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城里面的政治江湖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有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也就是说，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几十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

　　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

　　据传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即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调为组织委员。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8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畅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N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的晋升实例：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文凭，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化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入干部圈子，后借调南杨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

　　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语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

日薄西山

　　近期的河南肃贪风暴中，新野一批科级干部落马，官场地震一触即发。

　　冯军旗的论文见报之前，新野副县长高志科，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程文和曾当过六年财政局长的纺织集团副董事长高照阳先后因违纪被“双规”。

　　坊间相传，程文的落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关，该工程预算3000余万元，完工时实际花费达到870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程文通过弟弟程雷和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进行合作，并从中牟利，程文被“双规”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

　　一个官员的倒台，往往伴随的是其家族势力的瓦解。几乎同一时间，原新野县组织部长，已经调任内乡常务副县长的李玉芬被“双规”，她涉入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案。冯军旗曾经访谈过新野的10个女性正科级实职干部中，几乎每一个都出身政治家族。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女性政治家族成员的佼佼者，李玉芬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曾说出惊人之语：“我跟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

　　一个趋势是，政治家族在新野县呈现逐渐衰落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

　　在《中县干部》的扉页上，冯军旗为中县(新野)的干部写了一首小诗，题为《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

　　飘满了蒲公英

　　飘着的，是命运

　　落下的，是人生

　　新野的政治家族也像一朵蒲公英，在眼下大陆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体制变迁的天空中飘动。落在地上的，则是那些没有关系的平民公务员。近期，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引起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冯军旗为完成博士论文，于2008年深入中原腹地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他借“职务之便”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以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论文“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有评论称：这份基层政治研究论文，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基层官场到底有多真实、多残酷?

　　1. 吃喝，官员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冯军旗首先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曾兵以为，接风宴肯定不用个人买单，而如此的热情宽待背后，说明了吃喝已经成为官场的常态，否则，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怎么能成为官员保护自己身体的“必备良药”呢?茅台等高档酒轮番涨价，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其中的原由大概就不说自明了。

　　2. 形象，官员绝不能混同于老百姓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冯军旗特意买了两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在澡堂子里，都脱得光光，分不出哪个是官，而穿上衣服就不一样了。过去的军官是四个口袋，现在官兵就更加分明。冯军旗短暂的为官经历告诉我们，官员绝不会混同于老百姓，官的样子是衣服装扮起来的，是车子、房子等待遇抬举起来的，是前呼后拥捧起来的，像杨善洲没有样子的“傻”官真是太另类了。整天想着样子、待遇，还有精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吗?

　　3. 成熟，上下有人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某乡党委副书记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竞争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政协主席那里。落败后的她说道“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官员职务晋升历来都是个变数，在没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发生令人无法想像的N种变化。曾兵以为，“上拉、下推”不乏抱怨的成分，但其形象比喻说明，官员的选拔任用与百姓无关，百姓喜欢没有用，基层推举也起不了多大用，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看上面有没有人。有些人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上”后，才进步很大、很快，上面的集中打压了下面的民主。

　　4. 年龄，官员越活越年轻

　　有一次，冯军旗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年龄与岗位挂钩的硬性标准之下，官员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从与坦荡的一问一答中可以发现，更改年龄已经成为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在为官即有特权的现实情况下，只要官员在其位，无论是否谋其政，但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一个也不能少”。难怪了，很多官员都挖空心思让自己年轻，再活上五百年，原来是想为党和人民多工作几年。

　　5. 入党，上升通道中必备的敲门砖

　　相 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的官场中，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而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不但没有车子待遇，还受排挤。曾兵在想，当面对党旗，信誓旦旦的宣誓时，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你究竟是为了谁!曾兵不禁怀疑有些官员，入党到底是终生的信仰，还是以求上位特权的敲门砖?如果把入党当成晋升的台阶、上升的通道，这样的官员还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6. 学历，党校是官员“文凭批发基地”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当学历成为官员晋升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后，党校作为官员培训基地，有的公然制造批发“假的真文凭”，无论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混到一张本科、研究生甚至更高的文凭，为此，政府部门里突然变得“人才济济”。奇怪的是，拥有一大批高水平官员政府部门，在有些地区却连群众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7. 实力，有财权的官员提升快

　　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发现，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曾兵以为，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说明乡镇经济迅速崛起为建立维护上下层关系提供了财力支撑，使当政官员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而官员宁可不进步也要死守在“富衙门”，说明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在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不规范的条件下，管钱管物的位子，总是拥有着比别人更为优越的地位。

　　8. 追逐，对皇权的顶礼崇拜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中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乡里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在中县，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从古至今，对皇权的追逐与崇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去迎接皇帝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如今是列队欢迎，夹道相庆。时代虽不同，方法虽有异，但追逐与崇拜皇权的心态没有变。在如此的百般献媚县委书记之下，说明权力的诱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员在组织内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9. 霸道，悖逆“一把手”是死路一条

　　中县有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老人家曾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如今却是不同，小民胆敢说个不字，官员大有“斩立决”的霸道。闲时莫谈国事，背后莫论人非。上学老师告诫说：“人言似箭，岂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曾兵一直牢记于心。陈书记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在当地一定为权力的霸道拿分不少。

　　10. 送礼，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这些“常规动作”之后，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曾兵身边圈外人，这一次算是窥见了官场送礼的几点门道。一是要有寓意，祝贺前程远大，步步高升。二是逐级向上送，一直送到北京城。三是要把握好关键时期。曾兵想像着这一送来送去的景象，真是好不热闹。

　　11. 政治，一张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族网

　　冯军旗在深入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门当户对，如此的龙生龙、凤生凤，除了阻断草根百姓的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恐怕会使官场生态更恶劣。

　　12. 反腐，“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冯军旗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曾兵从已经曝光的冯军旗论文点滴内容看，纪委办案别有门道，也要遵守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进行有选择、有区别的规避。一是，封锁“上贡”通道，在本级查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不予认定。二是，对于已曝光且影响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查处，但官员都在“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取舍成了一门技术。三是，领导保或不保成为办案的大前提。一位纪委领导还透露，真正被“摘帽”官员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对关系“生死存亡”的反腐败这一重大问题，怎么成了讲究拿捏精准的技术活呢?反腐败或许真验证了那句戏言：“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13. 女人，官员玩女人算个屁事

　　冯军旗在调查中发现，中县1950~1978年查处的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种现象在诸多腐败案中也可以看到，贪官被纪委请去“喝茶”之后，供出情人是他们最为爽快的事。重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文强被“双规”后，就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也是首先自己供认，与其有染的女干部、女公务员多达两位数。曾兵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官员把玩女人看成是屁事呢?

　　14. “圣人蛋”，抨击腐败者为官场所不屑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 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 至善之人，是“才德全尽”之人。在圣人后面加个蛋是什么意思呢?曾兵百度了一下，原来“圣人蛋”是河南的特产词汇，用于形容那些脑子里缺根筋、行为上欠火 候、装模作样拿腔拿调、不按规矩出牌、无法以常理度之的人物及行为。反腐败者成了“少根筋”的异类，这就是带领百姓奔小康的官员吗?

　　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曾兵知道最底层的草根百姓怎么想，曾兵想不明白的是，我们尊称的父母官咋变成了这副德行?

　　回到学校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　10平方米　的集体宿舍，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冯军旗称，他“确实失落过好一阵。”然后不好意思说：“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曾兵在想，假如官员没有特权，还会有人为此打得头破血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