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不是文革的屠杀，而是文革被屠杀了，是千千万万的参与文革的造反派被屠杀了。县上和冶炼厂造反派的负责人和主要骨干都被“抗暴指挥部”抓去毒打、关押。我被毒打以后，和另外几个人被武装民兵押着〔背着铺盖行李〕走了整整三天的山路，才到达称之为“东河区”的地方。白天强迫劳动，晚上被“批判斗争”。可能是我身体受伤再加上劳累过度，小便一直带血，后来住进了设施极为简陋的公社卫生所，几乎死在那里。 在这一段时间里，冶炼厂保守派的头头一直对“抗暴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把我和另外几位负责人从肉体上消灭掉。 就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绝处逢生的机会来了。当时中央召开全国冶金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指示各个冶金企业两派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参加会议。当地军管会派出专车把我从“抗暴指挥部”的控制下解救出来，然后我前往北京，参加全国冶金会议。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向本省领导会议的首长鲁瑞林将军汇报了本地发生的“7.26事件”，并且表明，如果我们被抓的“大联合总部”和“1.29革命造反兵团”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不放出来，什么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等等一概免谈。听完我的汇报，这位将军非常气愤，他把武装农民进城攻打造反派组织称之为“反革命事件”，当即指示秘书打电话给下级军管会，要求他们做好工作，把所抓的人全部放出来。两天以后，这些人都被放出来了。 这个事件当时称之为＂7.26反革命事件”，也称之为“7.26惨案”。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都被绳之以法。可是，1976年10月政变发生以后，整个政治形势发生重大逆转，伴随着文革被否定和毛主席被妖魔化，一切是非善恶都被颠倒过来，这一个重大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都放了出来，而这个事件的受害者却被关进了监狱。 1977年6月16日，澜沧县公安局把我以“恶毒攻击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在看守所里待了9个月。1978年2月，澜沧县法院用同样的罪名把我判处了20年的重刑，把我关进了云南省第二监狱。在长期的劳改生涯中，我实行的是“服管不服罪”的态度。在劳动的同时，不断地向各级法院检察院和人代会申诉。 我认为，对于我的所谓的“判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理由是：1，从程序上来说，是完全违法的，没有检察院对于我的起诉书、没有开庭审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没有法庭辩论。在我提出上诉以后没有经过终审判决就送往监狱。从我被逮捕到判刑的过程中，除了澜沧冶炼厂所谓的“专案组”来找过我两三次以外，我没有见到过任何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执法人员，就判处了我的重刑。而且澜沧冶炼厂“专案组”的人员完全是文革中和我们对立的那一派别的人，按照法律规定理应回避。所以对我的判决，是派性加上权力的一种枉法乱判。在法律健全的国家，程序上有任何一点不合法，这个判决就不能成立。而在对我的判决中，可以说所有的程序都不合法，难道这个判决能够成立吗？2，从实体上来说，也是完全不合法的。 对我一共搞了三次判决，第一次是1978年2月，给我按的罪名是“恶毒攻击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1976年10月共产党高层发生政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公民，我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华国锋、汪东兴这些人不可能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用不了太长时间就会下台。而且还说用不了多久邓小平就会上台，以后中国只会执行邓小平路线。 我这些说法在以后的实践中都得到了证明。我何错之有？况且1979年初，中共中央已经撤销了“恶毒攻击”这个罪名。所以即使按当时的法律我已经是无罪的了，应该恢复自由。可是当局仍然不放我，千方百计罗织罪名。1984年，澜沧法院给我送达了改判的裁定书，罗列了文革当中两派斗争的一些问题，说是我应该对那些发生的事情负责，甚至于把造反派自编自演的《澜冶风暴》都算成我的罪责， 十分荒唐。罪名改为“煽动打砸抢”〔这是一个《刑法》上没有的罪名〕，刑期改为15年。我写了上诉，又隔了三年，也就是1987年，澜沧法院又对我实行了第三次改判，这一次所列出的我的“犯罪事实”和前两次又完全不一样，一口咬定说1968 年 所发生的“7.26事件”完全是我的责任，我是“7.26事件”的“煽动者”。罪名仍然是“煽动打砸抢”，刑期改为11年。这就更加荒唐，“7.26事件”的主要特征是一万多武装民兵进城来攻打造反派，造反派死亡30多人，受伤群众数百人。武装农民民兵隶属于武装部管理和调动，我是澜沧冶炼厂的职工，怎么有可能调得动澜沧县10多个区15,000多名农民民兵？而且难道我是一个疯子，我把他们调进来杀害我们自己？就算是一个孩子也能看出这种说法的荒唐。澜沧法院这一次对于我的判决，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法律史上的最荒唐的一次判决案例。 其实，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说明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造反派在工厂里是大派，有1,200多人；可是我们被打死9个人〔在“7.26事件中被打死了8人。在这之前的“5.11事件”中，被对立派杀死1人。〕对立的保守派是一个小派，只有三、四百人，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两派的头头，到底是谁应该承担责任？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1988年6月，我被关押了11年以后刑满出狱。先后在几个乡镇企业、合资企业工作过。与此同时，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向澜沧县、思茅地区和云南省的各级公检法部门和党政组织递交申诉和上访，可是没有任何结果。得到的答复是，对这些问题“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三不原则。负责人还声称，云南省在“清查运动”中不存在冤、假、错案。 我们指出，所谓的“三不原则”是完全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并且举出大量的案例，证明在“清查运动”中所判处的案件的99% 以上都是冤、假、错案。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不可能和谐。 可是没有人听我们的申述，面对我们的永远是警察。而这些警察也永远是那一句话“我们是奉命行事。”这种状况一直到现在。 在毛泽东时代也搞过不少的政治运动，在运动初期有时也会伤害到一些无辜的人。但是，无例外的每次政治运动的后期，都会有一个甄别复查平反的阶段，使受到伤害的人有申冤的机会。那些运动的受害者们，后来大多数还能获得平反，或讨回公平。 但是，唯有这一次所谓的“揭批查运动”，几十年来坚持错误，对所有受到打击的人从来不搞甄别复查和平反，至今仍处政治“另册”。刑满出狱以后，这些"揭批查运动”的受害者年龄都已偏大，很难找到工作。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忍受着贫困和疾病的折磨。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冤无处伸，所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到本地党政部门、司法部门上访，回答是上级没有指示，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到省会城市、甚至于北京的有关部门上访，更是经历了极为艰难曲折危险的过程，有关部门极尽威胁恐吓打击之能事，当局采取跟踪盯梢、堵截、限制人身自由、监视居住甚至于拘留等各种手段对付这些上访者。 然而，1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一切设想和希望都落空了，我们没有看到党的宗旨和原则、没有看到公平和正义、没有看到道义和法律、没有看到社会的良心。我们看到的是冰冷而严酷现实，看到的是出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匆匆过往的政客。我们也看到了死亡，“揭批查运动”受害群体约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左右的老人在精神压抑、贫病交加中死亡。我们要问：谁该对他们的死亡负责？这就是多年来中央领导人一直高调宣称“依法治国”的现状。 以上这些就是我从文革开始到现在的全部经历。 有人统计过，自1976年10月到1983年的《人民日报》，竟有260篇把“造反派”作为文革最大的罪孽来批判的社论和理论文章。至于把“造反”作为一个罪恶的公共贬义词的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换句话说，在中共的中央党报上，每天便至少有一篇丑化造反派的文章，更遑论数以千计的地方性的官方报刊、电视电影里对造反派描述的简单化和脸谱化了。一切是非善恶都被他们颠倒过来了，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我并不是说造反派是十全十美的。造反派作为执行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意图最坚决的群众组织，在文革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代价。他们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他们的群众性，各自为战、组织松散、缺乏政治经验，还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影响等问题。郭松民同志谈到的七个方面，在有些地方或者有些组织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那绝不是造反派的主流，而只是一些个别的现象或支流问题。从武汉、河南和我们云南的情况看，我们都是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的，都是认真执行“16条”各项政策的。 从几十年前意气风发的“五好干部”、“先进生产者”、“青年红旗突击手”到现在的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煽动打砸抢分子”帽子的白发苍苍艰难度日的劳改释放犯，这就是一个造反者的宿命。但是，我无怨无悔。因为，历史上任何伟大的革命，都需要有人付出代价。 千百年来，人类各民族的先哲们，都在为人类尽快摆脱与生俱来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的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大同社会，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努力。在人类文明史的星空上闪耀着的一颗璀璨夺目的巨星，无疑是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 造反派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而造反派各个层次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是最坚定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一个群体。中国的文革造反派如同当年的巴黎公社社员、如同俄罗斯十月革命过程中的革命战士、如同中国几十年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的革命者一样，为了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建立一个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贡献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从文革开始到现在几十年的历程中，他们历经磨难、九死一生，无愧于革命造反者的光荣称号。他们也会和巴黎公社的公社社员、俄罗斯十月革命起义战士和中国的一切革命者一样载入史册。 我相信，几十年后或者几百年后，当世界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时候，人们一定会想起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造反者，会想起他们所经历的奋斗和牺牲，会给予他们正确评价。
关于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原因和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是一个复杂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长期思索过，可以另找机会专门讨论以便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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