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蒋损毛”论可以休矣！——两个统帅之比较

(4)从1938年11月(武汉广州失陷后)到1943年战略相持阶段

　　蒋介石这个所谓领导抗日的“最高统帅”转变了方向和路线。在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当局和军队由前一阶段的比较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以毛泽东为最高统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群众，在这个阶段处于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实行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且实行一系列正确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策略，渡过了难关;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面临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 ，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作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注意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方面，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日本侵略者为了弥补其兵力和资源不足的困难，加紧贯彻“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1938年12月，汪精卫亲日派集团公开投降卖国当汉奸;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英美派集团，虽然还继续主张抗战，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统过以反共为主的方针。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先后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50多起，其中军事进攻28起。突出的有：“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鄂东惨案”、“确山惨案”等等。

　　在刚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骤，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进一步加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基本上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全党的步调，推动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此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战胜了内外敌人的疯狂进攻，克服了极端严重痛苦的困难，迎来了胜利的新局面。

　　面对蒋介石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的严重后果，毛泽东正确地 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复杂形势。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中国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同时领导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罪行。根据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我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国共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面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通过斗争，求得团结。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毛泽东为我党我军规定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站在严正自卫的立场上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我们只有进行“有理、有利、有节”这种坚定而恰当的斗争，才能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和华北、华中的新形势，决定：115师主力挺进山东，120师主力进入冀中，129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帮助和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军民结合，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大力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还作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在战略上是联系华北和华南的枢纽，这里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武装力量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对于整个抗战前途关系甚大。1940年2月10日，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游击战争，打退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将华北、华中连接起来，建设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巩固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各中央局、各根据地都认真落实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并取得了很大胜利。

　　为粉碎日寇进攻和克服国民党投降危险，华北八路军所属部队(不含山东)，自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共投入105个团，对华北敌军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被称为“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对驳斥反共顽固派对我党我军的诬蔑，锻炼人民军队，提高八路军的威望，对遏制当时妥协投降暗流起了积极作用。但它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为我党我军制定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过早的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也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此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在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由华中增调兵力来华北，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致使我党我军在1941年、1942年进入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岁月。

　　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1939年冬到1940年春，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蒋指示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的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并占我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旬邑、淳化、正宁等5个县城。1939年12月初，阎锡山也乘机制造了晋西“十二 月事变”。

　　毛泽东为首中共中央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力求避免冲突。但因蒋介石国民党一意孤行，不听劝告，致使谈判未获结果。此后即根据“自卫”原则，坚决打退了顽敌进攻。

　　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八路军的进攻被打退后，又将反共摩擦的重点逐渐转向华中。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即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党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他严正宣告：“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他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并且提出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

　　皖南事变激起全国民众的极大愤怒，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 、民主党派和全国军民的极大支持和同情。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并没有达到打击共产党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许多对它抱有幻想的人们，孤立了自己。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政策策略掌握得当，极大提高了在群众中的影响和政治地位。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斗争中，共产党内有一种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斗争可以无限制使用的“左”的倾向发展起来。另外，不敢同顽固派斗争的右的倾向，也还存在。在这种形势下，党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具有决定意义。毛泽东在1940年间，先后写了《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件，系统的总结了抗战以来党在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反磨擦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党内在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左”右摇摆，必须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上，作全面的了解，方能克服。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二者的辨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正确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党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积极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靠和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的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是这个政策中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势力派这三部分人。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中间势力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就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是当权的统治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同他们的反动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直至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使进步势力得以发展，使顽固派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而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在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放手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力争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毛泽东为我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贯彻执行，最大限度的孤立了极少数的反共顽固派，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攻势。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接连发表演说，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其专制独裁的假三民主义。他们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封建法西斯滥调;宣扬“承认三民主义”，“收起共产主义”;还有人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道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在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缺乏统一的理解，因而对于抗日战争同整个中国革命的关系缺乏明确的认识。于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成了当时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看待的。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毛泽东在延安从事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集中全党智慧，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重要著作。

　　毛泽东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详尽的完整的论述。他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但是想要在这两个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是“走不通的”。为什麽这两个革命阶段能够有机地连接起来呢?这是因为这种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种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党内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中国无产阶级担当革命领导者的责任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因素，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保证。毛泽东还就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和蓝图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途径的问题，等等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科学的系统的论述。毛泽东有利地驳斥了“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中国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自己的领导呢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党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他精辟论述了“三个法宝”的丰富内容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使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论述。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成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这些著作使党和人民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有利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苏德战争在6月22日突然爆发，出人意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第二天，毛泽东即为中共中央起草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次来分界限”，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12月8日，日偷袭美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引起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缓和。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如上所述，到1941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毛泽东用了很多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所做所思考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毛泽东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巩固和建设解放区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其中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两个中心环节，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迎来胜利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毛泽东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科学工作方法和优良工作作风，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

　　蒋介石在英美参战后，认为达到了他多年企求的依靠国际力量来解决中国战局的目的，从此边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身上。1941年到1942年，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的一些战役性进攻作战，如豫南战役、赣北上高战役、晋南中条山战役、长沙战役、浙赣战役，国民党军有的取得一定的战果，有的由于指挥不当、消极避战而遭到很大损失。1942年初国民党军还组成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为保卫滇缅公路和支援盟军在异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战斗。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在这些战役中英勇作战，抑制日军进攻，坚持抗战，对敌后战场和盟军战场都起过一定的战略配合作用。但是，蒋介石这一时期对于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等待胜利。蒋利用偏安西南的时机加强了对各阶层人民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更加依仗权势大发国难财。一时在大后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大大滋长了贪污渎职、苟且偷安的腐败风气。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接受日本的“招抚”，相继投敌。从1941年到1943年8月，投降日本和汪伪政权去的人数相当惊人，计有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占当时伪军总数的62%)。在这期间，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时掀起的猖狂反共活动虽由于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对而逐渐有所收敛，国共两党关系趋向缓和，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他们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投降日军的伪军同日本侵略军相配合，共同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些敌后地区形成日、伪、顽军三方夹击我人民军队的严重局面。在国统区，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搜捕和迫害共产党人，使共产党在大后方的组织巩固和工作发展都遇到许多新困难。

　　综上所述，在长达五年多的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这个名义上的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从客观上看，他最终还没有公开降日当汉奸，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实际上，他心目中总是把反共灭共放在第一位，他亲自指挥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第三次因我党造成强大舆论压力，使之胎死腹中)。他这五年多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更进一步证明：他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统帅、真统帅，而是一个坏统帅、冒牌货。相反，毛泽东用他的全部言论和行动、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更加证明：他是领导中国抗战胜利的最高统帅，也是最好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