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日关系的“钓鱼岛问题”史

　　田中角荣首相回国后就以曲折的方式反复说明中日关系遗留着领土问题，对外务省正式主张的“固有领土论”构成冲击。在未经严肃追究侵略战争责任的日本，或坚持原教旨主义“固有领土”观，或把“领土民族主义”作为权力斗争工具，“尖阁列岛政治正确”意识广泛存在；而根据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的约定，中日还将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领土问题再交涉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应付朝野混成的“固有领土论”势力对政府立场的追究就成了外务当局的棘手难题。他们采取掩盖、必要时说谎否认存在“搁置争议”共识的投机策略，并尽可能拖延启动缔约谈判，以避免国内自我循环的“固有领土论”出现破绽。1972年11月6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讨论中日关系问题时，有议员根据战后处理本来意义的“和平条约”应当包括结束战争状态、赔偿和领土“三项基本问题”的常识提出质疑，并作出两种解释：一是“领土问题延至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解决”，二是无领土争议故而“日中联合声明无记载”。对此，大平正芳外相回答说：联合声明是两国原则立场不同但邦交正常化目标一致的“政治态度、政策表示”，而“不认为处于能在严格意义上缔结和平条约的状态”。作为首脑会谈达成的谅解，过去问题的处理终结于联合声明，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今后”的义务。47这种答辩很暧昧 ，既不否认也未承认存在领土问题。但日本公共舆论的历史记忆能力没有被轻易辱没，主流媒体给出的理解是：外相提示了条约谈判将“不触及”中日“领土问题”之“冻结”或“搁置”的方针。48于是，外务当局继续受到追究。在1973年3月27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有议员不满于外务当局重复领土主张的空话辩解，质问“尖阁列岛问题”实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的时候，关于该岛归属问题是形成了保留状态吗？进行了某种协商吗？”于是，不能再含糊其辞的大平外相竟然谎称：“在去年9月的首脑谈判中没有提及这个问题。”49如此，面临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课题，受到国内政治逻辑的压力，日本外务当局就隐瞒、否认国际承诺。这种隐瞒和否认既是对中国的轻蔑，也等于放纵对华强硬派的“固有领土”原教旨主义狂热。但事实上中国主张钓鱼岛主权，如果日本方面采取改变现状的行动有可能引发纠纷，所以外务省又虚构“尖阁列岛在日本实效支配之下”——对照日韩、日苏争议领土被对方实际占据的状况，假装一种日本实际占据了中日争议领土故不必特别采取行动的姿态，以安抚强硬派对“固有领土”立场不能贯彻的担心并打消其正面挑衅、刺激中国的冒险冲动，勉强维持既回避与中国交涉又能应付强硬派追究的自圆其说。50然而，外务省并不能掩盖日本只在钓鱼岛海域巡逻而不能登岛占据的事实，所以这种“已经实效支配”新概念反而成为强硬派寻机登岛“确立实效支配”的借口。这是“钓鱼岛问题”危机化最初的深层“地壳变动”。

　　在战后日本民主化的新闻体制下，政府官员发言、国会辩论的公开性有原则保证；作为日本的外交对手，如果具备一般的信息情报能力并及时作出外交反应和政策调整，就可以制止这一危机化初始动向。然而，中国陷于政治内乱，“夺权”运动冲击下国家职能责任意义的情报、外交工作体制早已崩溃，而仅在毛泽东“阶级斗争”余力所能虑及的有限“战略部署”下姑且处理国际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从被夺权下放状态再受起用而复出的邓小平都坚持着“中日友好”的固有信念，尤其把牵制认为是“最危险”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即所谓“反霸权”的希望寄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由于了解、研究日本不够的误会，对“钓鱼岛问题”的危机化动向缺乏敏感。事实上，日本外交有着清醒的主体性，其向苏联谋求“北方领土”、争取缔结“和平条约”的问题意识明确，而警惕中日缔约谈判成为中国交涉领土问题的机会，所以一时有苏联拖日本、日本拖中国的连锁景象。日本无意与中国缔约，就以不接受“反霸权”条款为由回避谈判；但中国热衷不已，感到了被“搪塞和对付”，又无研究真实原因的学术意识，惟习惯性地根据统一战线政治原理想象着动员“友好”力量“逼”、“促”日本政府转变态度。51

　　但“先联合声明、后和平条约”原是日本诱导邦交正常化谈判脱离战后处理主题所做的程序设计，中国欣然赞同，日本也不便长期作梗阻滞；逐渐地，摆脱暧昧的搁置状态而谋求“确认固有领土”、“确立实效支配”的对华缔约外交目标就清晰起来。1973年邓小平复出以后积极推促对日外交，1974底到1975年初中日缔约的“预备性谈判”开始；苏联方面作出反应，在1975年1月日本外相宫泽喜一访苏时，以回避“领土问题”的姿态提出了缔结“睦邻合作条约”构想。2月3日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会见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要求日本打消日中缔约念头；椎名表示拒绝，特罗扬诺夫斯基就提议日苏之间也搁置领土问题，缔结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类的条约。2月13日特罗扬诺夫斯基携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笔信会见三木武夫首相，正式提议“在继续谈判日苏和平条约的同时另缔结睦邻合作条约”。三木反对“搁置”领土问题，坚持要“首先缔结以返还北方领土四岛为前提的和平条约”。52如此，苏联转换日苏条约谈判主题让日本陷入了窘境——倘若日本同意与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而苏联要求同样回避领土问题的“和平友好”形式主义文件，就构成对日本外交和中日关系的尖锐嘲弄：一方面用日本掩盖中日领土问题存在的把戏对付日本，另一方面又等于不动声色地启发中国摆脱“友好”痴迷而向日本交涉作为战胜国的领土权益。这种张扬，不仅堵住日本交涉“北方领土”之口，连中国也可能被启蒙而向日本提出“钓鱼岛问题”，日本的对苏、对华缔约外交必将全败。但如果日本从棘手的对苏外交战线撤退而先推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要表明中日条约并非“反霸权”盟约，就可以稳住苏联不捣乱搅局而利用中国缔约热情执着期巧于交涉，至少能吃定中国——维持回避领土问题现状的“中日友好”以利于开拓中国市场，甚或可能“明确尖阁列岛领有权”。

　　随着中国结束毛泽东晚年政治动乱、完成领导人世代交替、邓小平再复出和重新确定现代化建设目标，1977年8月赴任的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经过一段时间的外交前线接触，于12月中旬奉命回国，向园田直外相、福田赳夫首相报告：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就要接近日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而与苏联关系不能改善就仍将热衷于中日缔约；日本不处于有求于中国的地位，现在应当利用优势重开缔约谈判。福田遂下定决心，指示园田、佐藤不失时机地推进对华外交。

531978年1月上旬，园田赴莫斯科参加日苏外长定期磋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不仅继续拒绝谈判领土问题，还提交了“睦邻合作条约”草案。54在日苏关系绝望的形势下，中断了两年多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预备性磋商于2月14日重开。而日本政府、自民党内正式的意见协调也浮出了谈判的真正主题：从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暧昧搁置领土问题的状态前进一步，确认“固有领土”，确立“实效支配”。

　　据当时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中曾根康弘回忆，其本人就主张派人登岛“以明确日本的领有权”。55在3月24日的党总务会上，大平正芳干事长说明将审议政府重开条约谈判的决定之后，领土问题就成为讨论的焦点，主流意见是：为了避免“竹岛被韩国非法占据”那样的情况，要在缔约之前与中国谈妥；“为了确立对尖阁列岛的实效支配，应该采取修建直升飞机场、派人常驻的措施”。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政府“确立更有实效的支配权”。56次日，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江崎真澄会见记者，阐明党的见解：“尖阁列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并已实效支配，不考虑应与任何国家商谈领有权；为了防止像韩国非法占据竹岛那样的事态于未然，要在尖阁列岛建造直升飞机场等设施，并进一步强化海上保安厅警备；对于韩国的非法占据，今年要在日韩定期阁僚会议上提出竹岛问题，推动韩国通过协商解决。”57但这种主张仍然是限于日本内部循环的自言自语，中方态度不明，也就难以交涉领土问题。一直到月底，反对缔约的“慎重派”与主张缔约的“促进派”之间并无一致意见。

　　“慎重派”主张“明确尖阁列岛领有权”，但政府不便贸然直接向中国要求，“慎重派”就借口担心“卷入中苏对立”而反对“急于缔约”。正是在这样挡住缔约谈判入口的胶着之际，4月12日晚间从海上保安厅传来中国渔船队进入钓鱼岛海域的消息。日本媒体迅速以“领海侵犯事件”定性作焦点报道，“促进派”在共同的“固有领土论”原则下闭嘴，“慎重派”的“明确尖阁列岛归属”、“确立实效支配”主张终于找到“沸点”而得以“破题”，并主导了对华外交决策。由并不必承担外交责任的媒体吵嚷出“侵犯领海”的舆论攻势，而中国并无回击，外交当局就展开实际行动。13日中午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召见中国驻日使馆一等秘书，提出基于“固有领土论”的“领海侵犯”交涉并要求中国渔船撤退，中方引用外交部1971年12月声明的主权主张给以回绝。但既然中方只是重复主张而没有提出交涉领土问题的外交议程以追究、打掉日本主张的根据，日本政府的“固有领土论”和抗议“领海侵犯”声势就高涨起来。下午福田首相在众议院大会上表示“非常忧虑”开始缔约谈判之际发生这种“事件”，并以“固有领土论”、已经“实效支配”之说主张外国船只进入领海内作业根据国际法需要许可。这是一种欺诈性温和诱导，因为中国渔船作业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不存在日本的“实效支配”；而强硬派集中的自民党“亚洲问题研究会”则要求“实施强制性主权行使”。晚上自民党领导层提出系统见解：“只要中国主张尖阁列岛的领有权，就是重开缔约谈判的重大障碍。不仅党内慎重派，连国民感情也不允许在主权问题暧昧化的前提下急于重开缔约谈判。”58这样，政府、自民党的立场就统一于把确认“固有领土”作为缔约谈判的前提——首先争取使中国渔船退出“领海”。

　　相较于日本的媒体集中报道、党政职能迅速反应、前线海警到位戒备，中国明显处于任由对方主导信息生产、建构话语权力、设置外交议程的被动地位。但这时的日本还不敢像对待台湾渔船那样作武力驱赶，倘若中国以有力的媒体议程和外交议程打掉日本的“固有领土论”虚构和“中国渔船侵犯领海论”反诬并把“搁置争议”共识明确化，而不只是采取重复主权主张的守势，更不表现出有求于日本缔约的弱点，就足以摆脱日本纠缠领土问题的被动，甚或可能有效地争取钓鱼岛权益。然而，“文革”劫后之初的中国缺乏强大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战略思考能力，不仅媒体舆论沉默，一直到13日晚间，既有政治地位又具专业权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在欢迎日本社会民主联盟访华团宴会上也全然没事一般，照旧催促缔约。日本自民党、政府首脑便继续压迫和诱导并施，大平干事长于14日上午对记者表示暂时中断党内意见调整，称：党总务会已有决议要求政府“确立实效支配”，但到目前为止日本的巡逻并未遭遇外国实力行使，所以重点在于日中之间继续对话，解决关于领土争议的“外交问题”。园田外相在内阁会议后正式表明“条约谈判以领海侵犯事件解决为前提”的政府立场，给中国列出了要“和平友好条约”还是争领土主权的选择题。59

　　既然政治决策层对于交涉领土问题的战略形势判断迟滞，外交部门的战术反应自然趋于息事宁人的保守对症疗法。14日中午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对前来要求渔船退走并采取措施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的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堂之胁光朗表示：将调查有关事实，希望不损害友好关系。日方认为措辞“微妙”，15日上午首相官邸召开政府、自民党“紧急首脑会议”，园田外相报告上述“能感觉到中方忧虑”的前线交涉进展，讨论确定基本方针：根据“固有领土”立场尽全力使“中国侵犯领海的渔船”及早撤退，而仍致力于缔约。中曾根康弘传达了党总务会关于“采取实效支配措施”的意向，政府方面表示照此努力。60这样，日本高层厘定高调温和诱导、低调强硬进攻的两手策略：一方面以缔约遭遇障碍这种给中国留有期待之说极尽外交交涉，诱导中日关系形成经由中国渔船退去而达致缔约的事实，即从中国的退让“确认固有领土”；一方面谋划乘机登岛建造设施，即尝试以日本进一步的改变“无人岛现状”行动“确立实效支配”。会后，大平正芳改称继续关于缔约的党内意见调整，内阁运输大臣福永健司则指示海上保安厅着手进行建设直升飞机基地的地形、地质调查。61

　　为了达到使中国渔船退去的目的，日本驻华使馆还释放武力威慑的伪装信息。据当时的外务省中国课官员回忆：认为使馆处于中国窃听之下，大使和公使就假装讨论中国渔船问题，并得出“要求自卫队舰艇出动”的结论；虽然不能确知是否起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之前中国对日本的交涉均有直接反驳，而到15日下午副总理耿飚会见日本社会民主联盟访华团时就骤然降调称之为“偶然事件”。62当时，访华团团长田英夫以“尖阁诸岛发生的事件”有碍于缔约之说试探，利用在野政治家易于接近中国高层之便，得到了称为“偶然”而并非有计划行动的解释。耿飚副总理还强调：渔民不过是在岛的周边追赶鱼群，又没有登岛，日本政府是不是利用这个问题来拖延缔约？63日本舆论敏锐地抓住“偶然事件论”，渲染中日关系僵局将得到稳妥化解；而果然，中国渔船次日就开始有退出“领海”的迹象，后略作反复但最终在数日内离开了。64

　　实现了行为关系上对“领海”控制的初步确认，日本便降低姿态，诱导中国的谈判立场固定于不提出领土问题从而保持既得交涉成果和得以夸大宣传“已经实效支配论”。虽然没得到不再复发的保证，但日本外务当局满意于“恢复原状”的事实，决定酌情了结事端。5月上旬福田首相访美，谈及“中国问题”，卡特总统表示“乐见中日关系推进”，“祝愿缔约成功”。65乘此积极气氛，福田首相指示驻华大使佐藤正二在“稍高层次”上确认“偶然事件说”作为“领海侵犯事件”的结论。佐藤于5月10日得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除了事件解释，还确认继续回避领土问题。如此，看似将在“事实上搁置”领土问题条件下缔约，但日本政府还理解为“恢复原状”之“领海侵犯事件”的“解决”。66很快，自民党的意见调整就在5月26日党总务会上讨论议决，同意日中缔约谈判。

　　和平友好条约正式谈判于7月21日开始。韩念龙和佐藤正二主持代表团层次的事务性会谈，讨论集中于“反霸权条款”表述；8月8日园田直外相到北京，次日举行外长级政治会谈，以采用日方关于限定本条约不影响同第三国关系的提案解决争执。根据双方公称缔约谈判与邦交正常化谈判同样采取不触及领土问题争议的方针，条约内容似乎已基本谈妥。然而，日本方面既得中国渔船撤出领海之寸，还想进取钓鱼岛主权之尺——园田被暗中赋予了自民党内强硬派所要求向中国“确认固有领土”的使命。访华临行前，福田首相指示“着实拿到中国方面的承诺”；8月10日上午的自民党总务会不满于谈判一直没提出“领有权问题”，中曾根会长强调必须“贯彻党议”，福田首相又发出催促园田“要说清楚”的训令。67按照日程，8月10日下午邓小平会见园田，如何设定这一缔约谈判中事实上最高首脑性质政治会谈的议题？外务省本来有着独自的意见或辩解：既然是“固有领土”并已经“实效支配”，就不应该提出作为交涉议题。但强硬派不接受欺骗舆论的自我循环虚构，要求交涉。关于这种两难处境，园田外相事后在国会也有袒露，说：“尖阁列岛并没有成为国际纠纷地区，明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但发生以前那样的事件又很麻烦。那么，我作为正式代表日本的外务大臣，从我口中说出领有权问题，如果对方反驳而称是自己国家的，就恐怕会成为纠纷地区。……我深刻认定这次条约谈判不应该说，可是谈判中得到训令称国民有所不安故而必须谈这个问题，也就说了。我先主张日本对尖阁列岛的立场，然后说发生此前那种事件很为难，强烈请求今后节制。邓小平副主席摆着手说，前些时候的事是偶然事件，关于这个问题虽有不同看法，但那样的事件今后一定不会发生了。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听着，觉得这就很好。”68

　　作为这次会谈内容的原始资料，档案解禁欠缺法治规范的中国没有公布谈判记录，但离奇的是日方公开的相关外交文件中竟然缺失领土问题部分。从园田直口述可以了解，是日方提出了其认为最重要的领土问题而邓小平确认搁置争议并承诺不主动生事。但园田是否当场表明了日本国内通行的“固有领土论”主张呢？根据其本人在国会的多次报告和会谈在场的双方外交官回忆，对照中方文献机构编辑的史料和对日外交重要负责人张香山的记述，可以肯定：邓小平指出两国存在“钓鱼岛问题”之后，园田并没有具体说明日本的立场，而是“换一种方式”，在照顾到“双方有不同主张”的语境下，笼统、间接地说：“关于日本对尖阁列岛的立场，阁下是知道的，希望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偶然事件’。”邓小平表示了友好的态度，建议把问题放在一边，相信“下一代、再下一代”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69关于此次同园田确认的原则谅解，邓小平在10月下旬为交换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访问日本时与福田首相会谈及其后会见记者的场合又作了说明。总结起来就是，谈判中相互顾及对方立场而不直接表示主权主张，同意维持邦交正常化谈判时达成的“搁置争议”政治共识。这样，条约得以于8月12日在北京顺利签署。

　　缔约使中国洋溢起浓厚的“和平友好”乐观主义气氛，《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中日友好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并将开创“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未来。70这种论调显然不符合谈判过程中发生钓鱼岛争端的事实，更脱离日本政界活跃着“固有领土”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实际——其民主制度框架内政治斗争与外交权谋的错综复杂性决定了“钓鱼岛问题”危机化的必然性。日本方面虽然满意于发起“领海侵犯事件”攻势后中国的某种妥协，但园田外相没有在最高政治会谈中贯彻确认“固有领土立场”的指示，反被邓小平明确重复了“搁置”原则。暧昧、微妙的秘密外交给国际传播竞争留下了战略想象空间，会谈结束之后，日本方面就开始根据其国家和执政党利益建构新的中日关系话语、操纵领土问题舆论。8月10日下午日本谈判代表团在北京向媒体透露会谈的内容还符合事实，肯定是再次确认了“双方不触及”领土问题这一邦交正常化时的方针；然而，8月11日福田首相向自民党领导层通报时却大异其趣，说：外相表明了日本政府的“固有领土”立场，邓副总理对此确答“无意再搞先前事件之类的事”。外务省人士则进一步扩大解释说：关于邓小平的发言，政府的理解是“日本对尖阁诸岛的实效支配更加明确了”。718月12日条约签字之后，园田外相在北京会见记者时的表达也向东京统一，他说：“关于尖阁诸岛问题，10日下午我与邓小平副主席会谈时说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对此中国方面表示政府不再搞先前事件那样的纠纷。”72这种不符合事实而有损于中国钓鱼岛主权主张的单方面舆论诱导并未及时受到追究和澄清；从此，以“说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来回避直接引语交代具体“说明”内容的修辞术，就成了园田直等政府代表关于中日领土问题交涉的标准叙述模式。

　　作为执政党和当权者，既立足于希望稳定中日关系、进军中国市场的温和派，也要应付主张落实“固有领土论”的强硬派，所以就刻意回避说明与中国确认“搁置争议”共识的真实内容。这样，强硬派一方面不满于当权者并未向中国领导人主张“固有领土”，另一方面又从当权者对“搁置”不作正式说明而强调“已经实效支配”谎言的政治语境中获得了不受国际协议约束的自由，极力推动修建设施以“确立实效支配”，即以压迫中国退让的实绩来克服日本内部自我欺骗的矛盾。既然外务当局声称向中国说明了立场且得到默认，强硬派的“确立实效支配”要求便不可阻挡，政府1979年的预算案中列入了“尖阁列岛利用开发可能性调查”名目的三千万日元款项给冲绳开发厅。1979年1月16日，福田赳夫辞职后成立仅月余的大平正芳新内阁甚至公开登岛调查计划，运输相森山钦司向媒体宣布：海上保安厅将在岛上修建调查运输用临时直升飞机场。735月21日机场着手修建，调查团及其器材于28日被运送上岛，开始工作。

森山运输相披露修建临时直升飞机场计划时，日本媒体即作出“首次体现实效支配”的高调报道；而及至调查团登岛，更有记者团随行。但直到5月29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沈平才向日本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提出交涉，希望日本政府从中日友好大局出发，遵守两国领导人在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所达成的谅解，制止这种有损于中日友好、睦邻合作的行为。74邓小平在31日会见来访的日本自民党议员铃木善幸时再次主张“把这个问题搁起来”，批评日本喧嚷过分，说明中国“不能不”作出反应，建议在不涉及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协商共同开发。75

　　对于中国的抗议和批评，大平正芳首相和园田外相都表示不了解具体事务。这表明日本领导人回避政治责任，并未下定决心与中国正面冲突而留有随机应变、调整姿态的转圜余地。事实上，在列入预算、森山运输相公布计划之初，2月27日即有议员在国会指责政府违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关于“搁置”领土争端的谅解，要求园田“站在邓小平先生的立场上”考虑这一问题，甚至以现时的中越战争警告“破坏外交信义”可能导致“流血争寸土”的惨剧，呼吁“冻结、削除”调查预算；对此，园田作出一种居中姿态称：为了当地渔业需要可以修建避难港，但“坚决反对为了进行有效支配搞设施”。76登岛调查开始后，有议员担心中国对于日本的单方面行动会作出反应，而园田回答说：中国并未报道日本的调查，有情报称外交部人士要求“慎重”，如此“沉默而观”可谓“非常之友情”，日本“应该节制刺激性、宣传性行动”。77及至中方正式提出交涉，园田更明确反对“故意夸示有效支配”，把调查团定义为满足地方居民避难安全需要却不再主张修建避难港之说。而外务省也向媒体透露批评修建临时直升飞机场为“过分炫耀”的空气，暗示以拆除临时机场来换取登岛调查被默认。最终，在北京参加了邓小平与铃木善幸会见的日本大使馆外交官对邓小平的“政治性发言”作出理解，说：“只要日本不再进一步提起领有权问题刺激中国，此次事态就会趋于平息。”首相、外相迅速协商采取实际妥协步骤，冲绳开发厅总务局长龟谷礼次于6月1日说明：“调查目的达成之后”将撤去、拆除临时直升飞机场等设施、器材。这样，强硬派虽不情愿，但作为主流派顾虑中国反应的结果，调查被“尽快”于6月8日前结束，5日已开始撤出作业。78

　　至此，由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引发的日本欲“确认固有领土”、“确立实效支配”尝试，以登岛调查成功而修建“实效支配”设施失败的形式结束，恢复了“无人岛”原状。危机平息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于6月17日会见日本社会党领导人，表示了对“搁置领有权问题、共同开发石油资源”的积极态度，园田直外相在7月10日的内阁会议讨论后指示：以“领有权别论”为前提，开始“与中国共同开发石油”的谈判。79但受到自民党内“台湾派”反击和警惕中国把“尖阁诸岛共有化”论调的压力，外务省领导层以“从长稳妥计议”之说将议程不了了之，经历了一次危机化的“钓鱼岛问题”重归于“搁置争议”的政治保险箱。

但外交总是以追逐可能的国家利益证明其价值。日本的“固有领土”原教旨主义势力并未放弃修建设施以造成“实效支配”事实的目标；这意味着只要“钓鱼岛问题”处于无国际法结论的暧昧状态，中日关系之所谓“和平友好”就难免是伪装，“危机化”风波一定再来。中国在事件过程中没有及早采取舆论攻势和外交行动制止日本的登岛计划，事件之后也没有反省“友好乐观主义”、“经济合作万能论”、“对外开放目的论”和“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想象”等误解，缺乏在日本主流舆论承认“搁置争议”共识、国际政治环境有利的时期交涉解决“钓鱼岛问题”或把政治共识形成共同文件的外交主体性、国际法意识和战略远见。结果，随着大平正芳、园田直、田中角荣、邓小平等当事政治家离世，更兼全球冷战结束后中国处于被主流发达国家敌视、制裁的地位，而日本的“反基地运动”高涨又导致美国也倾向于利用中日对抗来稳定美日同盟，所以“钓鱼岛危机”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酝酿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再次爆发了——无论是在钓鱼岛领海驱赶中国渔船，还是发动修建设施目的的“购岛事变”，都与1979年危机有着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立即放人”、“立即停止”，这是从2010年“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到2012年“购岛事变”而至今无解的第二次“钓鱼岛危机”过程中人们最耳熟的外交抗议。外交演变为抗议和重复抗议，意味着专业功能丧失；而功能的前提在于能力，对照1979年中国交涉第一次“钓鱼岛危机”的经验就很清楚，提醒并使日本承认或默认“搁置争议”共识的能力决定了外交的有效存在。当时，在中国提出交涉之后，连以偏右闻名的《读卖新闻》也发表题为《不要让尖阁问题成为纠纷火种》的社论，要求日本政府遵守搁置主权争议的“约定”，呼吁共同调查、合作开发。80如此自我批评，足以让当今中国流行的“实力决定论”、“未来决定论”战略无地自容；因为在万能的“大国崛起论”推理前提完全不存在的时候，日本舆论竟然如此恭敬中国而要求日本政府守约，解决“钓鱼岛问题”还有多大困难呢？

　　事实信息的知识化，可以照察种种“决定论”空想的逻辑缺陷或伦理错误，可谓“问题史”研究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可以揭示“钓鱼岛问题”的历史结构，为思考历史问题新事态的解构提供知识体系和政策方向。

　　首先，所谓“钓鱼岛问题”在古代东亚朝贡体制和近代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中都不存在，随着日本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等受其侵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需要经过战争责任清算取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政治尊严和历史地理条件，东亚秩序的现代化转型包括一系列领土处置，这决定了“钓鱼岛问题”的“战后处理”性质；所以，作“自古以来论”的老生常谈乃缺乏对象定位、对话意识的反传播学错误，形成概念、立场对抗更意味着战胜国的战后处理失败和双方的战后和解挫折。“问题史”的过程研究揭示了这种国际政治逻辑的实在性和曾经暗伏的解决“钓鱼岛问题”可能性，确证日本的“固有领土论”乃无中生有的外交策略虚构。日本投降向盟军最高司令部呈报被分离的“西南诸岛”构成时恢复使用中国传统钓鱼岛群岛名称体系，其隐蔽殖民主义迹象信息是伏法缴出扩张领土的和平国家化象征，暗示了日本返还、承认中国主权的可能性。帝国主义时代之“尖阁列岛”名称体系的复活始于1960年古贺善次签署向美军出租“久场岛”使用权契约；而随着资源调查宣称钓鱼岛海域蕴藏石油天然气储量以及“冲绳返还交涉”的进展，日本、琉球政府才在1969年5月登岛设置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行政管辖”标桩并武力驱逐“自古以来”的台湾渔民活动，1970年12月针对台湾、中国大陆主张大陆架权利和钓鱼岛主权才提出“固有领土论”。日本以这种拒绝谈判而诱导对抗的暴力话语暗喻实力威慑，是掩护其殖民主义记忆复活和帝国主义复权的欺诈性外交策略；“钓鱼岛问题”由此尖锐地摆在中国面前，成为对“战胜国”真价的考验。

　　其次，由于日本投降并非中国单独战胜，而中国又陷于民族国家政治失败意义的内战，国共两党分别倒向美苏两个冷战阵营，无能参与占领日本甚至被排斥在对日议和进程之外；而美国根据日本提供的殖民地范围实施“琉球统治”，操作维持军事基地目的的“冲绳琉球化”和“琉球再冲绳化”以使之成为日美同盟的地理和精神纽带，在其中设置冷战政治结构性的“钓鱼岛问题”来控制日本、遏制中国。这样，通过战后处理条约体系清算日本殖民主义扩张、恢复被侵略国家权利和尊严的东亚秩序现代化转型被搁置，而形成了新殖民、后殖民意义的美帝国及其冷战仆从日本压迫中国的地区政治结构。但抗日战争的民族主义目标及其战胜历史叙事是新兴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根据，所以“钓鱼岛问题”也就决定着事实上的中日战争状态延续和中国民族国家化进程挫折。作为这种事实的“日本象征”，就是拒绝战争责任和在钓鱼岛海域暴力威胁中国（台湾）渔民——虽然前者因台湾、大陆都“放弃赔偿要求”的道德论逻辑而勉强“非问题化”，但“钓鱼岛问题”却在日本外交谋略的主导下更加扭曲。日本利用台湾、大陆竞争“唯一合法”的邦交形式主义心理，诱导出忽视以战后处理的国际法原则建构受害国尊严而趋于回避问题的结果：台湾没有抵抗日本控制钓鱼岛海域的暴力，大陆则同意表达“以后再说”，暴戾的日本“固有领土论”虚构没有受到有组织知识审判和正面外交交涉。当然，日本也未能实际占有钓鱼岛，台湾通过对美交涉制止了日本登岛建造设施的企图，大陆则在“无人岛”状态前提下对日交涉到“搁置争议”共识。这样，20世纪70年代初“钓鱼岛问题”表面化之后形成了维持“无人岛”状态的悬案，“搁置争议”作为中日邦交成立的前提是经典潜规则。

　　再者，美日“琉球交涉”授受钓鱼岛“施政权”但阻止改变“无人岛”现状，中日邦交正常化约定了“搁置争议”原则，事实上形成日本不能单方面落实“施政权”而必须与中国谈判“主权”问题才能最终解决的悬案；但日本政府不愿信守国际承诺，以“已经实效支配”的虚构修补其被相对化、空洞化了的“固有领土”立场，在中国欠缺“钓鱼岛问题”政治敏感和学术研究能力而执迷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后文革时期”冒险尝试“施政权行动”，导致中日关系危机——这是至今不变的原理。认清“钓鱼岛问题”一再被搁置的历史结构及其危机化原理，消解“钓鱼岛危机”的方向感就明确起来。虽然日本在美国片面战后处理的庇护下虚构了“固有领土论”，但那是以台湾当局为邦交对象时的实力威慑立场，与大陆谈判邦交正常化就绝无主张“固有领土”，倒是主动协商并达成“搁置争议”共识。一直到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日本在对华外交的政治会谈场合从未正式主张“固有领土”，而“搁置争议”共识反则事实上打破了其国内循环的“固有领土论”。不过，“固有领土”原教旨主义势力积极活动，推动日本外务当局掩盖“搁置争议”共识存在的真相并进而虚构“实效支配论”；而为了维持其国内政治逻辑的虚构，日本拒绝与中国签订具有战后处理性质和国际法效力的“和平条约”，这种“非法主义”外交路线使得对华强硬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冒险冲动失去约束，不断制造中日关系危机。所以，中国作为“战胜国”之真价考验，可谓被日本设置了“非法主义中日关系”难题及格线，突破它需要具有推动战后处理进程直至达成国际法结论的外交能力，而非并无确指的综合国力“崛起”。甚至恰恰相反，日本一直在诱导中国的“实力对抗论”，从而把战后处理交涉的“是非之争”转化为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冷战军事对抗。总之，中国必须以真实的外交能力主动设置解决“钓鱼岛问题”国际政治议程，而不能被动地做日本操作“钓鱼岛危机”过程的看客和结果反应者。

　　最后，由于战后外交史研究的粗疏荒芜，国际传播主体性和外交话语建构失去知识思想支持，中国对日外交受制于“友好乐观主义”、“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之类意识形态想象，缺乏以缔结和平条约的战后处理议程解决问题的国际法觉悟；在战争责任被暧昧化的历史潮流中，日本的“固有领土”原教旨主义势力活跃于朝野，推使外务当局刻意谋求政治解决，以暗示武力威慑和有条件同意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两手策略诱导中国让步，把中国渔船的钓鱼岛领海活动作为在缔约谈判入口处攻防的目标。结果，中国承诺继续搁置、避免纠纷，但日本反倒进而尝试登岛改变现状的“确立实效支配”，中国方面不得不作出交涉，日本采取了恢复原状行动，“钓鱼岛危机”平息。日本在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设置领土问题议程以及引发的“钓鱼岛危机”，构成对“和平友好”的深刻反讽；也证明了战后处理遗留问题对中日关系的结构规定性，预示脱离战后处理主题的中日外交将不断遭遇挫折而发生周期性对峙。但中国的学术研究缺乏历史反思意识和对于这种必然性的理解，只是等到发生“钓鱼岛问题”摩擦，要么痛斥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要么谴责美国偏袒日本。事实上，本质主义批判只有强化对立的意义，并不能引导外交议程的设置；而尤其必须辩明，谴责或把责任推给美国在道理上既不确切，对解决中日问题也无助益，反而推使日美同盟在压迫中国的方向上可持续强化。应该看到，中国在旧金山议和之际就曾经声明反对美国试图使琉球“脱离日本”，在美日琉球协定签署时又斥之为“无耻的骗局”而支持“日本人民所要求”的“无条件、全面、立即把冲绳归还给日本”。81整合战后历史的逻辑可以认识到，美日琉球交涉不过是返还日本投降时交出的“西南诸岛”殖民地“施政权”——对“钓鱼岛问题”的意义就是，美国作为单独对日战后处理的主体而不是战胜盟国的代表，通过片面的琉球协定使中日关系“回到”了1945年。虽然美国背叛了共同对日议和盟约，但这是冷战所致，而且苏联也抛开中国对日议和。总之，中国必须摆脱“以夷制夷”或倚重超级大国博弈的战略想象，而要以自己的战略议程设计和外交能力单独面对日本，交涉领土处置。作为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史的事实，美苏都以主体性外交实现了以具有领土处置条款之国际法文件为根据的对日议和，中日关系遗留着“钓鱼岛问题”而成为对日战后处理国际法体系的缺陷。历史可悲地证明中日关系70年却并未脱离战后处理原点的事实，而日本正是在持续的国际法体系缺陷过程中发生了“夜长梦多”性妄想，试图以钓鱼岛的“国内所有权交易”手续遮蔽、阻断对其殖民主义扩张时期“窃取”钓鱼岛、战后虚构“固有领土论”和中日交涉达成“搁置争议共识”的历史记忆，为占有钓鱼岛作“合法化”洗净。

　　总结起来，“钓鱼岛问题”经过表面化、危机化发展，中日两国明确了原则上“搁置争议”、行动上互不以“领海”宣示与“实效支配”措施相刺激的维持无人岛现状默契。从“钓鱼岛问题”危机化及其反向控制的中日关系结构原理发现，就可以认识经周期性恶化而终至于在2012年发生更大规模危机的“钓鱼岛定律”。中日邦交正常化确认“钓鱼岛问题”存在并达成“搁置争议”政治共识，但日本刻意引导、回避作为战后处理问题以“和平条约”方式的国际法明文解决，目的在于寻机谋求实际占有钓鱼岛。这种尝试一直没有成功，但以2010年制造“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并进而发动2012年“购岛事变”的形式取得外交进展：日本通过否认“搁置争议”共识将其否认“领土问题”存在的“固有领土论”强加于中国，以其在60年代末开始驱赶台湾渔船那样的暴力行为和威慑政策来压迫大陆；“钓鱼岛问题”在话语逻辑上已经处于无协议保障“无人岛现状”的空前危机状态，国内法程序的“购岛交易”就是日本政府暗示将随时采取“实效支配”措施的政治许可仪式。当然，从中国的钓鱼岛主权理论和中日关系历史话语判断，如果日本采取登岛建造设施行动，“钓鱼岛危机”可能演变出某种爆炸性后果。因此，化解“钓鱼岛危机”、规避中日关系失控之可能在于通过首脑政治会谈确认“搁置争议”共识的有效性，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之可能就在于把“搁置争议”共识明文化为国际法结论，经共同研究不能论证片面主权结论时签署共同开发利用的“和平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