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支持毛泽东的文化革命 一九六五年，党内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将摊牌，林彪走上了政治舞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全面指导军队工作：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主席的书当成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領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四、大胆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員到关鍵的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战术。 此后，最高指示成了风迷一时的专用语，有力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不容置疑的统帅地位。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考虑文化革命战略问题，先解决了要害部门的领导权，中办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因“窃听器”事件而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战略措施之一。 据说毛泽东曾经问过林彪：“你对部队怎么看？”林彪表示说：“罗长子不好把握。”毛泽东没有做任何评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毛泽东收到林彪的短信和兰州军区党委关于大抓阶级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整夜没有睡眠，吸烟吸了很多，这封短信就是林彪指出了罗瑞卿的问题，罗经常讲政治、经济、军事并列突出。毛泽东先在兰州军区党委的报告上做了批示，而这个批示等于认可了林彪的意见。稍后， 十二月三日 ，毛泽东在林彪的来信做了重要的批示：“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的不满。许多人完全从私人关系角度写林、罗，忽略政治和思想层面的分歧是靠不住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中央召开上海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十二月上旬，刘少奇刚回国，就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明了会议的重要。实质上，倒罗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文化革命的滩头战、安全战、攻坚战，其主角是毛泽东，不是别人。 十二月十五日，上海会议结束了，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自杀未遂，自此被软禁。 关于上海会议倒罗，许多历史学家和百姓把倒罗完全推卸到林彪身上是不公平的。许多老帅如叶剑英、聂荣臻等；许多高级将领如许光达、杨成武、肖华等对倒罗都是很积极的，并不只是林彪、叶群、吴法宪等参与，林与叶、徐等将帅在文革初期关系是很好的。由于罗抢了叶剑英大比武功劳，使叶帅心血付诸东流，他联合聂帅、总政主任肖华、副总长杨成武等人向毛主席以及林彪告状在前；毛主席借机让他们搜集罗瑞卿的材料，并对林彪放权给罗提出了批评，林彪倒罗是后来居上。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主要是毛泽东认为贺龙、罗瑞卿倾向刘少奇，为发动文革而采取的预防政变的措施，毛泽东对罗向彭真告知毛泽东支持姚文元文章，造成《北京日报》、《解放军报》报同日转载《评海瑞罢官》，非常警惕，疑心罗不可靠。另外，有些林彪研究者只从个人历史渊源来断定倒罗林是违心的并不积扱，是忽略了政治因素的判断。林彪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罗另搞一套是历史事实，决不能用私交问题把重大党内斗争庸俗化。 五月八日，中央工作会议解决陆定一问题。文革初期落马的中共高官有所谓“四家店”彭、罗、陆、扬，除罗瑞卿与林彪有直接因果外，陆定一也算一个。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根本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政治含义，试图把文化革命文化化，学术化，自由化。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将林彪推向政治中心，成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达到了其一生的顶点，成为毛泽东最亲密战友。 笔者以为，毛泽东让林彪当唯一的接班人除了表明对林彪的信任，也是政治斗争需要，当时并无更好的人选，不能表明其他。毛泽东对接班人从来是一帮二看三比较的，培养接班人和换接班人都是正常的，换与不换，要视革命需要而定，固定看待接班人是庸人思想。对培养接班人问题，有许多人加以批判，与皇帝立太子并论，非难毛泽东，有失偏激。实际上，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模式必然如此，培养接班人是力图修补而不是废除斯大林政治模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月十八日，林彪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指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二月二日， 林彪同意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在上海邀请解放军四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会议至二十日结束，写成了会议《纪要》。 三月十九日 ，毛泽东修改了《纪要》。此后，江青将此《纪要》送林彪，他很重视，立即给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 三月十九日 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 林彪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审批。 四月十日 ，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事业。 林彪参与江青的纪要很说明问题，表明部队不但走在政治斗争前面，而且支持文化战线政治斗争，逐渐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合力，有力支持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发动。 二月七日，成立于一九六四年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把文化革命非政治化。 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彭、罗、陆、扬问题各异，总的来说是和毛泽东离心的，他们的垮台，标志着中央书记处改组和被搁置。 十六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文化革命纲领性文件，是文化革命按照毛泽东意图贯彻的文件，是文化革命进一步合法化的文件。邓小平等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以及对积扱参加文化革命的干部群众的处理，都是违反了党内路线斗争规则的，是不顾历史背景的，是站不住脚的。 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发表著名的“五一八”长篇讲话。林彪主要讲了文化革命背景，必要性，讲了预防政变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权的决定作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提出了坚决拥护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林彪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不懂这些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认为非常重要，提出用文件形式发给全党，毛泽东对林的讲话有保留，主要是疑心林彪政变讲的多，不赞成林彪对毛泽东的过高评价，为此还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但考虑政治需要，还是批准了中央的意见。有人说毛泽东的信是伪造的，纯属谣言。但由于当时林彪看过表示不希望此信传播，故原件焚烧，江青留一份抄件，略有改动倒有可能。 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后人多从负面去理解，其实里面有很多真知灼见。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五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六月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质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六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控制不利自己的局势。 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学生实际进入“停课闹革命”。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事件。二十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毛泽东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和调查后，于二十五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毛泽东还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搞资产阶级专政，镇压学生，提出“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一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四十七人列席了会议。在四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五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自六月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试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出马写大字报揭盖子，说明党内斗争非常激烈，观潮派不少。 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此后林彪实际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进一步使文革合法化。 这里有必要指出，林彪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不积极，他是被毛泽东、周恩来数天后请到北京参加会议的，说明林彪对权力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很感兴趣 。毛泽东、周恩来请林彪参加会，一是周恩来提名并经毛泽东认可用林彪取代刘少奇接班，二是要发挥林彪的作用，推动文化革命深入。 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二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主要发言，他说“我们要求对干部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查。”他提出了经毛主席同意的三条罢官标准“一、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二、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革命捣乱的罢官；三、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的罢官。”事实上，文革、特别是林彪死后的文革，并没有按林彪的意见办，如果按林彪的办，可能会是另一种局面，不见得失败。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出自周恩来对林彪的“毛主席亲密战友”“副统帅”称谓从此传遍全国。红卫兵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先以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成名。 九月五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一千三百多万师生和红卫兵，是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的，林彪多次都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一天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要搞好这次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他号召“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说：“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九月十五日，林彪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发表讲话说阶级敌人“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九月十八日，林彪在接见军事政治院校讲话时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他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对此，后人有人指责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是别有用心的。难道让亿万群众去读《资本论》才是复杂化、高雅化吗？ 十月一日，林彪在国庆及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对文革的意义和目的做了评价：他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文化革命的浪潮。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林彪等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会上首次增加“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重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十一月三日，林彪在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文化革命，指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贡献。”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和林彪等一起第七次接见了了二百万红卫兵。 林彪的多次讲话表明，他是积扱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对文化革命的理解也是独到和深刻的。 十一月上旬，上海发生“安亭事件”，中央承认王洪文等制造的事件是革命行动。 十一月十六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十二月四日 至六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尖锐指出“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林彪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林彪的这段讲话，反映出他与毛泽东对文化革命认识上的革命与改良的细微差别。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林彪等第八次接见二百五十万红卫兵。 十二月十七日，全国报纸都以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最新一版《毛主席语录》出版。这个版本可以算作《毛主席一语录》第三版。原版本中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面又增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在二版基础上也做了较大修改，“前言”一开始就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笔者认为，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至今为止最准确的。 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向纵深发展，林彪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一月四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认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虽然事后陈伯达、江青因事先没有汇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痛斥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成为“二月逆流”的背景之一，但并没有改变陶铸被打倒的命运。陶铸被打倒后，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合肥去世。 一月六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八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此后，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 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体现了当时林彪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历史地位。 一月十三日，林彪写信支持肖力，并对解放军报作了批示。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关于对刘少奇的评价，众说纷纭。但就其思想和立场来说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至于是否叛徒问题，那就看你是相信毛泽东、周恩来还是邓小平了。文革后说一个叛徒也没有了，很不正常。笔者只能说刘少奇相比于历史上的著名革命领导人如李大钊、方志敏、蔡和森、瞿秋白等牺牲，其三次入狱而不死，很令人费解。 林彪在这次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并提出了有争议的把文化革命同文艺复兴等并列提法。 林彪认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世界二千年，但同我们这次比 较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文化 ，到了十四、五世纪，以文艺复兴进入了繁荣时代；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大革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第四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七亿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传到几十亿人 口，流传到全世界，都有影响。 林彪的这种看法，本是一家之言，但却遭到江青的批评，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革命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相提并论是不适当的。江青在林彪的讲话稿上批示后送给林彪看，引起了林彪的不满。虽然江青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却明显反映了江青与林彪的不同和对立，这是江青与林彪的第二次公开冲突，为后来庐山风云埋下了伏笔。 12、为建立新式人民军队而斗争 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从反左突然变成反右，如何反右？林彪第一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亮口号。他在当年九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大家以主要力量学习毛泽东著作，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 九月三十日 ，林彪又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一文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有力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意图。 一月，林彪在党中央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树立一个作风，就要提出要求，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从此，解放军开展了大兴三八作风运动，有力推动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战斗化。 二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号召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问题，他说：“团结就是思想很一致。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才能有共同的语言。”他还指出：“历史上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团结，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另一种是机会主义的团结。一种是团结中包含斗争，另一种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毛泽东同志是既讲团结又讲斗争的。”林彪在这里辩证地论述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 四月，林彪在全国民兵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坚信能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事实上也是如此，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克服困难。 九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著名的“四个第一”思想，即人的工作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工作第一。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也颇为满意，成为保持解放军革命性、人民性的极为重要的文件。 十月，中央军委通过以林彪主持制定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议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决议还深刻提出了“必须坚决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表明了林彪很早就提出了文化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反映了林彪对毛主席的正确性认识要有一个过程的思想，也是他的亲身体会，他与毛泽东的多次分歧结果表明，多是毛泽东是正确的，可惜林彪并没有按他说的去做到底。 在笔者看来，很多新中国政治研究者严重忽略了中国带有政教合一的政治特色，而林彪要求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等，在确立巩固带政教合一的政治摸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一年。 一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办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话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四月，林彪在视察部队时指示“要从主席著作中选择一些适合战士学习的文章，印成选本。”“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为闻名于世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出版奠定了基础。 十一月，林彪在全军工作会议指出：“现在帝国主义一面尽量散布和平幻想，一面又在拼命准备战争实力，这是毒辣的两面手法。我们不要上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的当，尤其是不要上现代修正主义毒素的当。我们要立足于对付侵略战争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林彪的这段话，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许多中央级领导不是成天在散布和平幻想吗？ 一月，林彪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也称七千人大会，并发表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重要讲话。 四月，林彪在军委编制装备会上指出：“必须将政治工作摆在首位。”“政治工作是军队的基础。”“政治工作是群众工作，不发动群众就搞不好。”讲了政治与军事及群众的关系。 六月，林彪对部队文化娱乐工作发表了意见：“部队的文化工作，也是一种宣传教育工作，同样可以起枪杆子的作用，而且还能起枪杆子所不能起的作用。”首次谈到了笔杆子与枪杆子的关系。 一九六三年。 三月，毛泽东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林彪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指出了军队学习雷锋的重点。 十月，毛泽东发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号召，肯定了军队工作。 十一月，毛泽东给林彪写信，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肯定了林彪的军队工作。 一月，林彪对办好报纸作了指示，指出，“办好报纸，要抓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抓活的思想，抓活的典型，抓活的经验教训。抓得要快，要深。”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五月，林彪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有人批林彪的顶峰论是错误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顶峰，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马列的顶峰。 林彪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作法，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而在笔者看来，林彪是正确的，抓住了毛泽东思想就抓住了马列主义的重点。 十二月，因一月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下旬，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此时，全国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比、学、赶、帮、超的口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瑞卿提出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过程中要开展比武，后来在批判时又称之为大比武。 林彪对大比武持批评态度，他接见刘志坚和军报副总编唐平铸时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随后，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说：“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鲜明地表明了林彪政治挂帅的立场。 总之，一九六四年，林彪一如既往，在突出政治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走在了前面。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的决定》，这是毛泽东对军队的重大革命化措施，林彪全力支持。 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面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要突出政治，要首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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