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5日，毛主席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时，谈到了修正主义的问题，相关谈话的主要内容有： 维托：没有科学知识，不可能消灭迷信，因此要培养干部，逐步消除迷信。糟糕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通过电台、音乐、文学影响我们。 主席：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我们、你们的国家可以不进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用什么代替它。 维托：特别我国小，人少更重要。 主席：你们国小，可是在世界上表现出不小，很厉害，你们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什么叫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他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修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能代表马列主义真理，只能代表少数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地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就要被关进疯人院。这是法西斯专政，很值得注意。我们这样国家要掌握好，我不能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不出修正主义。 维托：个别的会出，但以你们现在领导，不会发生的。 主席：我们争取。 齐乌；你们不是正在以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吗？ 主席：以阶级斗争进行教育，承认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存在，适当进行阶级斗争，不流血的，不是开战，但少数破坏分子也得整，反革命、破坏分子、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我国社会情况相当复杂，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我常劝外国同志不要简单地看中国。有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是次要，但要注意，社会是由这两面组成的。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有二、三千万人，比你们国家人口还多。 维托：可组成一个一个的师。 主席：可是他们是分散的，其中程度不同，我们有办法使他们守规矩，少数不守的，有办法制服。 维托：专政。 主席：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他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你们大概赞成吧？ 维托：完全同意。 主席：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不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还要多少年？现在说不定，可能几百年。要搞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帝国主义不打倒不可能。 维托：还有修正主义。 主席：还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还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文化教育达到一定水平，条件具备才有可能。这次谈的太多，太久了。 维托：谢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主席：问题扯得太宽了。向霍查、谢胡、卡博同志和其他同志们问好。 （引自武汉群众组织1968年印刷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80篇《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 1964年7月14日发表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写作的著名的《九评》，题目就是毛主席改写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中这样分析苏联的社会状况、阶级状况、主要矛盾：“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单行本，人民出版社，第4页。） 1965年1月9日，毛主席同老朋友、著名美国记者斯诺谈话。 斯：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 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 斯：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毛：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毛：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 毛：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反对封建主义。美国没有封建制度，有殖民主义——英国，等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反对英国。世界上的人，不受压迫谁起来革命？美国发生独立战争，就是因为受英国的压迫。美国独立战争差不多有二百年了吧? 斯：美国独立战争时有很多革命家，提出的口号同后来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一样。那时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共和国。当时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同今天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一样。 毛：华盛顿的‘名誉’不好，我们可以追认他为‘共产党’。 斯：中共会把他看成是个反动的人，所以不会让他参加党。 毛：不能参加共产党是一件事，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华盛顿所起的革命作用，我们应当承认，他当时起了很先进的作用，是很进步的。还有林肯也一样。 斯：林肯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也是伟大的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毛：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 斯：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 毛：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引自《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00__412页。） 1965年1月15日，毛主席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写了批注，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阶级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引自《毛泽东传》(1949__1976)，第1390页。） 1965年7月18日，给章士钊信中写道：“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 （引自《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17 页） 1965年8月3日，毛主席在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谈话时，马尔罗谈到苏联，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这引出毛泽东谈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一段重要讲话：“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 “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见《毛泽东同马尔罗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__1976)第1394页。） 1965年8月11日，罗瑞卿向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汇报战备工作问题。谈到修正主义，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在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4年才会恢复，解放军才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 （见《毛主席听取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时的插话纪录》，1965年8月11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__1976)，第1395页。） 1965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毛主席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 毛主席讲了一大段汉、唐、宋、明的历史，接着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一定要准备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整我们。要准备我们内部出修正主义、法西斯，地富反坏复辟，整贫下中农，那时老百姓不赞成，要造反。” 毛主席又讲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 （见《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5年1O月10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__1976)，第1396页。） 两天后，1965年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的建设、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大会发言。这一天，刘少奇到东北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当余秋里谈到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五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 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彭真在大会发言中谈党的问题时说：“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毛泽东插话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物，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当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 （见《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 录》，1965年10月12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__1976)第1396—1397页。） 1966年1月12日，毛主席在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时说：“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 反。” 又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 ，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 。 （见《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1966年3月30日，毛主席同康生、张春桥、赵毅敏、魏文伯、江青谈话。毛主席说：“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可以不搞阶级斗争？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官。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中央早已做过决议，要搞阶级斗争，写反修文章，培养秀才。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 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委市委。斗争要有策略，一个学校批评两三个人，他们就不能不讨论，不要太多。要区别对待。郭沫若、范文澜，我还是赞成保护。郭功大于过。谁也会犯错误。姚文元，放在市委，这个办法好。 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见《毛主席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__1976)，第1407页。） 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页。） 1966年5月5日，毛主席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 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引自《毛泽东传》(1949__1976)，第 1410页。） 紧接着，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又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见《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__1976)，第 1410页。） 1966年7月8日，在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写道：“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 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引自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1966年7月8日。） 1966年12月26日， 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参加。饭前，毛泽东谈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我们这次搞了个文件____“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引自《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23—25页。） 1967年1月9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 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就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引自武汉群众组织1968年印刷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40篇《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 毛主席发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转引自196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社论《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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