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垃圾引发的血案：他们的故事
1969年的一个星期天，纽约市的东哈林区。成堆的垃圾正在波多黎各人聚居区慢慢腐烂，而不远处的垃圾车却并没有要把垃圾带走的意思。
几个星期来，人们自己清扫街道，自己收拾好垃圾，仿佛已被这个城市遗忘。他们四处奔走，但政府部门却并不为所动。
于是，男女老幼，医院商家，每个人都开始将烈日下逐渐腐臭的垃圾拖到大街正中央，摞起四英尺高的垃圾堆。为了阻挡纽约第三大道的交通，他们放了一把火来烧这堆垃圾。
后来，政府终于赶来行使基本职能，但来的不是环卫部门，而是警察局以及消防部。人们用石块，瓶子和垃圾欢迎他们。
一群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皇后学院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取了上帝有“宇宙的统管者、选民的拯救者和罪恶的审判者”之意，自诩为“年轻的上帝”。几个星期来他们都在组织着街道的清洁，现在，终于可以组织反击了。“街道是人们的！月亮是人们的！权力是人们的！”他们喊着口号。
当倒霉的警察努力将冒着烟的垃圾拖走时，年轻的上帝们正在欢庆他们的第一场胜利，他们赢得了波多黎各族裔的人心，当然也赢得了警察局的愤怒。
这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社区：他们的背景
1969年居住在纽约、费城以及芝加哥的波多黎各人，大多是1948-1958年移民潮时涌入美国的，他们成为了美国公民，寻求稳定的工作及体面的房子。
西班牙人在1493年登陆波多黎各，1898年美国以驱逐西班牙殖民主义为由进攻波多黎各。原以为美国能够为自己带来自由，或者至少带来更高生活水平的波多黎各人民，反而受到了更严重的种族歧视，文化边缘化以及殖民剥削——波多黎各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
在美国说西班牙语的族裔聚居区，波多黎各人总是会遭受严重的经济剥削。他们居住条件十分不堪，他们的语言与文化不被学校教育所认可甚至遭到诽谤，高等教育也似乎与他们无关，更糟糕的是纽约城市警察局仿佛是种族歧视与暴力的象征：一些波多黎各人为了美利坚在越南的丛林中战死，而另一些波多黎各人在纽约的街头却遭受到了国家敌人一般的对待。
为人民服务：他们的发展
在垃圾之战之后，这群年轻上帝们展开了一系列的社区服务，比如提供早餐、为儿童提供日常照顾并挨家挨户提供铅中毒测试。他们还每周六日占领了当地一个闲置的教堂，将第一个西班牙公理会教堂变成了一个“人民教堂”，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区中心，人们在那里激情澎湃地演讲，描述生活。从未接触过政治的人们将自己看做革命家，而那些以前读过马克思、切格瓦拉、法农或者毛泽东的革命家们，意识到人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他们正在争取。共同的疼痛、共同的梦想、共同的困境、共同的奋斗——他们要行动了！
尽管他们对教堂的占领一共只有11天，但影响十分深远。他们获得了举国关注，并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新泽西的霍博肯、特拉华州的纽瓦克、泽西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费城、波士顿，都出现了“年轻上帝”的身影。而西海岸则有一个类似的团体——在美墨西哥族裔学生成立的“棕色贝雷帽”组织。
然而，这些运动引起了FBI的注意，FBI联手NYPD（纽约警察局）打击年轻的上帝们。在1970年，组织成员胡里奥·罗丹在一次行动中被捕，后在狱中离奇“被自杀”。此后，年轻的上帝们第二次占领了人民教堂，这一次，他们全副武装，仅仅为了继续为人民服务。
年轻上帝们试图通过革命改变人们的认知。而随着他们对于革命的呼声，波多黎各的女人们开始看到传统家庭结构以外的选择与机遇。
然而对女性的解放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得到年轻上帝们的支持，女性想要发声总是更加艰难。她们批评这群上帝们对于男性至上的默认，她们要求其摒弃男性主义，明确支持女性解放。尽管长路漫漫，变化还是喜人的。年轻上帝们对男权的讨论也为同性恋以及跨性别的酷儿解放问题讨论提供了空间。后来，他们与同性恋解放先锋队、第三世界同性恋解放联盟等组织结盟。
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就是健康保障，成立了“健康革命统一战线”（Health Revolutionary Unity Movement，下简称HRUM）。这是一个由黑人以及波多黎各族裔在哈林区公立医院工作的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庞大组织。他们挨家挨户提供结核检测，如果发现一个城市有结核病测试车，却不进入他们族裔的社区进行服务时，他们就会“解放”那个测试车，为社区的人们提供胸肺X光检查。
1970年11月10日，一个年轻的波多黎各女性死于一场小手术，HRUM便接管了旧林肯医院。超过600人加入了他们的占领行动，希望公开纽约城医院对生命明目张胆的漠视。尽管占领的时间很短，但这一次媒体的报道令这个城市十分难堪。更令城市难堪的，则是这个医院的许多职员、护士以及医生都选择留在医院里，与HRUM站在一起。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他们的落寞
1970年代初期，社会运动开始逐渐退潮。1971年，年轻的上帝们开始狂热地搜寻准备革命的社会契机，并在内部开始了自我毁灭——将怀疑组织领导的科学真理的人视为异己，通通铲除。同年三月，他们决定要回到波多黎各小岛。然而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只是生活在美国的新波多黎各人，并不适合在波多黎各本土活动，于是便重返美国，这却导致了团队内一系列严重的分歧。
由于革命社会基础的缺乏，年轻的上帝们，或者说是PRRWO这个组织，从公众的视线中逐渐消失了。
革命无捷径：他们的经验
在林肯医院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胜利，使得他们认为自己在生产线上最具社会力量，因此只有在一线生产中组织工人群体才能够推动革命进程。然而他们忽略了他们一砖一瓦建立起组织的街道的力量。
选择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远离了校园环境，然而校园是激进政治思想的温床，也是社会运动的催化剂。同时，组织也逐渐偏离了
女权运动、酷儿解放以及环境运动。对很多人而言，向工人阶级的转变也是对组织阶级与种族组成的颠覆，毕竟这个组织主要是由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组成的。
但必须承认的是，年轻的上帝们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意义非凡。人们更加相信只有在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的议题上才需要完全颠覆社会的革命。他们的众多运动中体现的服务精神与在奋斗中向平凡的人们学习的精神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应该学习的。诚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运动与组织的反抗并不足以改变社会，除非深思熟虑地组织革命行动。他们倒退为死板的教条主义政治则体现了所有革命共有的一大危险，并警告我们，革命观点与主义需要经过日复一日的实践的考验才能知道是否有价值。年轻上帝们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