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承友文集：《新时代 两种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再生》自序 社会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20世纪上半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经过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世界。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诞生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她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带有明显的传统社会特征。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时间还比较短，社会主义发展又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事业，人们对它的发展规律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从1950年代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入早期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探索之中，包括19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1980年代下半期苏联的戈氏改革。这些却导致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重大挫折。同时，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又一个新阶段——社会资本主义（即新帝国主义）阶段，转入一个新型资本主义社会。譬如所谓后现代社会、知识经济或服务业为主的社会、大众消费或福利社会等。那里，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的革命至今没有高涨起来，还需要有所创新；如果把传统社会主义社会转型问题视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一部分，还需要再探索，那么20世纪下半期以来人类历史也就进入到一个社会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转换时代。由此，究竟该如何推进无产阶级的这“两种革命”？如何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走出低潮？这是历史给人类提出的一个全新课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代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国家的劳工大众重新回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笔者目睹这个巨变、生活在这个时代，尽管自己职务身份卑微，但作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关心天下大事、忧国忧民之心却永远长存。 笔者出生于1961年华中丘陵地区一户贫寒农家，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一所重点高中理科快班，并对时事政治和理论问题发生了兴趣。1980年走进了一所师范学校，1984年参加华中师范大学政教专业学习。 1987年，笔者的创新意识冲动起来，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思想观点。例如，结合当时理论界的探讨，笔者试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讲到社会矛盾时涉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阶级矛盾——阶层矛盾两个方面联系起来，从社会客体和社会主体相结合的社会总体上去概括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以避免过去模式的“见物不见人”的缺感）；试着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和“五形态”理论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概括为“社会二重性及其二重发展过程有机统一”理论；试着把公有制概念上的斯大林模式（侧重生产资料所有关系）和铁托的最初改革（侧重主体劳动关系）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去全面地理解公有制。 1992年初，笔者在工作之余曾编辑过一本小册子：《大变革——改革开放和现代社会主义（纲论）》。该册子根据社会二重性理论等，结合中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实际，说明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转型的必然；并从经济社会改革、政治法律改革、文化改革、对外关系的开放、现代社会主义实现、现代社会主义发展等六大方面，尝试性的探讨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及其发展的新思路。 2009年冬，笔者把自己的在互联网上流传的十多篇主要文章汇集成书，以《追求真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转型和马克思主义发展新论》为名，交由北京图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为国家图书馆收藏，互联网上也把它列为泛左翼民族主义典型书目而宣传。 总体说来，笔者的思想演进大体区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12月以前，自己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观点与修正主义没有分开，是既有否定又认同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只是在2007年下半年笔者开始上网学习，并加强了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解，特别是认真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后，思想认识有了新升华；2008年12月才认识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正确，由此对现实社会的认识逐步深化，包括2009年下半年以来对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整个社会变质的认识，从而认清了修正主义的由来和本质，开始割断自己与修正主义的关系，认识到公有制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本质特征和形式，并认为公有制经济形式可以是计划主导的有限商品（市场）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民主可以是“党政间接结合”和“人民主权分离制约”的大民主形式；从2011年10月起，笔者的思想重点开始转向变革旧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立场上，2013年11月，笔者彻底抛弃了社会主义新的有限市场经济观点，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主导的带大商品经济特征的产品经济（或名为社会主义新型有限的商品经济）观点。 这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书，是笔者在新世纪陆续定稿的网上流传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基本按其写作时间顺序）的集结，近三十万字，也是以前的《追求真理》一书的改型增编（部分地方有所修改），重在探讨第二种革命（社会主义继续革命）问题。全书分为四个板块： 第一块：回顾立论（1—2篇）。主要是系统和简要地梳理了十月革命至今的东方和西方国际共运中马克思主义（以及修正主义）的发展状况，陈述了笔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例如，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关系论的完整的物质（包括两类物——自然物及其生成的人类物）本体论；又如，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客体（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决定制约和社会主体能动实现的共同作用、社会类形态发展和社会质形态发展的二重性统一等论断为支架的新历史观；再如，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之道的哲学的改造观（或境界论）。 第二块：早期社会主义社会类形态转型而来的新探讨（3—9篇）。主要是运用笔者的社会二重性发展观点、新公有制观点、新党政关系和民主政体观点，结合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转型实践，探讨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转型的必然和经济、政治、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农村发展的新思路。这块文章忘却了社会质形态的现实把握，半认同修正主义的实践。 第三块：早期社会主义社会质形态转向和类形态转型而来的二重性分析（10—16篇）。包括对中国转向前的文化大革命和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等改革开放本质的认识，并探讨了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新轮廓，还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个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论和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新范式，包括其共享经济人、完备的（宏微观）自体制结构和资产公有规律、自主联合劳动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共享价值规律等。 第四块：新出路即关于当今时代和人类前途的几篇文章（17—23篇）。主要是运用新历史观，探讨了二战以后世界形势发展和时代特征的概括，结合时代和实践的新发展，提出了对高级形式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基本矛盾的新认识，以及发展高级形式社会主义的社会客体（共同体实践领域各方面）和社会主体（矛盾分类及处理）等两条战线上的新框架；揭示了资本主义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规律；回顾了无产阶级革命（第一种推翻旧社会革命）和国际联合的过去，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形态和国际联合及对外关系问题的新思考。 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演变而来的，它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同时社会主义又必须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一般性成果。只有如此，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当然，社会主义吸取资本主义创造的一般性成果，必须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承、改造和发展，而不是退回去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本集子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笔者提出和论证了如下崭新的历史观点：社会历史发展是社会客体（如共同体实践）决定制约和社会主体能动实现共同作用的观点，社会二重性理论（即由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所决定的社会发展是社会类形态发展和社会质形态发展的二重性统一）的观点，以及由此定位的作为过度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创造的一般性成果，采取社会主义新型有限的商品经济形式即有计划的带大商品经济特征的产品经济形式、社会主义新型的分权制约（人民主权分离制约）的大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的劳动主导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根本对立和部分借鉴等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是最有争议的。笔者认为，对于这些观点，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虽然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转型实践部分地表现出上述趋势，并导致了早期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但其现有的实践演变和本书的探索二者的方向性质却是不同的，并且还缺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周期性的“继续革命”保障，因而至今还不足以否定本书的探索。例如，本书所说的社会主义新型有限的商品经济形式中的公有制经济就是新的资产公有与自主联合劳动相结合的经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中的劳动者自由流动并非一定表现为雇佣劳动），并将由此而决定社会主义新型有限的商品经济特有的市场范围、运行机制、运行目的（商品价值=公本价值+劳务价值+共享价值）、运行规律等。 历史事实已经表明：早期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其社会类形态转型或继续革命才能走向高级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其唯一的一次正面探索尝试。而从1950年前南斯拉夫开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开放也是其中的一种探索，但却是一种以其社会质形态转向为主的社会全面转型，本质上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共同的直接原因就是：放弃或混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走资派”和非马列毛主义路线（包括其经济路线、政治路线、意识形态路线、对外关系路线和组织路线等）。从根本上讲，它就是社会主义成长不足的一种附生现象。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但它终归是要前进的。随着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时代里要实现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的革命，就必须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必须有新的创造。同时，这种革命胜利后，将来建立的新社会，必然是高级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也必定是早期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经过一场基本完整而成功的社会类形态转型或其继续革命探索的结果。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两种革命”，将来就可能构成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新社会建立取得彻底胜利的“两个阶段”。 总之，当今世界仍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马列毛主义仍然是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必须坚定地继承、贯通和运用马（恩）列（斯）毛主义。同时，战后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新发展，上世纪晚期以来国际共运又一次转入低潮等，这些历史事实也表明，马列毛主义又必须有新的大发展，特别是应当深入地总结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的国际共运包括早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实践的经验教训。当前，中国的无产阶级探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列毛主义新发展的势头早已兴起，本书也愿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并盼望广大有识之士给予它批评和指正。 2013年11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