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 不完美的改革还是不改革？

重庆探索属于“不完美的改革”，还是属于“不改革”？

暂时无派

这是一个密封的箱子，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将它打开，但它有一个信号的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将一个信号输入，通过分析输出信号，人们可以了解这个箱子的转换功能，这就是人们在分析问题时使用的“黑箱理论 ”。 “黑箱理论”不注重一个系统的结构和流程，而是将着眼点放在它的整体功能上。最近，中国政坛上出了一件事，它的前半部是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在那里滞留了一天，后半部是大约在一个多月以后，过去几年重庆市一直进行着的那些轰轰烈烈的事（为了讨论问题方便，我将这些事统称为“重庆探索”），突然都停止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探索”是指薄熙来主政以后重庆出现的与众不同之处。为什么停止了？尽管社会上众说纷纭，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中间究竟发生什么事。很显然，我们眼前的这个事件，很像前面说的黑箱子；它的输入信号是王立军“出走”，输出信号就是重庆探索的突然停止。

人的天性之一就是好奇，越是不知道的事，人们的好奇心就越强。于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一些“内幕”和“惊爆”之类的消息就应运而生了。我也好奇，但我却并不在乎眼前这个黑箱子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对王立军究竟为什么去美国领馆，他在那里都说了些什么，他的出走为什么会使薄熙来的上级不再让他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有关薄熙来个人品德的旧事和有关他的野心的新闻等等所谓的“内幕”，我并没多大兴趣。之所以没有兴趣，是因为不管知道或不知道这些“内幕”，都不影响我们对“重庆探索”夭折的分析。

前不久，《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了一篇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这篇文章说：“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用这篇文章提出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年重庆的探索，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想结论是很简单的，那就是，重庆人一直在进行着改革。尽管他们的改革招惹了一些是非，尽管他们在改革中自找了不少的麻烦，尽管他们的改革很难说是十全十美，但他们最起码没有“不改革”。因此，按照这篇文章的逻辑，重庆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很遗憾，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重庆人愿意将他们的探索“戛然而止”吗？不，他们不愿意；这个探索是“被” 戛然而止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这篇文章是在重庆党委的上级（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发表的，而将重庆的改革“戛然而止”的，也是这同一个上级。

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一定有人会说，重庆人搞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改革；他们搞的“文革”。是吗？让我们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重庆探索内容很多，大体上可以用“唱红打黑”、民生导向、共同富裕来概括。这些做法和“文革”有什么逻辑关系，或者说，有什么相似之处吗？我看不出来。难道“唱红打黑”是“文革”，而黄赌毒是改革？难道民生导向是“文革”，而单纯追求GDP是改革？难道共同富裕是“文革”，而两极分化是改革？也许“唱红”引起了某些人对“文革”的痛苦回忆，那么，正在开展的学雷锋活动算什么呢？总不能算“倡黑”吧？要知道，这个活动可不是重庆人号召的。也许“打黑”让有些人担心会伤害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对改革有贡献”的人，那么，过去和目前别的省市正在进行的“打黑”，怎么没人说三道四，没人说成是“文革”呢？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上面的说法是想当然或者是强词夺理，那么，我们就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衡量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庆探索坚持改革开放了吗？坚持了；他们的开放外资引进和经济增长都是名列全国前茅的。重庆探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吗？坚持了；“唱红”不正是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吗？“打黑”不正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吗？“三个代表”是指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重庆探索的哪一条不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民为本”。重庆这些年的探索不正是对科学发展观最好的实践，不正是对它最全面、最完整的落实吗？

但是，重庆探索却实实在在被叫停了。是“理论”错了，还是重庆的实践错了？从现状上看，显然是重庆的实践被认为是错的。那么，怎么解释“理论”？

几年前，一家名为《炎黄春秋》的“主流”媒体上刊登了一篇署名“辛子陵”的文章，《合成一个新东西——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当时我还曾以《从指鹿为马到“指驴为鹿”》的标题对此发了一篇文章。在辛子陵的那篇文章中，作者说到：“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开始还有减轻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员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此怎样凝聚人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呢？”作者用很坦率的语气告诉我们，那些被很郑重其事地宣传的“理论”，其实都是为了“减轻阻力”而设计出来的“包装”。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王立军出走的“孤立事件”会如此不合逻辑地导致整体重庆探索的夭折。其实，王立军的出走只不过是重庆探索夭折的激发因子。即使没有王立军事件，也一定会有一个别的什么事件在此时此地出现，而不管那个事件有什么样的“内幕”，其最后的结果都将一样：重庆探索的“戛然而止”。如果我们跳出这个事件，将眼光放在过去三十几年发生在中国的一切上，我们会发现，这三十几年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黑箱子。这个黑箱子的壳，就是那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理论”。三十几年前，有人在这个黑箱的一端输进了一个“改革开放”的信号；三十几年后，我们从另一端看到了一个输出信号：政治和经济殖民地。

薄熙来和他领导的重庆人的“错误”在于，他们将那些用来作包装的“理论”真的当成了理论，而且以那些“理论”为指导，几乎真的趟出了一条带有某种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来。很显然，他们的探索是违背“黑箱”设计者的初衷的。于是，一点都不奇怪，薄熙来被“不兼任”了。但愿，最后的结果不会比这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