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如何读马列著作

（三）读《国家与革命》和《“左派”幼稚病》

　　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和《“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本著作，是毛泽东几十年里读了又读、读了多遍的马列经典著作。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老人家对这两本光辉著作还爱不释手，时常翻阅。

　　毛泽东为什么终身不倦、读而不厌列宁的这两本著作呢?最主要的就是他欲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吸取指导中国斗争的经验和启示。其次，毛泽东非常喜欢列宁的风格。正如他在1958年4月6日的一次讲话中所说：“列宁的作品，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毛泽东与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3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把《国家与革命》放在身边，有时在外出的旅途中，他还拿着放大镜一页一页地读。1958年，新版的《国家与革命》出版之后，毛泽东再一次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用铅笔对书中论述国家消亡的部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等处都密密麻麻画着几种符号，重要的段落还画着竖直线、曲线、大圈套着小圈，以示极为重要。特别在论述有关国家与民主、平等的关系等处，圈画尤多。他在读1964年出版的大字本《国家革命》时，在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等章节，也都画满了直线、曲线、圈、双圈等符号，这说明了他当时关心的问题。

　　这本大字本的《国家与革命》，70年代里，毛泽东还读过几次。他办公室里的书柜上放着的大字本马列著作，有的还叠了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封面上还画了一个圈。我们知道，《国家与革命》与其他的马列著作一样，一直陪伴毛泽东走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也是毛泽东很爱读的而且读过多遍的一本马列著作。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共产国际初期的重要历史文献，是一部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的重要著作，为当时各国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写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封面上的批语(1948年4月21日)

　　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如前文所述，他读的这本书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和读《两个策略》一样，毛泽东在这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画了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

　　毛泽东读过多遍的这本马列著作，在毛泽东的存书中我们没有看到。据说早已丢失，非常可惜。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当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的这两本书有了深刻的理解。一方面，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从彭德怀的回忆中还可以说明，为什么毛泽东特别重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复地学习和研究，并用来教育中国共产党人。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又特别提出要读5本马列著作：其中就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又是讲的“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直接引述了这一思想。他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毛泽东还把列宁论党的纪律列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文件。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268页。

　　1948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乘胜前进，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用毛笔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宣传部在6月1日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我们知道，1949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著作。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部门管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习马列著作问题作出布置。毛泽东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十几本马列的书。这“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中，都含有《“左派”幼稚病》一书。毛泽东是这样要求领导干部的，实际上他自己就一直是这样做的。直到耄耋之年，毛泽东还多次潜心研读《“左派”幼稚病》这本光辉著作。

（四）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联系实际读马列著作，这是毛泽东读书的一大特点，也是毛泽东始终遵循的一条读书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这时候，毛泽东的读书重点也随之转移到经济学经典著作上来了。他先后阅读过的马列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有：《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我们知道，这一时期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多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这两部著作。这里，我们着重介绍毛泽东读批这两部著作的情况。

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代表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斯大林就很重视苏联科学院开始着手改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事。1951年，在斯大林倡议和指导下，联共(布)中央评定书稿，于11月召开经济问题讨论会，许多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针对不同意见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流行的错误观点，斯大林于1952年2至9月间，写了《对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关于尔·德·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答阿·荷·萨宁和荷·格·温什尔两同志》三封信，发表之后结集出版，定名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这部著作是斯大林对苏联3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

　　斯大林的这部著作，1953年中文版一出版，毛泽东就很快地通读了一遍，并在封面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圈，表示他已经读过一遍。1957年，本书又出了第二版，毛泽东又多次阅读，一边读，一边批画。我们从存书中看到，他批注、批画过的就有4个本子，书上留下了不同颜色的批注文字和批画符号。由此可见，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是下了很多功夫的。毛泽东很想从马列的这些书中找到解决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所遇到的诸多实际问题的办法，及时纠正当时“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人们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所出现的种种错误。

　　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对书中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很重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一节，他在“经济法则的性质”下用铅笔画了三条着重线，对这一章的内容，三本书中都密密麻麻地画着着重线和圈，在重要的段落下画着两个圈、三个圈，有的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圈。并批注：“这是完全的重要的一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661页。在书中批评那种认为“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时，毛泽东批注：“这是一个客观法则。”他还进一步联系实际批问：“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664页。同时还在这一段的天头上画了一个大圈。在书中讲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时，批注：“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一章，毛泽东在“商品生产”下画着双直线，文内几乎全画满了直线、双直线、圈、双圈、三个圈、三角等等他特有的标记。对文中批评那种认为党在取得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就应当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我们也有这样的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663、665页。1958年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提出取消商品生产、甚至废除货币的主张。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10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他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 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36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他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6-439页。

　　针对陈伯达、张春桥错误的观点和主张，毛泽东同志气愤地说：“现在秀才(指陈伯达)要造反了，你们知道不知道?今天我给大家开课，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领着与会同志逐章逐段地分析了斯大林的这本书，驳斥了陈伯达的错误观点。对于斯大林著作中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有肯定和发挥，也有否定和商榷。他针对当时公社化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确指出，必须划清这两种界线，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同时，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从现实出发，从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述。毛泽东说：“商品生产是个经济法则问题。现在有些人，对于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的积极意义毫不估计，避而不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极不严肃的态度。”“现在我国还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和巴西还落后。现在还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来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商品生产，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社会有，奴隶社会也有嘛!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商品生产呢?商品生产看它和哪个经济相联系就为哪个经济服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因此它是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这正是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区别之所在。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你不搞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你就要剥夺农民。农民有三权：生产资料权，产品所有权，劳动权。你只要废除商品，实行调拨，就要剥夺农民这三权。现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团结几亿农民。只要存在两种公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只要有商品生产，你没有人民币怎么行!我是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斯大林对俄国革命胜利后是否废除商品生产仍有保留。但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却想在我国废除商品，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同志只能是像斯大林所说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

　　针对当时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公社要扩大社会交换，要尽量生产能和本地、本省、本国和世界交换的东西。公社不能‘小国寡民’，要搞多种经济作物，要搞工业，扩大生产可交换的产品。农业人口可以减少一半，就地搞到工业中去。为什么要5亿人口搞农业?农业和工业要有一个大的分工。苏联集体农庄不办工业，无法消灭城乡差别。商品、工资、价值法则、经济核算、价格、货币，这些概念在目前阶段还有它的积极作用。我们是为了消灭商品生产而发展商品生产，正如为了消灭专政而加强专政一样。商品，如斯大林所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货币，行不通。还有农业工具(包括拖拉机)、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这样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斯大林把拖拉机完全由国营拖拉机站垄断，不卖给集体农庄。赫鲁晓夫不是把农业机械卖给农庄了吗?农庄并没有因此而变成资本主义嘛!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上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陶鲁笳：《我记忆中的毛泽东同志》，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40-342页。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一章，毛泽东对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价值法则受到限制等处也都画了着重线，天头、句末还画上了圈圈。

　　在斯大林讲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地方，毛泽东则写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672页。书中还有许多的批注和批画情况。这些批注和批画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

　　毛泽东不仅自己下功夫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且还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同志读这本书。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亲自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他在信中写道：“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508-509页。

　　对为什么要读这两本书，怎样读这两本书，毛泽东在信中都写得清清楚楚。1958年11月初，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的同志每人发了这两本书。会上，毛泽东带领大家边读边议，使与会同志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看来还得生产商品。

　　美、法、德、瑞、挪、丹、荷、比、卢都不如英吗?

　　毛泽东在信中要求读的另一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也有很大篇幅讲到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在毛泽东读过的这本书里，他在有关国家消亡、公有制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可以大大发展、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充分地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共产主义劳动等论述的地方、几乎通篇都画满了直线、二直线、三直线、圈、曲线，重要的段落旁边还画上竖线、圈等标记。我们看到，他在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的“我们甚至不可能确切地想象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和能够发挥出怎样的力量。我们的任务就是为这些力量扫清道路。”一段话下画了着重线、曲线，在句子后面连着画了五个圈。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异常宝贵，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稀罕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步’(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所说的那样)。”在这段文字下面画着着重线，有好几句的后面都画着三个圈。在这一段文字的旁边还画着竖的双直线和三个圈。从毛泽东在这本书上的批画，也能看出毛泽东对当时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是非常重视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着高度的信任。

　　直到1961年6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又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128页。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一书，毛泽东在这里说“我最近又看了三遍”。本书从1953年中文版出版以来，特别是从1958年以来，他多次强调，号召大家读这本书。这次他说“又看了三遍”，他看过的本子至少有4种，在多种会上还与大家一起读，一起讨论。这本书，毛泽东不知读了多少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