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股权基金问题、所有制改造问题、股市问题，还有民间借贷人条例问题，都要加快改革。” 这条最匪夷所思，夏斌明明知道“投资空间确实很大。但是关键是钱在哪里?”内需不足的的症结在于老百姓的有效购买力不足。统计数据明明白白地显示，全社会资金存量M2中，对应于老百姓购买力的流通中现金M0，与对应于逐利资金的其他存款之比值，这三十多年来大幅下降(见王中宇：《三大失衡》)。钱就囤积在资本家和官僚的手里，他们的消费早已超出了奢侈的程度。这些资金的真实需求是“以钱生钱”，而这正是当前困境之根源。这个群体聚敛的大量逐利资金，催生了以前不曾存在的“私人银行业”，而这个行业的市场调查报告证实，不到0.23%的人口聚敛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84.90%。(见王中宇：《生产资料占有状况观察》)而这些“结构性的改革措施”，其目标在于保障“以钱生钱”的效率，推动资本利润极大化。指望以此解困，连扬汤止沸之效都没有，简直就是抱薪救火! 其四，“一定要让市场明确，买房是为了住，买房不是为了像股票那样为了卖股票。不鼓励房地产作为资产市场交易，中国在房地产市场上，绝对不能学英国、学美国，应该学德国，学新加坡，以消费品为主导。” 正确!奇怪的是，按正统经济学的教义，市场是总正确的，怎么又需要人来教训了?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来源看，富豪们可以一掷千金，成栋成栋地买，而小民们连一个自住单元也买不起。这个事实不改变，任何人跳出来教训市场，都不会有效果。质而言之，房地产市场的乱象，是社会分配机制极度偏斜向于官、商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市场错了导致房市乱象，而房市乱象导致经济困局。如此颠倒因果关系，是无知还是故意? 由夏斌的演讲我们看到，正统经济学家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危机的存在，也清晰地知道困局的根本在于国内消费能力太弱，然而他们强调：“从消费角度看，需要深入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轻轻地从问题的症结滑了过去。他们用专业术语提出的种种建议，没有一个针对这个症结，相反倒给导致症结的利润极大化机制加油添醋，以图再刺激出一个烈火烹油场景来。 看看夏斌那辉煌的履历，很难相信这是限于学识。 当前世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都陷入了同样的危局。这样的危局本质上是债务危机。各资本家集团以债务方式控制的金融资产已经远远超过了社会实际拥有的财富，唯有废除这荒诞的债务关系，经济系统才能再次平稳运转。如果废除了某个集团的债权，就为其他集团松动了生存环境。于是各资本集团间陷入了你死我活的状态。正如当年的一则寓言所说的：不是要跑得比老虎快，只要比旁人跑的快，老虎吃了他，你就活下来了。一个世纪前，类似的危局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次呢? 只有找到资本主义之外的生存方式，人类才可能摆脱这一再出现的轮回。日益激化的危机将这一问题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但正统经济学界的表现证明，他们是资本主义的传教士和卫道士，既不能指望他们拯救资本主义经济体，也不能指望他们为我们找到新的出路。 附录：国务院参事夏斌：房子卖不出去了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了 2015年09月17日 08:21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http://pit.ifeng.com/a/20150917/44673528_0.shtml 我曾在今年六月份的一篇内部报告中说，“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这里说的房市是指房价和交易量。 演讲：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困局?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今天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这一轮经济周期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的，大的环境与美国经济周期以及世界经济周期有关。2002年底，我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到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在2002年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每年的工作目标，就是为放1万亿贷款而奋斗。彼时朱镕基总理正好严抓不良贷款，各级行长都非常谨慎，严控贷款。但到了2003年，上半年贷款一下子达到1万亿，全年贷款规模增长23%。此后，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涨到2007年的14.2%。2008年发生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波及了全球经济。2009年中国经济进一步往下走，这个期间，我们出台了4万亿政策。4万亿是财政的钱，更多的是央行提供了大量的配套资金。 我在2011年7月向领导同志汇报时曾说，中国两位数增速的时代应结束了，中国增速下来是合理的，硬托上去是不合理的，是有风险的。从今天看，大家已经慢慢接受增速下来这一事实。今年中国政府提出GDP增速要保7.5%。从各种数据分析，今年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速还会逐年下降。 首先看出口。 尽管美国经济在慢慢复苏，但要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那种状况，很难。欧元区的问题比较严重。这几年出口对GDP的拉动率要恢复到危机前几年的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其次看消费。 政府多年来的战略取向是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但从历史数据看，我们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3.8%，2012年的34%，2013年的34%~35%。 我们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很正确、很明确，就是想尽办法扩大消费，改变增长方式。实事求是地说，国家这几年在扩大消费上是下了大力气的。农村实施了新农合，看病可以报销，农民养老也开始慢慢在解决。最为震撼的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都知道种地要交税的，前几年农业税也废除了。废除农业税很大部分是为了消费。但尽管如此，严峻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提高消费率很难。因此，在中国目前情况下，GDP增长在消费和出口上找出路很难。从出口角度看，外国没有钱进口；从消费角度看，需要深入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只能依靠投资。 投资分三块，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 制造业投资，全国各行各业基本上都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 比较生动的例子，生产一吨钢，低的时候只能赚一毛几;产一吨煤，买不了一瓶高级矿泉水。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我亲耳听他讲过两次，他说，不要说一般的制造业，连战略性新兴行业中的风能都“疯了”。因为各个省都想搞战略性产业，政府干预、政府计划，最后又是重复投资。类似无锡尚德这类企业的故事很多。所以从制造业说，我们不能指望投资有很大的提高。 那么，就看基础设施建设。 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地方政府投资。中国资金富足，但是由于金融改革没有到位，大量基础设施的资金不是来自于社会，而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各种形式的举债。有的专家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大的空间，还可以依靠大量投资拉动GDP。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性。中部、西部、西南部地区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相比，投资空间确实很大。但是关键是钱在哪里？现在地方债务风险高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有人说，堵后门，开前门，发地方债。根据我对中国各级政府的了解，即使发债，也不是每个政府都能发债。如果严格按评级发债，我闭着眼拍脑袋推测，也只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些债务情况较好的政府还可以发债，绝对不是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都能发债的。而且，即使搞发债，也不可能像前几年那样大量举债。因此，政府发债的问题不是融资形式问题，而是规模还能否持续放大的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变成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有些债权人已经到政府门口静坐，要求还债，问题很严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维持原来那种很高的增长速度了。当然，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现在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为了解决铁路债的问题和棚户区改造资金的问题，让国开行发债，邮政储蓄银行买债，绕了一圈来解决这些资金问题，这是可能的，我认为作为临时措施也是对的，但是不能放开了规模干，也不是长久之计。 综上可见，从拉动GDP增长的角度看，我们出口的贡献不能给予太高的希望，消费率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是很好的事了。投资中制造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很难继续维持高增长。因此要想保住GDP增长7.5%左右的目标，房地产投资是关键的一环。 房地产市场“超级繁荣”的时期已经结束 我曾在今年六月份的一篇内部报告中说，“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这里说的房市是指房价和交易量。 可以说，由1998年住房改革开始，到2008~2009年，由信贷积极扩张所助推的房地产“超级繁荣”已经结束了。我们银行给企业大量贷款的抵押物都是房地产。我们好多实体经济，好多工商企业，向银行贷款是用厂房用土地做抵押的，这部分钱占整个银行贷款的40%，这是相当高的比例。刚才讲的是主要银行，在非主要银行，在影子银行中间，这个比例就更高了。 如果住房销量下降，房价下降，系统性风险会不会爆发?这个就很难说了，很难保证不爆发。如果爆发，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爆发方式?我以下用第几波概念来描述，实际上在时间概念上，不一定是先有第一波然后是第二波，并行也有可能。 第一波，房市价量齐跌，价格在跌但程度不高，量也在跌，卖不出去了。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了。 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资产质量最早出问题，房地产企业的问题最早出现。抵押物的市值马上下跌，开发贷款的质量问题紧随其后。这个时候，面对抵押物价格的下跌和开发贷款可能还不出来的房地产企业，银行行长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收紧贷款，收旧贷款，不给新贷款。这样做直接效应是部分房地产企业马上资不抵债，破产。间接效应是GDP下跌，这是第一波。 第二波，收紧房企银根的连锁反应是，涉及上下游40个行业的投资会进一步深度下行。 和房地产业相关的水泥、钢铁、玻璃等40个行业现在已经产能过剩，如果房地产投资再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更大。因此导致这批相关的非房地产行业产出减少，或者减少投资，或者倒闭破产，进一步影响全局性的投资和GDP，这是第二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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