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恩格斯是在1867年,即《资本论》第一卷问世的那一年。
马克思对我说:“现在,你已经是我女儿的未婚夫了,我应当把你介绍给恩格斯。”这样,我们就一起去曼彻斯特。
那时候,恩格斯和他的夫人以及他夫人的一个六七岁的小侄女住在城郊的一所小房子里。离房子几步远的地方便是一片旷野。那时,他是他父亲建立的一个公司的合伙人。大陆革命失败后,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流亡到伦敦,打算在那里完全献身于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
但是,当时马克思和他夫人已经在革命的风暴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恩格斯的生活也毫无着落。因此,恩格斯不得不接受父亲的要求,回到曼彻斯特的营业所,仍旧担任在1843年曾经担任过的职务;而马克思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每周的通讯稿,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
从那时候起一直到1870年,恩格斯仿佛过着两重生活。一个星期当中有六天,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他是商人,职务主要是用几种文字为公司起草与国外来往的信件并出入交易所。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恩格斯在市中心区设有一处专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只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才能登门。在这些朋友中有化学家肖莱马,还有后来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的赛米尔 穆尔。恩格斯的夫人是爱尔兰人,她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当时在曼彻斯特住着许多爱尔兰人,她始终和她的同胞保持着联系;他们的一切秘密活动她都非常熟悉。有不少芬尼亚社社员把恩格斯的家当作避难所,其中有一个企图解救被押赴刑场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领导人,就是由于恩格斯夫人的帮助,才得以从警察手中溜走。恩格斯很关心芬尼亚运动,他收集了许多有关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历史文件;毫无疑问,其中一部分材料他一定已经记下,而且一定还保存在他的遗稿中。傍晚,恩格斯摆脱了商业事务的奴役,回到自已的小房子里,这时他就又成为自由人了。他不仅在业务上和曼彻斯特工业家一起生活,还参加他们的各种娱乐活动,例如出席他们的集会和宴会,参加他们的活动等。恩格斯是一位出色的骑手,他有一匹专用的猎马。有时附近的士绅贵族按照封建旧习邀请骑手猎狐,遇到这种机会他从不放过。在猛烈地追逐野兽时,恩格斯总是一马当先,冲过壕沟,篱笆等障碍物。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一次对我说:“我老是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意外。”
我不知道恩格斯的资产阶级熟人是否也了解他那另一面的生活,不过英国人都非常持重,与自已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他们是从来不过问的。然而可以肯定地说,对于这个整天同他们打交道的人的卓越的才智,他们是毫无所知的,因为恩格斯决不轻易在他们面前表露自已的学识。这个被马克思看作欧洲最有教养的人,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善识醇酒美味和谈锋甚健的人物而已。曼彻斯特的商人对他的看法也是如此,其中有一个人就对马克思夫人这样说过。1848年,有一位夫人曾经说过:“恩格斯是一个轻浮的人”。没有别的学者能象恩格斯那样,身上不带学究气的。
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依然是一个快乐的伙伴,一个讨人喜欢的同志。他一向喜欢年轻人,他永远是一个好客的主人。每逢星期日,聚集在他那张洋溢着友情的餐桌之旁的人,如伦敦的社会主义者、路过英国的同志以及各国的流亡者,真不有多少!那些夜晚,当他们告辞的时候,总是陶醉于恩格斯的机智而动人的谈笑。
当我们回忆恩格斯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时想起马克思;同样,当我们回忆马克思的时候,也就不免会想起恩格斯。他们两人的生活联系得如此紧密,简直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可是他们又都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个性;彼此不仅在外貌上,而且在性格、气质、思想和感情各方面也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