处理之所谓“允许日本保留残存主权”作为一种口头意见，到1958年才被日本争取到明文化；及至日美交涉琉球协定发生了“钓鱼岛问题”，美国也要求日本与中国协商。而作为在美日战后处理体制之外、旧金山和约之后继续战后处理初步成功的例证，就是苏联与日本1956年达成恢复邦交联合宣言，其中姑且处理了“千岛群岛问题”——苏联承诺将来可以在和约缔结后把齿舞、色丹移交日本。因此，中日钓鱼岛争议作为战后处理问题，日本既然承认旧金山议和、接受美国片面处理琉球，也与苏联协议领土处置，如果唯独拒绝与中国谈判，那就是故意以种族主义蔑视维持对华战争状态，试图保持殖民主义历史遗产而剥夺中国的战后处理权利和战胜国地位。理解了战后处理的历史连续性和国际法责任的普遍性，即使作为外交形式主义，田中角荣时代的日本政府与中国确认领土问题的存在、听取中国的意见——虽然并未实际解决问题，但以“搁置争议”共识表明了对中国的尊重。因此，中日“钓鱼岛共识”的国际协议地位不低于初始战后处理时杜勒斯的“琉球残存主权说”，在继续战后处理的意义上近似于日苏联合宣言。

　　历史的玄机自在于此，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摆脱冷战政治陷阱而实现和解的出路在于交涉把“搁置争议”共识明文化的“钓鱼岛协定”或签署有处置结论的和平条约。但历史的展开完全相反——中国缺乏及早以国际法结论规范战后处理的外交觉悟，而田中角荣之后的日本政府无意信守承诺，“钓鱼岛危机”也就成了中日关系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