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重庆逻辑
今年最重要的地区是重庆，最重要的事件是王立军事件，最重要的多米诺骨牌由王立军推起。它吸引了世界人的目光，把国民推向了政治高潮。 王立军事件把国人带入全民政治时代。王立军事件之后，政治猜测满天飞，政治谣言浪涛涛，国人麻木的政治神经再一次受到强烈刺激。谈王立军如同吃饭穿衣吃饭睡觉一样不可缺少，不知道王立军，如同星外来客。人们见面，不再说你好我好的问候语，不再说家长里短，不再说老人孩子老公，而是问王立军如何?王立军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王立军跑到美国总领事馆说什么了?有什么内容?而每一个关注王立军的人都以多知道一点王立军的新的情况而沾沾自喜，每一个人甚至因为少了一点王立军的信息，少更新了王立军的信息而感到惭愧，感到不安。 王立军事件催生了诸多的“地下组织部长”。有人在透露王立军信息时展示出了“地下组织部长”的超人才华，他们不但给王立这安排了位置，还给被王立军牵涉进来的所有人都安排了政治前程、政治位置、政治导向。其政治想像能力，其政治断案的才华，其政治赌博下注的政治胆略，真可谓叹为观止。有人在微博说“出大事了”，旋即引起网民迅速围观，大有引发信息拥堵之势，如再不打开渲泻阀，所有国人的政治激情都会在达到至高点时造成自我毁灭。他们在猜出什么大事的同时，又不断地给官员们重新洗牌，重新发牌，重新出牌，重新定位，重新填加政治筹码，似乎中国政治的官员命运不操纵在政党高层官员手里，而在每一个议政人的嘴中，他们过足了嘴瘾。他们坐上政治的气垫船，以神八的速度瞬间步入了政治天堂、政治殿堂。 王立军事件导演了诸种不同版本的政治大片。有惊悚，有惊喜，有意外收获。有意料之中，有情理之外。有低潮，有高潮，有跌宕起伏。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主角，有配角，有演员甲乙丙丁。有观众，有凄惨的叫声，有兴奋的共鸣，有鼓励，有批评。有喜剧成分，有悲剧天才，有落幕的凄凉。有人走茶凉，落井下石，暗箭伤人。王立军事件具备所有政治大片的政治元素，一个都没少。 人们这不禁要问，重庆这是怎么了?不是打黑吗?打黑的人为何成了阶下囚?不是唱红吗?唱红的人为何成了匆忙的政治过客?不是发红色短信吗?为何发红色短信的人身上充满着道德的不洁和污垢?不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吗?提倡共同富裕的人为何花开即败?不是有所谓的重庆模式吗?重庆的模式难道是自我毁灭的模式?是政治的倒春寒还是政治的滑铁卢?对此人们可能有不同的回答，有不同的答案，疑问多多，谜团数不胜数。王立军事件也可能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也可能成为历史之谜。 重庆逻辑是中国逻辑。逻辑分三部分展开，一条是权力逻辑，一条改革逻辑，一条是利益逻辑。权力逻辑支配改革逻辑，权力逻辑支配利益逻辑。换句话说，官员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改革，使改革的每一步都按着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的方案走，所以的改革都要符合官员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重庆逻辑是中国改革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情与维稳对于重庆来说仍然不可或缺。 重庆又有自身的发展逻辑。重庆逻辑与中国逻辑相同，其表现方式不同。它以打黑唱红为手段，以共同富裕为目调，兼有实现个人政治所野心、政治抱负为目的逻辑。其潜伏的人性恶与公共选择理论的政治人假设化作政治的铁的事实。在这一逻辑展开的过程中，重庆官员连连丢分，如同考试总是不及格，最终被淘汰出局。 丢的第一分是打黑。追求权力、荣誉、地位是人类的本能，政治家也不例外，他们追求权力的冲动往往更强烈。权力是实现荣誉和地位的最有效最有力的手段，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为这些东西而努力奋斗，如果说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也得记在日记上的话，那么政治家做好事以政治为业并追求伟业是其政治的本能与冲动，虽然曹操说不可芳留百世，宁可遗臭万年，但政治家没有一个想遗臭万年的。 重庆的打黑一方面从本质来说没有错，另一方面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上级会认可，二是重庆的人民会拥护。这个牌打得好，一个是以公平正义的名义打黑会迅速有效地占领道德制高点。 “黑”很显然有悖公平正义，打黑会迅速获得民心，得到民众的支持，重庆官员的超凡魅力又与民粹主义一拍即合，这个牌如果打下去，一定是正和积极博弈，多方共赢，黑者输。问题在于打黑的逻辑又受体制逻辑的约束，是体制逻辑的组成部分，打黑不是依法而打，而是依人而打，依人治而打。于是在追求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失去了合法性，在追求民众的支持的过程中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追求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失去了社会和谐，在追求官员清廉的过程中失去了清白，在官不聊生的过程中人民并没有幸福。由于违反了法治，得到了现代社会最主要群体即律师的几乎是一致的反对。如同一个学生，本来想考个第一名，结果答题方法错了，结论也就自然而然地错了。
丢的第二分是唱红和发红色短信。按道理说，唱歌是百家歌曲百家唱，百家唱百家歌，唱歌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如果说有自由扩展，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唱歌，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有什么心情唱什么歌，唱歌的自由在不断扩展。而重庆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唱歌的自由打破，强制人们唱红歌，在小学、中学、大学、机关唱红，而且组织人到北京、甚至到香港去唱，唱歌的自由变成了唱歌的被自由，自由被剥夺。且不说唱红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就是唱红本身也不得不让人们想到“文化大革命”那恐怖的岁月，唱红的逻辑结果不是回到和谐，而是回到斗争。有网友指出，唱红的歌曲里有被文革批斗的歌曲，于是唱红本身就有了反唱红的矛盾。权力的好勇斗狠和政治雄心通过唱红表现出来，最终走火自伤。同样，发红色短信也如唱红一样没有得分。其中的巨额花费和消费也引起了人们的诸多争议。 丢的第三分是电视禁播广告。就在今年3月9日，在重庆市人大代表团举行的开放日上。时任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还表示，电视是广大人民的教科书，那么电视就应该给人民提供有益的、有价值的思想文化素材，重庆卫视也将会继续禁止插播商业广告。他说，我们要鼓足民族的精神力量，努力传播中华民族几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要传播就得有版面，就得有时间，就得给出时段，所以在这二者的选择之中，我们确实把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摆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中有一个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禁广告，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中去。市场经济的道德已经开通三十年，再也回不去。广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禁播放广告，是在破坏市场经济，是搞权力经济，搞权力市场的经济，这条道走得通，却走不到底，前面是死路。广告也是做大蛋糕的一部分，既想做大蛋糕，又想破坏做蛋糕的方法，既要马儿干活，又不让马儿吃草，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既给做大蛋糕的尺寸，又不给做蛋糕的原料，最后也就剩下画饼充饥了。 丢的第四分是共同富裕。这是最应该增加分数的地方却丢了分。共同富裕是平等的组成部分，平等包括人格平等、法律平等、机会平等、反对特权，也包括不反对建立最低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都需要一个过程。把不反对建立最低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成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西方走了二百多年的路程，中国在这方面实现共同富裕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邓小平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这个道理。共同富裕的过程既是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人为干预的历史过程，人为干预主要是权力干预，权力干预应该且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重庆的做法却是人治的干预，对富人的打黑并没有相应地把财产给社会的弱势群体。正义的目的要有正义的手段，共同富裕的目的应该有实现共同富裕的正当手段，目的正当，手段不正当，目的也会失去正当性。平等一旦离开了法治，不是回到文革的平均主义就是重新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政治的丢分会引爆政治格局，就看谁有这个勇气点燃这个导火索，王立军充当了引燃这一导火索的最佳人选，尽管迫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权力的现有格局，还得由外部打破，它必须通过外面打破，它已经被打破，这一打破来得真快、太快。 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说：“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他还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第二天，新华网北京3月15日电，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又据新华网3月15日电：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已决定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3月15号，重庆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市委主要领导调整变动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李源潮在讲话中指出，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中央十分重视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中央从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张德江表示，重庆的科学发展、和谐稳定是全市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一定不辜负中央的重托，一定不辜负3200万重庆人民的期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自觉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 重庆的商业广告又出现了。一年多前，重庆卫视频道取消商业广告，这块约占重庆广电集团近45%的主营业务收入。重庆卫视播完薄熙来被免去职务新闻后30分钟出现商业广告。 晚间18点30分， 30分钟的新闻结束后，电视上出现的一条酒类广告引起人们注意。更早有一条微博说，重庆卫视正在重新招募广告营销人员，准备重返商业广告市场。今年重庆卫视已有一个《星电影》节目获得企业冠名，制作人表示需要对冠名费保密。计划的归计划，市场的归市场，广告的归广告，这是命，谁也改不了命运。西方人信上帝，中国人信命。 人已去，楼未空，新主人，需要新逻辑。这个新逻辑，就是宪政民主，没有宪政民主，重庆仍然会回到折腾的时代，这种折腾只不过是换了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新的面孔而已。中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周期率靠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让法治制约权力，约束权力。重庆也是，要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只有靠制度才能做得到，没有民主制度的建设，没有民主制度的约束，无论多么有本事的领导人都是靠不住的，人治终归要回归历史，制度才靠得住。 陈红太：如何看待重庆探索的价值和成败
一、正确认识“重庆探索”的方法论 问：与沿海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和区域相比，重庆近些年的实践探索和崛起经验应该作怎样的正确解读？ 答：现在人们可能常常把重庆的探索称作一种模式，与沿海一些发展很快的地区，如广东、江浙一些地方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但目前的比较，从我在网上和一些研究材料中看到的，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个人偏好都比较明显，许多文章和评论，其中暗含着一些事前就肯定或否定的立场和价值。比如说，凡是主张民营市场化、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偏好的作者，一般都对沿海广东、浙江一些地区的发展经验持肯定和拥护的态度；而对坚持国有经济、共同富裕、唱红打黑的重庆探索，则更多的持否定、歪曲甚至敌视的立场。二是一些所谓的学者根本就对各地的实际情况不了解，也没做过实证调研，依据一些新闻报道或研究材料、一知半解地进行选择性比附和自以为是的评论。还有些学风不正和居心不良者，甚至根本不顾事实地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指鹿为马，以丑化和攻击重庆探索为目的。这些都让真正了解情况的人们不仅觉得好笑更是气愤。三是把重庆探索实践与某些领导者的政治前途及命运混同一起。把重庆探索狭隘的甚至等同于为某些领导者升官晋级的阶梯、敲门砖或政绩工程等等。 对重庆崛起的经验和实践探索能不能作出正确评价，实际存在一个方法论问题。我的看法是，不应把重庆探索仅仅看做是一种局限于地方区域性的、由个别强人主导、与主政领导者的政治前途相关联的地域发展个案；重庆探索的价值也不应因个别突发事件的瑕疵或个别领导者的政治命运受到影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历史上的任何人物，都会随历史长河的不停流逝而不断被后人取代，但他们开拓的历史路径和创新功绩，将与青山常在、日月同辉。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和研究者，我们应该抛开感性的因素，把重庆探索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格局来透视和定位。有了这样的理性态度和视角，人们就会发现，重庆探索的真正价值，不仅仅是一种区域性的科学发展的实践样本，更是一件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大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方向的开拓性创新尝试。重庆探索开拓的发展方向和成功实践，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科学发展阶段面临的时代主题和正确走向，并从经验层面回答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应该和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样的一种具有全局性、引领发展趋向的重大实践探索经验，有远见卓识的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绝不能任其自然兴衰成败、等闲视之。 问：正确评价重庆实践探索的价值，可能与是否及时回应了社会发展主题和主要矛盾有关。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目前人们对中国现存的问题和矛盾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无论左右派还是官方商学界以及民间，对以下一些问题的看法还是有一定共识的。比如要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问题。实质是坚持经济社会的开放和自由，并且要通过法治的完善和保障，使这种开放和自由可长久的持续。又比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解决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公、基本民生的政府保障和一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府财政向民生领域和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倾斜，解决贫富、区域和城乡以及行业之间不断扩大的差异，还要破解各种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扭曲甚至捆绑等问题。又比如坚持执政党和政府职能的有效问题。权力集中虽然有利于社会区域协同和集中力量及各种资源办大事，但必须把如何破解权力集中容易导致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专断等问题、把权力缺乏监督导致权力乱用和钱权交易等腐败问题提上改革日程。又比如维护社会和谐、诚信、互助的道德风尚问题。避免社会伦理和官场伦理的商业市场化，保持独立、负责、高尚的人格，维护民族、国家、区域、单位以至个体的尊严。又比如发展绿色经济、创建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探索问题。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到依靠绿色经济和创新驱动以替代不可持续的高耗能、高排放和高污染，替代依靠廉价的生产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向上来。 保持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和动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执政党和政府职能有效，维护社会和谐、诚信、互助的道德风尚，发展绿色经济、创建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探索，应该是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建设近些年来，可以被大多数人认同的共识性理念。这些共识性理念实质就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并要重点解决的经济动力、社会公正、政府有效、道德高尚、绿色生态等五大建设领域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哪一个地方和区域解决得好，并创造出一般性可操作的做法和制度形式，那些地方实际上就在引领着中国科学发展前进方向，就实际处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航程的船头。重庆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瞩目的发展热土，就是在这五大建设领域和五大发展方向上，都做出了积极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贡献。 重庆重点扶持微型企业以及分层次扶植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和国有金融投资集团的企业功能与机制创新，引资国际化外贸加工企业营造的产业凝聚、物流条件、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保障，是重庆启动经济起飞的动力引擎和制度保障机制。黄奇帆市长为什么在2011年重庆创造的多项全国第一中最看重中小微型企业数量增长和外贸进出口总量第一，是因为这两项指标最体现经济发展的开放性、社会活力、劳动就业和可持续等状况。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重庆市始终坚持“三条硬杠子”，即民生支出占全市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对区县支出占比在75%以上、市级以上公共服务预算增量的70%以上投向农村。坚持每年对31个远郊区县专项转移支付3000万元搞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处于“一圈层”的发达区县每年帮扶对口“两翼”区县的资金及实物总量不低于本级财政的1%。全国首推大规模公租房建设、首创地票交易、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为农民城市化实行的“335”制度保障体系，即保障了农民的原有的土地等财产权益，也使转户进城落户的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这样做的成效就是虽然这些年重庆经济飞跃发展，但区域、城乡、贫富差别反倒缩小了，基尼系数2011年从0.438下降到了0.421，2012年预计会下降到0.4，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在执政和政府效能方面，重庆通过“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等“三项活动”，和创新基层社区党组织联系群众的“三项制度”，反对官僚主义，极大地改善了区县乡镇村社各级班子亲民务实的领导作风，群众称道“共产党又回来了”；通过对领导干部实行的“实绩考核、民主测评、民意测验”的考评机制，尤其是规范民意测评机制，把民调权重在市级部门、区县逐步提高到30%到50%，真正把对领导干部政绩的评价权交给民众。通过打黑除恶与交巡警、校警制度改革，综合治安状况排名全国第一，群众满意率多次测评均在90%以上。以打黑除恶为切入点的反官场腐败更使重庆市廉政建设出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重庆市旨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抵制精神文化领域过渡商业化低俗化的“唱读讲传”活动，把弘扬正气和为民众提供高尚精神产品作为文化建设的第一要务，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在端正执政党理想信念、儿童经典教育和扭转社会靡靡之音等方面，社会效益彰显、影响空前。在绿色生态建设方面，仅2009年一年就种了过去十年的树，还要以这种劲头再干十年，种出百年的树。 尤为值得着重强调的是，在这五个方面的共识和相应领域主要矛盾解决中，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实现“公平正义”问题，主要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提出的“共同富裕”问题，越来越成为与经济发展并重的，也是老百姓意见最大、改革呼声最高、也最直接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性质、方向和进程的主要问题。换句话说，公平正义问题、或者说政府的制度供给和资源配置以及分配能否保证现代化建设的公平发展和共同富裕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目前老百姓普遍认同的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改革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公平正义已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更是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积极性、可持续的激发社会活力和动力、满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迫切最现实的利益诉求，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正如薄熙来同志所说，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目的更是发展的动力。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包含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针和实践方向；而重庆高调主张的“民生导向、共同富裕”，则是把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直接付诸实践探索。在“姓资姓社”“不争论”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下，科学发展最需要的是实践探索的样本，把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政策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重庆探索实践样本的诞生，不仅仅是对越来越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公平正义问题、共同富裕问题的及时回应，也不仅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已经出现的发展偏差提供了鲜活的个案校正机制，它的最大最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的价值，是经验性地证明了科学发展观确是解决中国目前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空洞的理论说教民众往往是不认账的，而实践探索形成的成功和具有实效的经验样本最具影响力。 二、“重庆探索”的真谛何谓正解 问：重庆发展模式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论？有人说“王立军事件”证明了重庆模式的失败？ 答：一些对中国改革的公平性持否定立场的左派人士和网友，他们发现重庆探索可以从实践方向上回答他们对改革诸多问题的疑问，所以极力把重庆探索往自己这方面的立场上拉，试图把重庆探索解读和定位为向“毛泽东路线”回归的样板，从而对重庆探索进行有选择性的肯定和宣传。比如他们对重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的西部大开放和大量引进外资以及大力扶植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缺乏必要的强调和宣传，而对利用群众动员式的“唱红打黑”和分配领域的“民生导向”、“共同富裕”极尽赞扬和称道。而一些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彻底性持否定立场的右派人士和网友，他们大都对重庆的做法和取向持不待见和否定的态度，尤其对重庆的“唱红打黑”百般挑剔，甚至不顾事实以片面和瑕疵进行极端攻击，把重庆“打黑”称之为“黑打”，把“唱红打黑”比之“文革”再现。把重庆探索定性为“强人政治”、“人治模式”。“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极端右派人士更是欢心雀跃，认为连“打黑英雄”都躲到美国领事馆，断定“重庆模式”已戏剧性失败。 对重庆探索的解读实际上还不仅仅限于上述两种立场。据我观察，应该包括五种不同的视角或面向：媒体聚焦甚至炒作的视角；各科学者观察和研究的视角；官方包括重庆市委和政府的视角；重庆探索本身实际绩效的视角；重庆老百姓亲身感受的视角。这种多维的视角和面向，对于全面准确的了解和认知重庆探索是有益的。现在的问题是，充斥媒体和网络以及学者和网友的观察，多是一些极具表象特征的重庆实践，比如“唱红打黑”、“民生导向”与“共同富裕”这些标语或标签式的宣示和“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等政策主张，而对支撑重庆探索和指导重庆发展的“国营企业的组织与功能的市场化再造”、“西部大开放洼地效应的营造”、“对外资和微型中小民营经济的分层次扶持”、“民生建设投入和发展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保障和动力机制”等这些深层次的大开放实践和实实在在的经济建设领域的创新探索，往往视而不见或不够重视。正因为如此，薄熙来同志尤其是重庆市长黄奇帆同志在多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反复阐述重庆探索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314部署”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是推进西部大开发、建设西部内陆开放型经济、营造内陆大开放高地的实践探索意义。 对重庆是非成败的判断，说到底不是以媒体网络以至于学者网友的说法为依据，也不是以官方政策宣示或者以某些相关领导人的前途兴衰为依据，而主要应以重庆的发展是否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和重庆三千万人民是否受益和他们亲身感受到的事实为依据。从重庆经济发展数据看，自薄熙来同志主政以来，重庆的GDP增速和人均增长在全国排名，均呈现一年上一个大台阶的局面。GDP增速，2008年全国第五（14.5%），2009年全国第三（14.9%），2010年全国第二（17.15），2011年全国第一（16.5%）；人均GDP增长，2008年2000美元，2009年3000美元，2010年4000美元，2011年突破5000美元，年均增加1000美元。发展速度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在创造新的经济奇迹。重庆四年来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主要问题的回应和快速崛起，也完全迎合了中国科学发展逐渐成型的“中国模式”的内在逻辑需求。中国模式的最终形成需要有三个必备的要素：现代化市场经济造就的物质极大丰富；现代化先进文化凝聚的民族精神再造；这两者的结合就是“一阴一阳为之道”。但有个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就是现代化民主政治形成的依法治官体制。也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者的有机统一。当然这里还有个生态文明的问题。生态文明内含在物质、精神和制度文明建设之中，是解决天人关系的终极之道，但必须有超越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之维，以可再生资源、开发绿色能源和建设生态环境为发展趋向，避免因地球无法承担之重引发的人地和资源争夺冲突、重蹈过去大国复兴的争霸之路。重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在市场经济与红色文化的有机统一和结合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历史必将证明，重庆实践探索能否可持续，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 问：能不能用几个字，再精要地概括一下重庆模式的本质特征？重庆的实践探索与毛泽东和“文革”时代究竟有何异同？ 答：重庆探索的实质是三条：“治官”、“为民”、“大开放”。“治官”最突出的体现是“三项活动”（“大下访”、“大走访”、“三进三同”）、“打黑反腐”、“以民调机制考评官员政绩”以及“三项制度”，以此改善市区县乡镇村社各级领导班子的亲民、廉政和务实作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彰显我党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红色政权传统。打黑除恶的出发点是建设平安重庆，实质是治官，打掉公安司法领域黑社会的保护伞。重庆在打黑除恶期间立案查处涉黑权力腐败案件1078起，打掉1271人，正厅级干部10人、副厅级干部37人、处级干部300人，涉及公安79人、检察院28人、法院38人；国家公务员886人。“为民”最突出的是“五个重庆建设”、“民生十条”和“共富十二条”所体现出来的、以民生共富为导向的经济社会生态建设。其中为重庆两翼落后地区脱贫致富而实行的一系列扶植开发政策，大兴土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的公租房建设，各项为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农民工城镇化、低保医保以及各项权益和社会保障政策措施，都集中体现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本色。“民主法治十五条”也是在制度措施层面落实和保障人民民主各项权利的具体体现。“大开放”就是以市场化机制，以大量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形成IT行业产业凝聚、营造区域“洼地效应”和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组织功能构建以及可持续发展，形成既坚持公有制经济在基础设置、公共事业和民生建设领域的主导和支撑作用，又形成外资和民营资本在新区、保税区飞跃式发展的全新格局和可持续大发展态势。“治官”、“为民”、“大开放”这七个字，比较集中的体现和概括了“重庆探索”的执政本质和发展导向，这也是“重庆探索”的精髓之所在。 有人硬把“重庆探索”的科学发展与全国其他的科学发展对立起来进行比附，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搞“自由发展”一条路，出现点强化或彰显“红色”性质的说法和做法就立马定性为是恢复“毛泽东”或者“文革时代”那一套，把“重庆探索”中发动、组织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我党传家宝和成功做法，诬陷为反对改革路线、反对依法治国、否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不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等等。把重庆这样一个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成功样本，硬是套上反改革、反现代化、开历史倒车的个案样本，这不是无知和偏见，又是什么？尤为担心的是让一些野心家和别有用心者，钻重庆探索的瑕疵和失误的空子，进一步混淆人们对改革开放正确路线的认识，把本来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探索成功样本，诋毁为反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革和封建残余。 “文革”和毛泽东晚年的最大失误就是对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判断失误，以阶级斗争为纲缺乏法治，而没有紧紧抓住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面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社会发展主题，没有把“发展是硬道理”、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许多时间和精力都用到了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上，给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而重庆无论“治官”、“为民”还是“大开放”，都是在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指引下，在向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开放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在“以人为本”，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人与自然、对内对外“五项统筹”的一般原则引领下，进行“科学发展”的实践探索。重庆探索从根本上说就是在“改革开放”、“自由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突出了“公平发展”和“共同富裕”，本质上是对邓小平期待的“共同富裕”的科学发展回应。邓小平留下的社会主义思想遗产，简单概要的说主要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共同富裕”这十六个字。如果只强调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放弃了邓小平所强调的民主法制、共同富裕，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制从实现公共富裕的手段，变为固化的目的，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永久化、常态化，忘记或实际放弃了“共同富裕”，实质上就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追求。重庆的做法和实践探索，既是对“自由发展”和“包容性增长”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的纠正，更是对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到20 世纪末开始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 最后，我还强调的一点是，千万不要助长一些个别悲剧事件或某些偏执行为的影响力，影响到中国目前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探索和逐渐形成的多元化科学发展的大好格局和态势。上级领导机关不应简单地把公开性、公正性、合法性作为处理一些个案的原则，应把个案得失和处置效应放在是否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大局来通盘考量。不能让各种小道理和个人偏见主导重大决策、社会舆论和价值判断。是非得失判断应该全面系统发展地看问题，力争坏事变好事，而不是小坏事变成大坏事。就事论事是法治原则不是政治原则。不能助推“干和不干、多干和少干、干好干坏一个样，唯上才是硬道理”的官场潜规则，助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旧官僚主义习性，那样就会彻底摧毁地方各级领导官员和党内民主力量心中尚存的那份为人民服务、对党的事业负责和忠诚的个性追求，也会使那些勇于创新、干出卓越政绩仍然得不到公平对待的领导干部彻底绝望和寒心。“权力过分集中”和“家长制”形成的“唯上唯权主义”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不能任其更加恣意泛滥。不能客观上助长政治体制改革对“自由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路径依赖，诱发和迫使中国不得不最终实行西式自由民主。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异化或者被中断，都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悲哀！中国共产党是经过90年大风大浪历练和各种考验的政党，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事态和悲剧发生？ 2012年3月14日完成初稿，3月16日修改定稿。作者：陈红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员、研究员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