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国两智”看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群体智商的促进作用 佛学即慧学。佛家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标是“般若”，般若在梵文中就是明、慧、智慧的意思，而“佛陀”这个称呼的含义就是“觉者”，通俗点说就是“明白人”。所以，佛家修行的目的清晰、实际而且简单——就是要做一个“明白人”，而大乘佛教对“明白”的要求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翻译一下就是要“让自己明白”、“让别人明白”、“让大家都明白”，自己明白已然不易，让别人明白就更加困难，而要一切众生全都明白，那就难上加难。因此，只要让自己能多明白一点，或者让别人能多明白一点，这都是在修行。“让别人明白”，在佛家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法布施”，布施是“六度”之一，也叫“六波罗密多”，意思是六种成为“真明白人”的途径，“度”指的是方法。其实特色党的“摸着石头过河”，也可以叫着“摸石头波罗密多”，当然“摸石头波罗密多”将很多人都带到沟里去了，多数人被淹死，少数人踏着多数人的累累尸骨成了魔。佛门讲因果，所谓“因果报应”其实不过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关系”的另外一种说法，“法布施”的果报是【无量智慧】，也就是说，让别人明白，自己会变得更明白。与“法布施”相反的行为是“法悭吝”，就是自己懂了一点点，还不一定是真懂，藏着掖着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而悭吝的果报是贫穷，智慧上的悭吝最终果报当然就是愚蠢。如果一定要就“法布施”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那么IT行业的“开源”无疑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将自己的源代码开放给所有的人共享，让别人在自己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成就，本质上这就是“布施波罗密多”。而法布施的结果也很明显，对于同等级别的开源系统，通常能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好的发展，现在连最保守的微软也走向了开源的道路，另外IBM这样的企业现在也将自己的核心业务和开源社区结合起来，而代表汽车发展方向的朝阳企业特斯拉居然主动选择开放所有专利，他们真是很聪明。从最初的抗拒到现在的主动拥抱，不是资本转性了，而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就是如此，对抗历史潮流是徒劳的。对于一个佛教徒而言，任何强调个人权益的行为都是在谋“私”，是“我执心”的表现，是堕落入魔的开始，与佛家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在老僧看来，天朝的私有化改革与美日主导的TPP协议都是对历史“开源趋势”的反动，迟早会被颠覆。前段时间的大新闻是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及医学奖，媒体寻根问底发现中国居然没有青蒿素的专利权，探究原因当然又是“十年浩劫的罪恶”了。确实，那时候的中国及中国人没有专利的概念，在我们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时代这当然会显得不可思议了，居然和钱过不去，这当然是罪恶啦。东扯西拉了半天，谈的似乎和标题无关，但实际上我只是想引出一个个人观点：文化大革命让中华民族变得更聪明了，或者说文革是我们中国人的集体修行。 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在四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美国大使洪博培戴着墨镜去王府井大街，想要围观中国版的茉莉花运动，最后他却被老百姓围观了。中国的“阿拉伯之春”没有上演，幕后推手却被晾在前台展览，我想这应该是阴谋者的耻辱吧？“独运轮”和国内公知们联手将中情局和美使馆给坑了，骗了大把的活动经费，结果连泡都没冒一个就烟消云散了，害得想借此捞取政治利益去竞选美国总统的洪大使不得不黯然离开中国。在北非、西亚、乌克兰屡试不爽的颜色革命在中国怎么就被如此冷遇了呢？中国老百姓不容易被忽悠，这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朝廷的强力统治，也不能归结为群众被中共洗脑，实际上社会上积累起来的民怨并不小，贫富差距也足够大，按照西方的标准这应该是一个一点就着的社会，然而无论左右，使尽浑身解数，硬是点不燃这把火。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中国社会逆来顺受缺乏反抗精神，但这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一点都不少，特别是针对土地维权和环境保护而产生的群体事件，全国各地几乎是天天都有，规模很大的也不少，可见老百姓不是不知道抗争，而是选择为自己的目标抗争，也就是说“独运轮”们想要忽悠老百姓去为他们的目标火中取栗基本上是妄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估计不光是反华反共分子为此疑惑，某些“左派”也为此苦恼，甚至都开口骂“愚民”了，全然忘记了自己信奉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万岁”，一旦发现老百姓不跟着自己慷慨激昂的口号走就开始骂娘；也许有些人会将此归结兔子们太现实，一切都是为了个人利益，但这也无法自圆其说，比如说这些年一直坚持着的“薄粉”们，他们完全是没有个人利益在里面的，否则早就应该放弃了。所以，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能够想到的理由就只能是——中国老百姓比某些人想象的要更聪明，他们没那么容易被忽悠去当别人炮灰的。那么如何证明这一点呢？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大多数实验都是需要设置对照组进行比较的，而与大陆老百姓最接近的参照人群就是台湾、香港的老百姓了。 “一国两智”是最近一两年网络上的流行语，记得当时一个台湾教授在电视上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台湾人吃泡面引来六十几个人围观，然后大陆网友被台湾人的这种呆萌观点逗乐了，开始恶搞“茶叶蛋”；再后来就是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反服贸，香港的占中雨伞运动以及后来的驱蝗运动，然后“一国两智”就成了流行语。如果说“茶叶蛋”还仅仅是代表个别人的弱智的话，那么反服贸和香港的占中则绝对体现了当地老百姓的群体愚昧，明明是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却被媒体忽悠得群情激愤。香港占中的后果已经很明显了，台湾反服贸的后果还得慢慢释放。如果现在再有港独跑去占中，恐怕那些商铺店主杀了这些逗比的心都有，但当时他们在心底却是支持那群逗比“要真普选”的，自己酿的苦果得自己承受，香港的苦日子才开始，台湾则要等民进党上台后效果才会更明显。其实无论是台湾的“太阳花”还是香港的“黄雨伞”，其运动的中坚力量都是这些年活跃在网络上的新生代，他们的反应和乌克兰广场的那群蠢猪（真的是蠢猪，一个好好的乌克兰被他们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乌克兰人什么时候才能醒悟）一模一样。那么两岸分离这几十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岸人民群众在判断力方面的巨大差异？ 如果起点相同结果各异的话，那么就只能在演化过程之中去寻找原因。大陆和台湾的起点基本是相同的，不同的一点就是台湾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经历了这几十年，而大陆则经历了被公知文人们口诛笔伐的“共同贫穷”的前三十年。或许，答案就在那“贫穷僵化”的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那十年。在这里我不对“聪明”做价值判断，因为有时候“聪明”的后果是讨人嫌，比如全世界公认的“聪明人”犹太民族就曾经很讨人嫌，“威尼斯商人”的形象迄今都无法抹去，而今中国的“土豪”们也同样的形象不佳，关于这一点这里不做讨论，这里只就中华民族的“群体智商”得到提高这个议题探讨。 实际上我认为“智商”这个概念并不准确，任何试图用数字量化人的智能属性的行为都不可能绝对准确，只在某些方面具有参考价值。所以，这里只借用“智商”这个概念，并且不做确切的定义（实际上也很难定义），只是用自己对智商的理解来解释“一国两智”的社会现象。 在我看来，智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获取信息）；二是主体的思辨能力（处理信息）；三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反应能力（输出信息）。在佛家经典中这被归纳为对应的“三思”：审虑思；决定思；动发胜思。 主体获取信息的能力首先与“我是谁”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这决定了获取信息大的类别和范围，比如如果“我”是一个摄像头，那么“我”就只收集可见光信号。如果“我”是一个麦克风，那就只收集声波信号；其次与“感官”的“灵敏度”和“频宽”密切相关，灵敏度通常对应着信号的强弱，而频宽则对应着接收信息的范围。对于人这种生物体而言，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物特性区别并不大，获取信息的强弱取决于主体的专注度，越是专注，感官阈值越低，获取信息的能力就越强；而获取信息的“频宽”则取决于主体对外界的热情，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信号都有反应，那么这个人的信息频带就很宽，获取的信息量就很大。当然，“灵敏度”和“频宽”往往不可兼得，既专注又能保持热情的人凤毛麟角，许多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通常在这两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唯有对未知世界的热情，才会产生兴趣，才会如爱因斯坦所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这“最好的老师”，才会去广泛的获取相关信息，而也只有专注下来，对那些枝末细节才能观察得到，许多偶然也才就变成了必然。 而思辨能力则是智商最重要的体现，这里还是只谈自己的看法。我倾向于将思辨能力看着是人头脑中的一种信息处理机制，客观世界的信息通过这种机制处理之后，将提高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的准确程度（或者说智能是导致主观世界中事物确定性增加的一种机制）。几年前曾写过一篇帖子叫《和“唯物论者”们谈谈“心”》 ，其中最后一段的结论是——“心”是整体环境在个体上的映射，包括个体的经历过的所有历史信息与个体接触得到的所有环境信息综合作用之后的涌现。目前为止我还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有一个更通俗的比喻，就是用计算机的“虚拟机”来比喻人心。客观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大的计算机，运行着“宇宙真理”这套操作系统（佛家叫实相般若），而人心中运行着一个“虚拟世界”（其实就是所谓的主观世界，佛家叫观照般若），这个虚拟世界的一切都是由客观世界赋予给人的，而“人心”这台虚拟机里面运行着各种各样的函数算法，每条算法对应着对某种场景信息的处理步骤。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每一重身份，都对应着一整套的算法。比如一个人如果拥有“父亲”这个身份，那么就意味着他在孩子面前得时刻调用“父亲”这个角色的函数，孩子害怕时他得调用“勇敢”算法，孩子调皮时他得调用“严格”算法，其他的角色也类似。 至于主体的信息输出能力，总体来说可以归纳为“表达能力”，表达能力有很多种，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最终的目的是将信息传递给受众，并对受众的思想起到积极作用。佛家用“文字般若”这个概念来体现这种能力。当然，无论何种表达能力，都需要通过实践练习才可以获得。 上面主要讲的是对个体智商的认识，实际上对于“群体智商”来说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就是每个个体的对外链接数量，这也是决定群体智商的关键。外链接数量的多寡（就如同神经元的触突数量一样）会，元素的外链接越多，系统就越复杂，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和适应能力也就越强。下面就着重来谈谈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促进中华民族智慧的增长。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文革破除并重建劳动人民的身份认同——突破思想的边界； 身份认同是一种潜意识的存在，平时我们并不会总是想着“我是谁”这个问题，但我们平时的一切思考和言行，无不是基于自我的身份认同的。而每当我们的身份认同出现偏差的时候，各种困惑也就随之而来了。这里先摘录一段鲁迅《故乡》里面的文字： 【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这一段描写就是“身份认同”感的一次挣扎，闰土脸上露出“欢喜”神情的那一刹那他是“闰土哥”，他面对的是儿时玩伴“讯哥儿”；而当他面露“凄凉”的时候，他的身份已经从二十几年前回到了现实，他是一个生活困顿的农民，他面对的是大城市回来的“老爷”。鲁迅并没有将那“一层可悲的厚障壁”的明写出来，那层厚壁障其实就叫“阶级”，当然这个概念因为政治意义太明显而被很多年轻人拒绝，但“高富帅”、“矮矬穷”、“富二代”、“穷二代”、“土豪”、“屌丝”这些称谓可是年轻人们自己发明的。壁垒无处不在，承认或者不承认，它们都在，至于是叫“壁障”或者“阶层”或者其他什么概念，那反而是无所谓的。反正它在，而我们时时刻刻都受着它的束缚，想要摆脱它，就得付出代价。 那么，如果我们将这段文字再往后拉二十几年，将故事放在农村土改之后的环境之下，“闰土”和“迅哥儿”的见面将会是怎样呢？这里来个狗尾续貂，将上面那段话改写几句： 【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先站住了一下，脸上现出惊喜的笑容。然后跨前一步，拉着我的手，爽朗的说： “迅哥儿，真的是你回来啦？家乡还住得习惯吧？回来就好，现在家里分了地种了西瓜，明天就要回去收瓜，不然明天一起去我家尝尝新鲜西瓜？明年打算再种.....” 他的手粗糙而有力，拉着我一直不放，一边说着他现在的境况和他将来的计划，满心的欢喜满心的期望，突然觉得有些羡慕他。 】 后面这一段文字的闰土是自信的闰土，是一个在自我意识中与“迅哥儿”平等的闰土，如同少年闰土一样，在他心里没有什么壁垒。心里面任何壁垒都是对自由思维的限制，而每一种身份认同都会有各自特有的壁垒。“老爷”有“老爷”的壁垒，奴才有奴才的壁垒，只是奴才心里面预设的壁垒会比老爷们多得多。所以，当一个人内心的身份认同被重置之后，他就有可能会突破很多心理上面的“壁垒”，特别是从壁垒多的身份转换为壁垒少的身份，这种变化会更明显。 二、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极大的释放了老百姓对客观世界的热情； 前文说了，一个人的接收信息的能力，最基本的限制来源于身份认同感，也就是“我是谁”会决定一个人接受信息的类别和范围。其次就是感官的“灵敏度”和“频宽”，其中灵敏度取决于专注度，而“频宽”则与主体对客观环境的热情有关，而“热情”这个东西往往只存在于自信的人心里，而自信不是飞来的，自主的人才会自信，对于一个什么都被别人决定的人来说，说“自信”还不如说是自欺。所以，能当家做主往往是热情的基础。用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吧，比如一个人去住宾馆，他或者她通常是注意不到房间的格局缺陷的，也不会想到怎么布置或者收拾房间的；但如果他或她买了新房子，自己的房子自己要住进去，那么怎么装修怎么布置，于主人而言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于是他们眼中房子的各种信息都会凸显出来——这里少了一张台，那里多了一个洞，窗外需要养两盆花，房间需要放屏风.....，主人通常是热情的，而客人则客随主便。在那几十年里，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都会有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的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促使中国人民对改造客观世界保持了极大的热情，而这种热情体现在智商上面就是当时国民获取信息的能力很强。 三、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锻炼了劳动人民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 关于中国人民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老百姓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当年大字报其实起到了全民扫盲运动的效果，很多人通过大字报识文断字。而那时候的大批判练就不不少人的思维能力，学哲学用哲学是那时候通常的社会现象，而学哲学正是一个人思辨能力提高的捷径。前两年坐出租车时，遇到一个下岗工人，很惊诧他判断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很佩服他滔滔不绝口才和逻辑清晰的表达，当时真的很感慨高手在民间。一打听才知道他当年造反派的经历。所以，文革促进了中国社会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提高。这点应该没有什么疑义。 四、公有制环境——让知识产权没有意义，全民“开源”运动加速科技创新； 前文提到法布施，说法布施会得无量智慧，就是让别人明白，自己也会变得更加明白。另外提到当前IT世界里面的“开源”趋势。这在文革其实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所有的人都将这当成理所当然。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知识产权意识不浓厚，部分原因其实和当年公有制体制下没有知识产权这个概念有关。那时候只要兄弟单位需要，不光会送图纸过去，甚至还会送专家过去，全国一盘棋，除非保密需要，新的知识会在整个产业体系里面自由传播，这种全方位开源的知识管理体系，怎么不能导致技术更新的大跃进？如果一直坚持这种完全开源无私相助的科技管理措施，那么中国现在的原创性科技成果也许会多得多。 总之，在那个年代，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智慧高速增长的时期。百年之后，再回望那个年代，我们一定会以之为自豪。 （责任编辑：新愚公） |
林林: 禅师，确实希望你能写短小精干的文章，面向文化较低的工农青年，因为他们是大多数，而且他们不少人认为他们读书没有出路，初中毕业（有的没有毕业）就去出卖劳动 ...
林林: 禅师禅师，很遗憾，你的文章似乎写给学计算机的，通讯的人们。你为何不写通俗点的文章给更多的普通人群看看明白呢？绕了不少，结果就是点出的四点。为什麽不直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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