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的革命和反革命

半外围国家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资本积累以后必然造成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产生新的阶级力量，主要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当城市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增强以后，他们势必有更高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但是在半外围资本积累的空间里不可能承受这些要求。这个时候，势必意味着，要么是从根本上推翻资本积累体制，要么就必须重新确立资本积累条件，打破原有的社会安排。

半外围国家到了七十、八十年代，统治集团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一种方案是把原有工业消灭，顺便把原有的工人阶级摧毁，从而从半外围退步到外围，也就是半外围国家的外围化。这种方案不是不可以，但是劳动人民要付出代价，资产阶级也要付出代价。因为它意味着实际上是把相当一部分地区和人口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扔出去。包袱扔掉了，但是也不能被世界资本积累体系有效运用。半外围国家或者接近半外围国家地位的，走上外围化前途的，有许多中东国家，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都属于这种情况，东欧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乌克兰、高加索各共和国，中亚各共和国，基本上属于被外围化了，不再进入有效资本积累范围了。

再有一种情况，还是保留在半外围的条件下，但是进行彻底的产业结构的重组，重新找到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位置。具体来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带动了对世界范围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使得一些半外围国家比如俄罗斯，几个拉美大国主要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通过这样的调整，成为新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出口国。尤其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比较高的时候，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不仅能够保证资本积累，还能在一定程度范围内维持国内的阶级妥协。这种妥协在拉丁美洲表现为所谓的左转，在俄罗斯表现为普京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东欧的几个无产阶级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可以被吸收进西欧为主的欧盟体系里面，成为欧盟体系里的半外围国家。

对于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来说，一定意义上，最理想的情况是从半外围跃进到核心，但是在世界历史上，这是少有发生的。只有日本，利用了极其有利的战后政治和地理条件能够有这样的幸运，从半外围跃进到核心。

以上大概是半外围国家的克服资本积累危机的几种方案。除了这几种方案以外，有没有可能在半外围国家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造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途呢？

在历史上，要在半外围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过渡，所遇到的困难与半外围国家在资本积累方面遇到的困难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一方面，要能够充分满足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要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要满足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还要在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围的条件下维持一定的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这是原来的半外围资本积累体制没有解决的。如果是社会主义过渡，也是不容易解决的。比如说作为一个半外围国家，它势必要进口一些核心国家的设备、技术、能源、原材料、劳动人民的消费品，所以有进口的需要，那么你能不能够在世界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有足够的出口来弥补进口。你既不能与核心国家在高技术上竞争，又不能和外围国家竞争血汗工厂，那么如何保持出口竞争力？这是一个难点。另外在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资本家经常采用的有力武器就是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要不要采取资本管制？如果采取资本管制，资本家即使不能把货币资本转移，资本家可以选择进行投资罢工。或者即使大规模进行没收资本家财产的行动，短时间内工人阶级能不能代替资本家进行工厂和经济的管理？在经济混乱的过程中，城市小资产阶级还能不能保持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和同盟。智利社会主义过渡到后期就遇到了这些严重困难，智利后来发生军事政变，直接原因是军队支持了资产阶级，后面的更深的原因也包括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后期倒向资产阶级。再比如委内瑞拉，石油是主要工业，查韦斯执政初期，石油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实际上是被与资产阶级密切联系的高级管理人员控制，就出现了石油业高级管理人员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罢工的局面。虽然后来在工人支持下努力恢复生产，但是没有恢复到查韦斯执政前的石油产量。这些都是半外围国家实际面临的困难。

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未来的中国资本主义也遇到类似的半外围危机的时候，也就是主流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进行比如说外围化、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保持半外围地位但调整结构、从半外围跃进核心，有没有可能按照三种方式里的任何一种来达成解决危机的条件？如果不能，那么中国工人就能首先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确保未来的危机不会按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来解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点，与前面讲的半外围国家不同，今天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中心，一定意义上也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轴心。中国一旦发生重大的阶级斗争，即使不说引起世界革命，也会造成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瘫痪，这可能会对未来中国的革命性变化造成有利的条件。第二点，也可能是更主要的方面，在二十世纪，各个国家的革命、社会变化都是为了寻找新的方式，重新确立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全然不同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世界资本积累已经与世界生态可持续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不仅是世界范围，在中国范围也是如此。所以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人类怎样由全社会对经济剩余进行控制，并且经济剩余不再用于资本积累，而是用于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以及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目的。怎么样从经济剩余用于资本积累过渡到将经济剩余用于生态可持续性以及满足全社会的需要，这个历史转变是我们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