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开始的、至今尚未走完的周期(朱格拉周期)已经完全变形。只一年就走完了扩张阶段，而这是当时4万亿强刺激的结果。此后连跌4年，2015年1季度GDP增速已经跌到了数据运行通道的下缘，而未见终止的迹象。这显示产能过剩的矛盾远未缓解。”

8月16日，我在《“零增长”正向我们走来》一文中指出：

　　“三个月过去后，国家统计局的月度数据显示，实体经济正走向零增长----这才是所谓‘新常态’的真相。”“中国经济跌入零增长势难避免。它带给社会的是一个艰难、复杂的局面，以现有的格局与思路根本无法驾驭。”

　　笔者一介草民，只能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观察经济态势，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经常遭人质疑。

　　9月17日“凤凰国际智库”公布了夏斌的一次演讲《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困局?》为我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证词。

　　夏斌何许人也?他的言论为何值得重视?说出来吓晕你。百度上搜到的信息如下：

　　现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国务院参事，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

　　历任：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

　　　　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学术论文曾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并多次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奖。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这样一位长期在金融业中枢工作的高层专家，他掌握的信息远超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其判断当然值得重视。

　　在这次演讲中，夏斌先讲了他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他的视角是拉动GDP的“三架马车”，分析的结论是：

　　“从出口角度看，外国没有钱进口;从消费角度看，需要深入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只能依靠投资。”

　　而投资领域态势如何?他的判断是：“制造业投资，全国各行各业基本上都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个领域的投资只是“疯狂”而已。夏斌讲了一个小故事：

　　“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我亲耳听他讲过两次，他说，不要说一般的制造业，连战略性新兴行业中的风能都‘疯了’。因为各个省都想搞战略性产业，政府干预、政府计划，最后又是重复投资。”

　　结论：“所以从制造业说，我们不能指望投资有很大的提高。”

　　至于基础设施投资，夏斌指出：

　　“中部、西部、西南部地区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相比，投资空间确实很大。但是关键是钱在哪里?”

　　当前中国基础设投资的基础是：

　　“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地方政府投资”。“大量基础设施的资金不是来自于社会，而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各种形式的举债”。

　　而基础设施是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利润的，有的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也不应该产生利润。它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行，靠社会生产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上升来支付其投资。所以“政府发债的问题不是融资形式问题，而是规模还能否持续放大的问题。”而“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变成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有些债权人已经到政府门口静坐，要求还债，问题很严重。”

　　结论：“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维持原来那种很高的增长速度了。”

　　于是可投资的领域只剩下房地产了。

　　“我曾在今年六月份的一篇内部报告中说，‘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房市价量齐跌，价格在跌但程度不高，量也在跌，卖不出去了。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了”

　　而房地产是金融业运转的咽喉：

　　“我们银行给企业大量贷款的抵押物都是房地产。我们好多实体经济，好多工商企业，向银行贷款是用厂房用土地做抵押的，这部分钱占整个银行贷款的40%，这是相当高的比例。”

　　于是，作为金融业的中枢成员之一，夏斌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前景：

　　“房地产企业的问题最早出现。抵押物的市值马上下跌，开发贷款的质量问题紧随其后。这个时候，面对抵押物价格的下跌和开发贷款可能还不出来的房地产企业，银行行长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收紧贷款，收旧贷款，不给新贷款。这样做直接效应是部分房地产企业马上资不抵债，破产。间接效应是GDP下跌，这是第一波。”

　　“和房地产业相关的水泥、钢铁、玻璃等40个行业现在已经产能过剩，如果房地产投资再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更大。因此导致这批相关的非房地产行业产出减少，或者减少投资，或者倒闭破产，进一步影响全局性的投资和GDP，这是第二波。”

　　“第三波，地方GDP马上下滑，地方政府破产。”

　　“报纸上各种信息披露，有些城市已经出现土地拍卖流标，二次流标。今年10个典型城市，5月份的土地收入已经同比下降了25%。最新的7、8月份的数据没有放进去。我们假设今年下降5%到10%，地方政府由于资金压力，没有钱了，怎么办?收缩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资金配套不够，保障房建设以及民生的其他投入都发生困难。直接影响是，地方GDP马上下滑。

　　现在全国每年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80%都是银行的钱，或者金融系统的钱。地方政府是用20%的土地收入来撬动了这80%的基础设施资金。地方政府普遍以土地抵押向银行融资，如果地价进一步下跌，对地方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GDP的增速前景更加暗淡。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如果急了，唯一的出路是加快拍卖土地。但越加快拍卖土地，地价跌得越快，这是必然结果。地价跌得越快，会从房地产企业、地方债等各种渠道，激化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这样的话，使整个社会债务慢慢陷入倒塌的恶性循环，银行就不敢贷了。”

　　“第四波，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随着银行对房企的信贷紧缩，理财市场上的违约事件频频出现，由此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在短时间内会集中爆发。”

　　我的那两篇文章只是从统计数据观察了经济系统的惯性走势。夏斌的演讲则形象而具体地勾画出了未来的景像。两者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到同样的前景，提醒人们必须认真对待，不能再掉以轻心。

　　面对危机，夏斌提出的对策有四：

　　其一，“要坚决稳住整个金融系统的放贷意愿和能力，让金融系统树立信心。”这其实是当年温家宝的思想：“信心比黄金更贵重”(《温家宝：信心比黄金更贵重》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28日 15:46 CCTV《第一时间》)与温家宝一样，对信心何来，能力何在?夏斌语焉不详。

　　其二，“一旦市场上出现抵押物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可以宣布采取紧急会计原则，或者说，央行马上动手，直接到市场上去购买将贬值的资产。你卖我就买，把价格稳住。紧急会计原则，就是不准随便按照抵押物的原值来要求追加抵押物，越逼企业，企业越陷入危机。维持原来抵押物价，原来评估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据说美国就样干过，所以中国也应学学。问题是，大量的抵押物是在房地产价格高企的时期形成的，除非你预期其价格还会再次高企，且超过当年价，否则央行做的，就是注定赔本的生意。这样做的本质，是用公共资源为私人资本家解套。作为在日本野村证券镀金过的正统经济学家，这样做顺理成章。

　　其三，“当房价出现断崖式爆跌时，国务院应该马上明确，允许各级地方政府用棚户区改造资金去买房。”“买了房以后，改造一下再借给或者卖给弱势群体，当作棚户区改造用”。

　　问题在于，地方政府以什么价格去买?当前住棚户区的人口，即使房价砍去多半，也未必买得起房。按棚户区人口的支付能力定价，房地产立马崩溃，夏斌前边预见的情景不可避免。按能阻止“断崖式爆跌”的水平定价，老板们解套了，地方政府债务势将大幅上升，而按夏斌在这次演说中提供的信息，“我们原来不知道地方债务到底是多少。这届政府组建后对此又作了全面审计，公布出来的地方债务是18万亿多。”如果买来的房按户区人口的支付能力卖或租给他们，不等于逼地方政府破产吗?不想破产的地方政府一定会以各种方式自救，而地方政府的创意与胆量，已被证明是无与伦比的。最后，这些名义上的“棚户区改造资金”会落到那里去，只有天知道。

　　其四，“提高银行自主核销不良贷款的最高限额。工农中建交，有不良贷款，就用资本金利润冲掉。现在能冲多少国家是有规定的。能不能在出现紧急状况时，提高这个比例，让他们自主核销。资本充足率健全就可以稳健地贷款;如果资本金不足的，赶紧增资，或者说，由政策性银行金融机构来进行重组”。

　　超额核销不良贷款，是为了保障资本充足率。这只是账面手法，不能改变银行烂账的现实。这一手可行的前提，是银行利润足以冲销不良贷款，一旦不足了，就只能增资。问题是谁来增资?无非是财政或政策性银行，它们又用哪笔钱来为商业银行增资?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整个财政收入增长率亦成明显下滑的态势(见 王中宇：《“零增长”正向我们走来》)，不得已只能由央行印票子。历史上所有的货币系统，几乎都因滥发钞票导致信用丧尽而崩溃。可不戒惧乎?

　　对于“亟需资金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往往得不到银行贷款，导致民间高利贷，理财、利率提高。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夏斌的药方有三：

　　其一，“必须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一些，不能让这些企业占用资金。”“对于产能过剩，严重资不抵债的工商企业，包括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要坚决实施有节奏、有控制的市场出清，要么破产，要么重组，防止这些僵尸企业继续占用社会有限资源的现象再延续下去，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

　　“中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往往得不到银行贷款”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银行缺乏资金，事实上自1994年后，银行就一直是贷差---存款贷不出去。银行贷款需要安全性，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企业销售不畅，资金流难以维持，很难给银行以安全性保证，这才是贷差存在的根源。让一些企业破产，固然可以降低总供给，但同时也必然导致一批员工失业，因而降低总需求，两相抵消，整体效果难料。至于“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它本质上靠地方政府的信用借钱，它的破产等于地方政府的信用破产，债主们会作何反应?地方政府将如何继续执政?

　　其二，“加快实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中不良资产的剥离政策。”“通过债务重组、债转股、资产置换和出售地方国有资产的方式，向市场明确披露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的分类处置原则，以换取市场和投资者对它的信心，来恢复地方政府在市场上继续融资的能力。”

　　“剥离不良资产”的游戏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曾经大规模上演过。为此成立了几家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东方,长城等)，由他们收购几大商业银行所遗留下来的巨额不良资产(数以万亿计的难收回的贷款等)。这一过程手段繁复，其实质不过是将这些“不良资产”低价卖掉。由此，一大笔老百姓的钱就被赖掉了。这个复杂的过程为各种猫腻提供了机会，金融界不乏胆大妄为之徒借机混水摸鱼者，媒体对此多有报道(见：网易商业报道：银行不良资产猫腻；中石化39亿"打包"买回上市剥离资产有何"猫腻"；[银行资产猫腻]之五：剥离中的博弈)。

　　至于“恢复地方政府在市场上继续融资的能力”云云，只要这“剥离”的把戏一次次玩下去，相关地方政府的财务报表就能一次次洗白，但政府的信用是否也能一次次重建，只要不是弱智者，不难做出判断。

　　其实，夏斌也知道，“如果严格按评级发债，我闭着眼拍脑袋推测，也只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些债务情况较好的政府还可以发债，绝对不是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都能发债的”而“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不缺钱，因为全国的资源都集中到这几个特大城市了，这里的政府肥的流油。与之相伴，大多数小城市资源匮乏、机会匮乏、自然资金匮乏，其中许多连吃饭财政都难以为继。这是行政权力和资本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小城市的政府根本就无能为力。让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发债，只能堆积出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