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谈判看国共之争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个多月忙于讨价还价。期间参加了许多政治性活动和宴会，但以私人名义发起的聚会就一次，是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身份，宴请在重庆的少年中国学会其他成员。周恩来也出席，但也不是以中共副主席的身份出席，而是以觉悟社会员的身份出席，因为1920年周恩来参与的觉悟社曾经和少年中国学会联合过。

这次聚会有20多人到场，而1925年解散的少年中国学会最高峰的时候也只有107个会员。1919年到1945年是26年。100多人的团体，经历了20多年的战乱，七个发起人已经死了4个，大多数成员都从军打过仗，在中国首都还能轻松地聚起20多个会员，这说明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小团体始终保持在中国政治的中心。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发起人有李大钊。大家都知道，1919年就是五四运动那年，五四运动主要是一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运动，这个少年中国学会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治的结果。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是巴黎和会，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依然要把青岛送给另一个战胜国，所以对世界有所了解的知识分子率先站出来表示不满，抗议现政权无能。

当时读书人少，受过现代教育的读书人更少，读过大学的人，迈入社会的起点比现在的博士还高一些，一般情况下就算对政权就算有什么不满，也不至于有太大的怨气，可以忍的下去。但有两个原因让他们到1919年忍不住了

首先是发现国家并没有什么未来。本来清朝退位，中华民国诞生，普通的读书人有一个虚幻的想法，就是我们国家也“文明”了，原来基于血统的少数贵族没有了，皇帝没有了，我们也可以像其他文明国家那样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当时放眼亚洲，除了日本之外，大多国家都是殖民地，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皇帝和贵族，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还是共和国，的确可以比他们多一点自信。

同时，中国也的确做了一点给国家涨面子的事情，让大家增加了一点“文明人”的自信。比如说1918年，北洋军出兵俄国，干涉俄国革命还参与了俄国内战，也被俄国列为帝国主义之一。同样在1918年，中国拆了东单的克林德纪念牌坊，拿到中山公园搞了一个公理战胜的牌坊。这个纪念碑是怎么来的呢？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军队杀了德国公使，八国联军强迫中国签合约的时候有个附加条件，在克林德死的地方立牌坊纪念，表示对中国这种野蛮行为的惩处，提醒中国人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

在1919年之前，中国知识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不算高，多数知识分子也把义和团看成野蛮人。虽然克林德在被杀之前主动开枪射击了中国军队，但一般舆论还是认为他死于野蛮人之手。现在中国结束了帝制的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的民国时代，自然也要继续承认文明人的规则。所以这个牌坊在民国时代也一直留着。甚至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了也留着。意思是虽然德国是敌国，但那些野蛮中国人这样杀文明人还是错的。

直到一战结束，德国投降，中国人得到了战胜国的身份，才觉得自己也是文明人了，可以和过去的落后历史划界限了，这才拆了克林德牌坊。有意思的是，中国把克林德牌坊重新组建成中山公园的公理战胜牌坊，这件事是和法国外交官一起干的。这一方面说明中国需要法国人壮胆才敢真正当战胜国，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当时的中国自认为进入了列强定义的文明社会，认为今后这个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结果呢？巴黎和会的结果一巴掌砸在中国人脸上。青岛归日本人，中国这个战胜国是假的，文明国家身份也是假的。民国六七年了，你在外国人眼中还是义和团时代的那个又野蛮又无能的国家。稍有风吹草动，外国人就商议着要再来一次八国联军，列强共管。1923年，山东的土匪兼军阀孙美瑶截了京沪线的火车，抓了一批人质，包括外国人，作为筹码和中央政府谈判。英国政府就对列强的外交使团发出公开提议，商量国际共管中国。主要提案包括4条：

1出动国际军队占据京津铁路；

2任用外籍人员编练中国警队，归中国政府管辖，但若中国政府不负责任，则归列强管辖；

3 在中国口岸举行国际海军示威行动；

4征收赋税以支付国际共管下的军民行政经费等。

虽然这个提议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没成为现实，但中国人都能理解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即中国的事情不需要问中国人自己的意见，洋人做决定，中国人接受就好。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能依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就像我前面说的，日本来与不来，我家都是吃红高粱度日，区别不大，更何况此前改朝换代也没人问过他们的意见。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要做管理阶层的，几千年来的传统就是士大夫阶层要靠做决定吃饭。现在西方要让他们下岗，和普通人一起去吃高粱米，怎么能接受呢？所以知识分子第一个不答应。

另外，列强共管的提议虽然没有落实，但日本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日本要把中国从列强共有的殖民地变成独占的殖民地。咱们客观地说，独占殖民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比共有殖民地要好一些，因为殖民者打算长期占据，不是捞一票就走。比如说中国人口比印度多，面积是印度的三倍，但印度在刚建国的时候，铁路、工业都远远超过中国。这就是因为中国是列强争夺，印度是英国独占。

进一步说，咱们中国被日本视为长期独占殖民地的地方也比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好。比如东北和台湾，40年代的工业基础就远远超出上海之外的所有中国地区。我老家1933年被占，1938年就通了铁路，比绝大多数中国的县城要早得多。国民党政府1945年接收台湾的时候，台湾人口只有全国的百分之一，发电量几乎和整个大陆相等，这就是后来国民党能守住台湾，发展经济的根本原因。朝鲜作为日本早期的独占殖民地，以中国1/50的人口，也有1/8的发电量。当然，这些建设首先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普通的中国农民享受不到多少福利，但至少在战乱过后，日占区的平民并不会比大多数中国军阀控制的地区差多少，大家都看过《1942》那部电影吧。

但是，独占殖民地对于中下层知识分子来说是灭顶之灾。如果国际共管，各国意见不一，必然还要用中国读书人管理基层组织，允许中国文化继续传播，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出路的。但如果中国成了某个强国的独占殖民地，殖民者可以从本国送几十万人过来，占据所有管理岗位，同时用独家的文化来改造中国。这意味着你读新书、学现代知识当不了工程师和律师，读传统的书根本就没地方用。

我举个实例。日本占了东北，搞了傀儡政权满洲国。按照伪满学制，初级学校（初小）四年，优级学校（高小）两年，国民高等学校（初中+高中 简称国高）四年，大学一般三年，部分专业4-5年。在这个学制下，一个学生从小学读到大学，总共受教育年限是13年，日本本土学生则需要18年。仅从教育年限上来说，完全可以说伪满教育只是日本教育的一个“山寨版”、“缩水版”。

在这个体系下，绝大多数中国精英终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职业教育，也就是国高级别的教育，其中65%是农科，21%是商科，剩下14%是工科，还特别集中于采矿和土建，完全处于产业链低端，再往上的通道基本封闭。1943年满洲国有6000个在校大学生，在东北的日本子弟占了55%，剩下45%还要优先给朝鲜台湾等老资格殖民地用，真正留给东北中国人的只有不到1000个名额。

这说明，如果说被列强殖民算是飞来横祸，那被日本单独殖民就是受教育阶层的灭顶之灾。当时朝鲜和台湾已经被日本占了，已经给中国做了榜样，所以知识分子对日本入侵，独占中国的行为有超出一般的警惕性。日本的威胁比任何国家的威胁都能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反感。在1918年前后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全面激进化，下定了抛弃旧中国的决心。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么开始的。这个转变非常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呢？

1917年，康有为搞了一个孔教会，北京的大学生踊跃加入，清华还有一半学生加入，燕京大学也有三四成。虽然这其中有反感教会的原因，但也说明当时的年轻人对旧中国文化还是有很高期望的。到了第二年的1918年5月，日本和北洋政府签订了密约，取得了在中国境内调遣军队的权利。北京的学生就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展开了一场2000人的抗议，要求并不是简单的废除日本特权，而是要求公布协定，不要搞秘密政治。即新知识分子对清朝留下来的军官集团已经很不满了，不再敬重任何既有的权威，不再信奉儒家的长幼尊卑之说。

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日本拿了青岛，知识分子已经不仅是站出来反对政府的决定，，甚至不仅仅是像戊戌变法那样要改变政权，而是打算清算整个旧秩序，自己重新搞一套新体系。他们不信任现有的政府，不信任把青岛送给日本的列强，只相信自己，这在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现在通行的历史书把五四运动作为现代史的开始。

于是知识分子们就集合起来，打算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我们后来习惯把这个前所未有的中国叫新中国，当时大家常说少年中国。因为中国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是第一代读新书的人，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也才二三十岁，所以知识分子运动往往意味着学生运动。学生们是少年，当时就盛行少年中国的说法。

五四运动开始后几十天出现了一个组织叫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前面说了，最高峰时有107人，但它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不要看他人少，这100多人如果都活下来的话，可以给不同时期的政府搭建几套内阁班子，还能再搞一个社科院的架子。

比如说共产党这边，除了李大钊之外，还有毛泽东、张闻天这两个总书记，有策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恽代英，有政治局成员邓中夏，孙中山的秘书高君宇，搞上海工人起义的赵世炎，茅盾的哥哥、张国焘的副手沈泽民，还有那个先是一大代表，后来作为托洛茨基的第一个中国同志的刘仁静。国民党那边，有中央执委周佛海，后来是汪伪政权人物。杨亮功当过考试院院长，吴宝丰是教育部次长，沈怡是南京市市长。其他的名人还有民生集团的创始人卢作孚，国歌歌词的作者田汉，《辞海》的主编舒新城，主持北京猿人考古的杨钟健，中国博物馆里大多数你能看见的恐龙化石都和他有关系。至于朱自清、张申府那些文科教授，我今天在清华，就不用详细说了吧。

此外，少年中国学会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批人物，就是后来青年党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何鲁之、张梦九等人，这个党相当不小，而且重要性超出它的规模，我们一会要着重来提。总之这个100多人的组织，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第一大帮派，40年代曾有一种说法，说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

为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这里面确实是人才多，李大钊有识人之明，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当时中国极端缺乏受教育的人口，尤其缺乏对整个国家有一定了解的受教育人口，无论哪个政治势力上台，最后都免不了在这批人里面选骨干。总之这个学会内部囊括了从五四运动到建国的政治发展史。接下来我来谈谈这个学会内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