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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指挥朝鲜停战谈判中学习军事辩证法

2015-10-22 23:0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607| 评论: 0|原作者: 王志刚|来自: 昆仑策研究院

摘要: 毛泽东在井冈山就说过和蒋介石打的是哲学。从三湾改编时的不足八百人到解放战争中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再到抗美援朝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毛泽东把军事辨证法发挥到了极至。

必做于细掌握谈判主动

  美国的侵朝战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战争拖得越长,对美国越不利,但它又不甘心失败。由于敌人对“和谈”缺乏诚意,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使朝鲜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形成了两年多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斗争局面。美国对谈判表示得既狂妄又虚弱,出尔反尔,能拖就拖,基本特点是“打时想谈,谈时想打”。周恩来称之为“美国的慌乱与徘徊”。他们一心想把持谈判,想让中国方面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达成停战协议,以取得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美方在谈判过程中总是百般刁难,致使谈判一波三折,迟迟不能取得结果。毛泽东洞察美方的心态,以战略家、哲学家的高超艺术驾驭和领导了谈判的全过程,挫败了敌人的一切阴谋,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谈判之初的一个月中,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等电报达40多封,大到谈判原则、议程的修改,小到一个发言稿、场地的安全以及禁止车辆挂白旗等,都从国格和政治的角度明确指示或一一提醒。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粉碎了敌人妄图通过谈谈打打实现不合理解决朝鲜问题的种种企图。

  7月26日,当谈判接触到划军事分界线问题后,敌以“谋求海军空军优势的补偿”为借口,拒绝“三八线 ”为界,要志愿军后退数十公里,企图不战而获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驳斥后,便叫嚣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发动了夏季、秋季攻势,妄图迫使中朝方面在停战谈判中作出让步。8月1日,毛泽东两次致电李克农并转金日成、彭德怀,就坚持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两周又3次发电报,分析敌人不愿意接受三八线的原因,提出了在对方同意目前战线基础上调整时的前提策略。当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非武装区和谈判场所时,毛泽东23日致电李克农“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近日提出“暂时停开谈判会议,以压敌人气焰”,志愿军则“加紧准备迎接敌人可能的进攻”。24日,致电在暂停谈判的同时保持“双方联络官的来往”。25日又指示说,“代表团的任务是谈判兼打文仗”,“进行有力地宣传斗争,沉着应变,主动作战,以观其变化”。经过文武两个方面的斗争,既揭露了敌人谈判中的无赖嘴脸,逼敌在“中立区”问题上就范,又粉碎了敌之进攻。敌人文的理屈词穷,武的捞不到便宜,中断2个月的谈判,不得不在10月25日由开城转到了板门店复会。

  停战谈判恢复后,按照毛泽东的策略,中朝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战术,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自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

  11月27日,历时4个多月,经过了18次正式会谈,37次专门委员会会谈,14次参谋会谈,双方终于就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临时协议。

  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协议后,美国不想执行,就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做文章,违背国际惯例,节外生枝,以“自愿遣返”为借口,“强迫扣留战俘”,拖延停战协议的签订,以便在战场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1952年5月5日,印度的潘迪特夫人来华就朝鲜停战问题进行斡旋。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坦诚地就战俘问题对她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说:“停战谈判所谈的,主要是四个问题,现在除一个问题外,都已基本上取得协议。而美国政府还在这个仅剩的问题上无理地拖延谈判。” “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战俘问题。本来按照美国政府所曾签字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战争一旦停止,双方即应无条件地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因此,这本来是很简单,而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美国政府却无理由地以此拖延会议”。“我们不想压倒对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公平与合理。”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从政治的高度阐述了中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立场,并揭穿了敌人利用遣俘破坏中朝团结的阴谋。斯大林回电,充分肯定毛泽东关于谈判中的立场和战略策略。

  9月28日,美方代表提出了所谓“自愿遣俘”的三择其一方案。10月8日,朝中方提出了战俘全部遣返新方案,美方拒绝讨论协商,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朝鲜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10日致电李克农,指出,应揭露敌人蛮不讲理,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决不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同时方法步骤又可以协商。

  为打破敌人的战俘讹诈,配合谈判斗争,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了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处境愈加被动。美方为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10月14日发动了“金化攻势”,向上甘岭地区的597.8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实施进攻。上甘岭战役打响。进攻前,“联合国军”以为只需投入2个营的兵力,即可占领两高地。进攻受挫后,陆续投入兵力达6万余人,出动坦克170余辆,飞机3000余架次,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削低整整2米。志愿军依托坑道顽强抗击,在为期43天的防御作战中,涌现出了38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阵地在与敌人的反复争夺中岿然屹立。志愿军歼敌2.5万余人,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

  1952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给志愿军的贺电中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基于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考虑,毛泽东坚持“俘虏一个也不能丢,一定要争”。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针对艾森豪威尔扩大侵略的叫嚣,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充满必胜信心地宣告:“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末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美军企图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大规模登陆,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应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江间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志愿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迫使敌人的登陆企图“胎死腹中”。从1953年1-4月,中朝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次,歼敌5万余人。

  1953年夏季,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休整和补充,兵强马壮、粮弹充足、士气旺盛、阵地巩固,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4月23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具体方案。25日,美国在无可奈何中同意恢复谈判。而这时的李承晚集团竟公然强行扣留志愿军被俘人员,破坏停战协议的签订。5月7日,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叫嚣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必要时单独作战”。6月17日李承晚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俘虏,遭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为了惩罚李承晚当局,加深敌人内部矛盾,给敌军以更大压力,促使停战的最终实现和保证停战后朝鲜局势的稳定,6月21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7月8日,毛泽东电令谈判代表团:谈判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出修整军事分界线的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方面的情况再定;尽量取得对方对于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作出肯定回答;停战协定的签字日期,推迟到7月20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预定的作战计划,志愿军于7月13日发起了夏季反击战的第三阶段战役“金城反击战”,重点打击李承晚军队。

  5月13日到7月27日,中朝军队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打击敌军目标104个,歼敌11万余人,扩大阵地面积240平方公里。谈判的天平取决于战场的砝码。一次小小的战斗,甚至一个士兵都体会到了“政治仗”的味道。毛泽东牢牢掌握着军事与和谈两个战场的主导权,因此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积极谋求外交上的进展。美国不得不低下头并制止李承晚集团的胡作非为。

  1953年7月27日,历时两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有了结果, 上午10时整,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在9本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分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正式签字。与1951年11月27日相比,志愿军阵地净向南扩展了332、6平方公里,美国拖延签订停战协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光荣的停战”已无“光荣”可言!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对中国来说,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我在签字时心想,先例即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可见,志愿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敌人对我已奈何不得;对美国来说,标志着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字后曾感慨地说:“这协定暂时停止了(我虔诚希望它永远终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我四十年来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我获得了一次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这是美国失败情绪的真实表露,多么无可奈何的自供状!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签字后,发表讲话说:“朝鲜停战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军事辩证法影响深远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1949年是分水岭。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战乱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和平的中国。毛泽东使中国60多年免遭战祸。扭转乾坤之举是抗美援朝。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告诫西方世界:军事上的禁律之一是,不要同中国交战,谁若想入侵中国,就要大倒其霉。这是西方列强1840年以来第一次得出的结论,也是抗美援朝最大最深远的影响!抗美援朝是当代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性分水岭!

  近些年来,一些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极力散布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打了个平手。其理由无非是:美国从朝鲜半岛的最南端向北打到了三八线,中国从朝鲜半岛的最北端向南打到了三八线;美国没有完成占领全朝鲜的目标,中国也没有完成把美国赶出朝鲜半岛的目标。乍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并不然。朝鲜内战爆发时,中国军队没有参加。而美国军队,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三天就参战了。也就是说,到1950年10月25日之前,美军从南向北一路打到鸭绿江边并没有和中国军队交手。可中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到三八线,一直是和美军过招。可见,美国所说朝鲜战争打了个平手,只能是对朝鲜而言;中国说抗美援朝的胜利,却是对美国而言的!因此,中国的抗美援朝取得了完胜。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奏出的一首以弱胜强的凯歌,抗美援朝使帝国主义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硬骨头精神,中国把美国顶疼了。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没有中国的大国形象,就没有中国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我们一直享受着抗美援朝胜利的恩泽。抗美援朝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格局,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新中国像巨人屹立在世界东方。全世界都感到了新中国举足轻重的分量,海外侨胞也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应有的尊严和尊重。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1969年形成的中苏美大三角关系,促成了以第三世界为主的统一战线,以及1971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穷朋友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事实,使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意愿成为现实。上世纪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中,中国政府警告美国不许越过北纬17度线,约翰逊政府就未敢越雷池一步。美国接受了朝鲜战争因求全胜反而得不偿失的教训,结合世界有可能发生核大战的现实,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新概念,即只要不涉及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就不要去追求全胜,其对外扩张的全球军事战略,也具有了有限性的特征。1972年尼克松访华再一次凸现了中国的国际威信和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只输掉了两场战争,而这两场战争都与中国有关,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美国流传着两句话,一句是,“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思想化。”另一句是,“朝鲜战争是美国人和毛泽东打的,中国只有一个毛泽东。”前一句说对了,而后一句未免有失偏颇。十八大后,习近平强力整军,为彻底清除郭伯雄徐才厚的影响,亲自提议召开第二次古田会议,全军将士从古田再出发,敌人怕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正在被广大指战员所掌握,强国先强军正在变成现实,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人民军队正在走向世界。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新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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