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最需要改的就是国务院

温家宝总理很喜欢谈“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他又谈到了这件事：“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以往一样，温总理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又是把这个改革的重要性提到很高的程度，但又是不提具体的改革方案，比如，“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应该改那些，改成什么样子，还是语焉不详。

我们虽不知道温总理想怎么改，但我们却知道他很喜欢“普世价值”。按照目前中国那些有“话语权”的人的解释，所谓“普世价值”，无非就是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价值观以及与此配套的社会政治体制，具体地说，就是多党制、普选政府领导人和诸如“三权分立”一类的政府构架。那么，温总理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向“普世”靠拢呢？我说不准。但他在这次招待会上的一些话，给人的印象却是他似乎很不支持“普世”政治体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记者问了他一个很“阴险”的问题：“最近，社会上非常关注一个案件，就是浙江吴英案，您个人觉得吴英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同时，您怎么看当前民间资本投融资难的问题？”我之所以说这个问题“阴险”，是因为这句话里有一个陷阱。在这样一个场合，问政府总理一个具体案犯是否该判死刑，显然是在引诱对方步入政府干扰司法独立判案的陷阱。面对这个陷阱，“普世价值”的回答应该是这样的：你的第一个问题有使我干扰司法独立原则的嫌疑，请原谅我不能回答你。而第二个问题又涉及到金融立法问题，在立法机构没有对现行法规作出修正之前，我们要支持法院依照法律独立审判。作为政府行政机关的首脑，我没有权力对此做出评价。我也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表达对本案的个人观点。但温总理是怎样回答的呢？是这样：“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我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慎重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通知，并且对吴英案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这件事情反映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而银行又不能满足，民间又存有不少的资金。我们应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这段话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它的前半部分对吴英案件的判决带有很强的压迫性，而后半部分又对民间金融市场的立法带有很强的暗示性。往大了说，这样的回答有干扰司法和立法之嫌；往小了说，这样的回答说明温总理虽然嘴上大谈“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对“体制”并无感觉，内心里还是以权代法那一套。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吹毛求疵，目前中国是“一党专政”，不是三权分立。但是，请注意，即使按照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法院也不是政府行政机构的部委。最高法院和国务院一样都是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也都同时向全国人大负责。即使按照党内分工，领导法院的也是政法委而不是国务院。

如果上面的例子可以模糊处理的话，那么我们再看这一例。在回答中央电视台一个记者的提问时，温总理回答说：“首先，在法律上，我们通过修改宪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我们制定了物权法，使合法的私有财产得到法律保护。我们修改了选举法，使城乡选民具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我们”是谁？温总理在回答问题时是代表国务院，还是代表党中央？修改宪法、制定物权法、修改选举法是国务院的权力，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力？都不是，这个权力只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这些立法上的工作当作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成绩说出来，是不是给人一种很滑稽的感觉？作为一个政府总理，如此坦率地回答完全不该由他回答的问题，是不是给人一种“体制盲”的感觉？

如果上面这些都是习惯使然，下面这一段就有很明显的刻意痕迹了。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温总理说：“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王立军事件的调查结束了吗？案子定性了吗？都没有。连他自己都说，只是 “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怎么就可以接着就要求“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呢？调查没有结束，案子没有定性，就有可能无罪或无错；无罪或无错，你让“现任重庆市委市政府”反思什么，吸取什么教训？往轻里说，这叫违反程序；往重里说，这叫无罪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