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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蒋损毛”论可以休矣!——两个统帅之比较

2015-7-27 22:1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211| 评论: 0|原作者: 孙焕臻|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毛泽东是真正领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最高统帅,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的抗战,则对于抗日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本来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

(5)从1944年到1945年8月战略反攻阶段,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的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转变为局部的反攻。

  至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入侵南洋的孤军,消除美国远程轰炸机的威胁,决定在中国战场上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基地。从4月起,日军以5个军16个师团和若干旅团共40余万兵力,向国民党战场发动豫湘桂战役。相对减轻对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我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对日局部反攻造成了有利条件。

  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未根本改变,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在可能条件下,攻击敌占沦陷城市,拔除日伪军在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日伪军,使沦陷区变成根据地。

  在敌后军民展开局部反攻的同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国民党军抵挡不住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的进攻,除在少数战役中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1944年4、5月间,向河南进攻的日军占领了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并占领了洛阳。向湖南进攻的日军,于6月到8月间占领了长沙、衡阳。向广西进攻的日军,于11月间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一部分追击部队一直打倒贵州独山,震动了贵阳、重庆。

  鉴于在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中河南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在中共中央要求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下,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战1。1万余次,歼灭日伪军约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据点2500多个,光复大片国土,解放人口1700多万。这和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经过上年底的军事整训后,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此时,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不断扩大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对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的包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局部反攻,在战略上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英美盟军的对日作战,起到了重大的配合作用,同时也为对日全面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这种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内部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仍坚持一党专政及其一套反动政策。其统治更加腐败,并陷于严重的危机。他们一方面对日军采取避战观战政策,把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美、英、苏三国;另一方面,力图加紧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准备发动内战,以求在战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腐败,导致他的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日军向豫湘桂进攻后,国民党在1944年4月至11月的8个月中,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总计20万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国民党政府军在豫、湘、桂地区的大溃败,是完全不应有的,它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恶果。请问:象这样的“最高统帅”能够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吗?!

  相反,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的主张,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实行国内的民主改革,坚持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3年0月,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分析了国民党当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他们可能选择的方向不外三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评论号召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和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各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鉴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曾表示国共关系问题要“政治解决”,毛泽东明确指出,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此后,即派出林伯渠先后在西安、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由于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问题上一再作梗,致使这次国共谈判未取得任何结果。1944年秋,在国民党军队豫湘桂战役大溃退后,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谴责中,国民党当局被迫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但同时,继续坚持“一党专政”。

  鉴于国民党陷于统治危机,毛泽东认为,提出改组国民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即电示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并激起在国统区掀起广泛的民主运动。

  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遇到新的外国干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结盟,在亚太地区抗击日本,援助中国抗战。但美国当局的真实目的,是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亚太地区。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故当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美国)将军与蒋介石之间,因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态度问题,而日益激化的矛盾的解决上,美国当局则毫不犹豫地支持蒋介石而撤换坚持正义的史迪威。1944年9月,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长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来中国。10月,赫在重庆多次与我党代表董比武林伯渠交谈,表示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此时,毛泽东中共中央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既愿意同美国友好和在美国调处下与国民党谈判,又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推行反动政策。对赫氏来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很重视。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同他进行了三天会谈。赫带来了经蒋修改同意的“协议的基础”的文件。此文件,实质是保持已经为人民厌弃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毛泽东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毛泽东指出:应该改组的军队,决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改组哪个军队。毛泽东还强调,中国需要统一,为此就需要民主,中国需要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国民党的政策是统一的障碍。中国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是:改变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改组政府,组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经过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草案)》。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协定草案上签字,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也签字作证。赫在签字前还表示:“这些条款是公平合理的”。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一协定,认为这些民主改革会威胁国民党的统治。赫尔利即跟着变卦,支持蒋介石的意见,背弃他在延安的诺言。不仅如此,他还企图施压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无理要求。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毛泽东在接见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时严正指出,中共不能被双手反绑着参加政府。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注定是要失败的。由于赫的支持,蒋更加顽固地拒绝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拒绝实行国内民主改革。此后,赫又给蒋出谋划策,向周恩来提出“新建议”。其实质,由蒋委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来整编中共军队。周当即予以拒绝,并指斥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露骨表现。总之,赫尔利使华6个月(1945年2月回国述职),完全充当了“扶蒋反共”政策的后台老板。对此,中共党的七大严正告诫美国政府:“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的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7月,毛泽东在《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中,又尖锐地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他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防碍抗日战争,在将来,防碍世界和平。”

  毛泽东中共中央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七大是在德、意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举行的。大会的中心任务是: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作准备。七大的召开,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大量论文和中共中央发布的许多文件,已经对党的历史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过总结。从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并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清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加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所有这一切,都为召开七大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是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有利于彻底破除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有利于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口头政治报告、关于讨论政治问题的结论和选举问题的讲话。党的其他领导人也作了报告和讲话。这些报告和讲话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这就是七大的任务;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决定:毛泽东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大会充满民主团结和胜利的气氛。毛泽东在大会的报告和讲话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看到他们犯错误的一面,又充分地看到他们对党对革命作出贡献的一面。大会在热烈的团结、胜利的气氛中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民主革命事情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它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党的七大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胜利的方向发展。1945年上半年,苏美英盟军在欧洲取得彻底战胜德、意法西斯的伟大胜利。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三国首脑背着中国签署关于对日作战的秘密协定,规定在三项条件下,苏联于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这三项条件是: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2,日本于1904年所夺取的俄国权益须予恢复(实质都是原沙俄和日帝侵占中国之领土和主权),即库页岛南部和临近一切岛屿交换给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合办公司共同经营(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保持在满州的全部主权);千岛群岛须交于苏联。此协定是会议结束4个月后,由美国正式将协定的内容告诉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固然是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但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无论就其内容还是签署的方式来看,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当时,在中国战场上,蒋介石长期坐在峨眉山上观虎斗(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自战略相持阶段以来长期抗击着60%左右的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分布在西南、西北地区,远离抗日前线,更未作充分的反攻准备。与此相反,从1945年5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导方针,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我军经过夏季攻势,对敌占点线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的联系,逐步取得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开始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两地共死伤数十万居民。美国的原子弹,震动了日本朝野,对日本有一定威慑作用,但极度地损伤了日本人民的利益。8月8日,苏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

  中国解放区军民进入对日全面反攻。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全面反攻的指示;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分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向日、伪发出通牒,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此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从各解放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向东北进军。侵华日军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下,在苏联军队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8年,国民党从华北、华中退到西南、西北,丧失国土279万平方公里。但长期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解放区军民(抗击着大部日军和绝大多数伪军)举行全面反攻、收复失地、逼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时,蒋介石为抢夺和独霸抗战胜利果实,于8月11日,竟然命令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而且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蒋介石的错误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在对日见实行全面反攻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从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但由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人民军队未能解放被自己包围的中心城市和一部分交通要道。

  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公开签字投降,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

  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中国人民以长期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大部陆军和大量空军,既钳制日军使其不能北攻苏联,又大大减轻了日军对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的压力,支援了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军力、经济力都不如敌人的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武装侵略的经验,为被压迫民族争独立、求解放的斗争创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抗日战争的历史还进一步证明:

  ——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抗战并取得胜利,是由于近百年间的帝国主义压迫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造成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而集中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力量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以来,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找到了自己的最好领袖毛泽东同志;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找到了自己的最好统帅毛泽东同志。正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不但在解放区得到了贯彻实施,而且在全国亦发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明确提出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向敌后发展,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在8年中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积聚和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日本兵力(自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即抗击着 60%以上的日军、95%以上的伪军)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为赢得整个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中华民族的创举。它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规模空前并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抗日战争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论: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当之无愧地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高统帅;而蒋介石则是一个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其实质则是坏统帅、极不称职的统帅。任何“褒蒋贬共”“褒蒋损毛”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崇高地位和形象,同他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一样,与日月同辉。

  2005年10月3日于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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