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文化大革命

2015-8-9 03:42|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7272| 评论: 8|原作者: 恽仁祥

摘要: 对文革的争论，不仅从文革开始至今没有停息过，可能几十甚至几百年后也会有争论。一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从其本阶级利益决定了对文革不同的的态度；二是文革同任何事物一样，不是十全十美。本人仅讲当前毛派争论较大的一至二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供参考。

四、我的一点体会

有人说历史不会重演，这话不全面。历史上有些人以损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的丑剧，可以说一再在重演。反党、反人民的人大肆宣扬“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栽赃陷害文革和毛主席以及造反派。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最终真相大白，宣布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的人，最终被剥掉了伪装，他就是把文革搅乱了的罪魁祸首。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终于真相大白。人民终将会审判这位共产党的叛徒、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充分的事实证明：文革的乱是走资派和反党分子操纵了“工作组”、“支左”的军管死保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武装镇压造反派而造成的。而且越“工作”、越“军管”越乱。这己是无可否定的历史事实。我本人对此有点发言权。文革期，在陶鲁笳(当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党委书记)和钱学森(当时任科要副主任、党委常委委员)两位领导同志直接领导下，遵周总理指示：尽快把笫十、第十四研究院的问题解决了。这两大研究院(相当省、部级单位)，在文革期都是被科委那个走资派及其一手操纵的伪保队副总勤务站(注：国防科委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勤务站”，直到9.13事件后才垮台)，挑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死保走资派，而搞乱的在北京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并先后多次派驻“工作组”、“军管”，结果是越“工作”、越“军管”越乱。

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陶、钱把我派驻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在这前，在陶、钱直接领导下，被科委走资派及其伪保队副总勤务站一手搞乱而彻底瘫痪长达三年之久的科委情报所(局、所合一)，即本人所在的单位，仅三个月的时间解决了问题，全过程没批斗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没让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写检讨和交代材料。科委常委会决定让我在科委系统在京厂、所(相当厅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因此，我到第十研究院和弟十四研究院在三线的半导体研究所后，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找我反映问题。分别仅三个多月时间，而且同样都没有批斗任何一个干部或群众，没有让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写检讨或交代才料，而且干部和群众没有贴一张大字报。完全靠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解决了持续数年之久的矛盾，有些矛盾在当时是非常棘手的。但本人在这段时间内体重由120多市斤降为92市斤，毫不夸大地说，确实是革命加拼命苦干出来的。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见了我对我说：你们上报的材料(注：我在科委系统干部大会上代表所党组作的经验介绍)我看了，很好。直到后来走资派篡权后迫害我时，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告诫他们：“恽仁祥的问题中央知道，这个人不能整他，(毛)主席还有批示，谁整谁倒霉”；以及后来万里同志宣布的中央决定：(国防科委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是“天大的冤案”；邓小平命令科委：“快把人放人，否则很被动”。我才从张爱萍私造的监狱走了出来。这些，并不是说明我恽某有多高明，而是证明在陶、钱两位领导同志直接指导下干的工作，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经得起任何检验。在文革期间，被走资派破坏成难以解决的三个“老大难”单位的问题，都是在陶鲁笳同志亲自指导下，相信和依靠本单位广大干部和群众努力和支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以及文革期间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等指示，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把一些当时很棘手的问题解决了。而至今，尤其是走资派篡权后，陶鲁笳同志和我本人都遭走资派栽赃、诬陷和残酷迫害(注：详情在我写的，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作了详细介绍)，而我们处理的任一案例，无一人提出非议和翻案的，相反当他们知道我们遭走资派迫害时，还分别派代表，甚至从千里外托人来当面向我表示问候，劝我们保重身体，以至得知走资派对我扣发薪金和粮票后，还表示愿资助我。对此，我们都对他们的问候表示深深感谢，我还表示走资派用经济手段迫害我，我对付得了，我养鹌鹑鸟不仅经济上能自救，还学到了一手自制自动化孵化设备，饲料配方及疾病控制等一套技术。凭这些亲历，证明了不管多棘手的“老大难”单位，只要工作组、军管不受走资派操纵，不受走资派挑动的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多棘手的问题就平稳地解决了。而如果工作组、军管组受走资派操纵，支一派，打击一派，就只能是越“工作”、越“军管”越乱。更有的“工作组”、“军管”不仅受走资派操纵，而且军管本身的领导就是走资派，他为了树自己而整别人，甚至为了算文革的帐、搞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那更是乱上添乱。例如张爱萍“整顿”七机部就是个典型例子。(详情参见《张爱萍在1975》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