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谈判看国共之争

少年中国学会的历史并不长。1919年成立，1924年年会是最后一次还算团结的年会，分裂的原因是内部关于政治立场的分歧。实际上，1921年第二次年会就已经吵的一塌糊涂，关于学会是否需要有个“主义”是否需要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左翼代表认为需要，右翼代表认为不需要，中间派则不置可否。最后投票，23个代表，17人主张要研究“主义”问题。但并没有确定要搞社会主义。

到了1925年，学会内部已经因为是否要搞阶级革命的问题而水火不容。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等几个共产党和前面提到的曾琦、李璜、左舜生几位青年党元老从讨论升级为打架，后来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方东美夹在中间，挨双方的打才劝开。临道别的时候，邓中夏过来和左舜生握了一次手，说“舜生，谈是谈不到一起了，以后战场上见吧”。所以，毫不意外，1925年年会之后，少年中国学会就等于不存在了。再聚会，就到了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请吃饭的时候。

接下来，我着重说说前面提到的青年党。这个党很有意思，成立于1923年，仅比共产党晚两年，成立地点是巴黎。最初的一批成员和周恩来那一批留法共产党很熟，有很深的交情，也几乎都按照各种排列组合打过架，还在咖啡馆里像黑帮一样谈过停战。青年党对内的政治纲领很少，就是要求肃清政治，坚定地搞民主，几乎不谈经济问题，主张中国不存在什么阶级矛盾，全民一致就能搞定所有问题。对外则是坚定的国家主义，以强军为本，驱逐一切外国势力，建设强大的中国。文化上，青年党论述不多，总的来说是介于法西斯、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属于政治上最保守的极右翼。

共产党与之正好相反，对内谈政体不多，可以争民主也可以是党领导国家，但经济上坚决要搞阶级斗争，要依托穷人搞革命，要剥夺富人的资产，要平分土地来动员农民，然后再谈解决中国的其他问题。对外方面，共产党也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同时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主张国际主义，只要有共同目标，欢迎别国支援中国革命，也乐于支持其他落后国家落后民族搞革命。文化上，共产党毫不留情地批判旧文化，对孔子和儒家不屑一顾。这是标准的激进左翼。

因此共产党和青年党水火不容，青年党把反共当成自己的第一纲领，青年党1923年成立，在中共党员只有几百人的时候开始专心反共，这个时候，青年党的核心成员和共产党的核心成员几乎都彼此吵过架或者动过手。接下来几十年，可以说，无论共产党做什么，青年党都必然反对，甚至不惜和投日之后的汪精卫集团合作。同时青年党还看不起任何和共产党合作过的党，比如国民党。

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少年中国学会的七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青年党党魁的曾琦派人刺杀蒋介石，以阻止国共合作的北伐军前进。刺杀计划到中途，青年党发现国共分歧很大，即将分裂，蒋介石可能会站在反共的一面，就迅速叫停刺蒋计划。当然，国民党和国民党左派也发现了青年党的敌意，在南方对青年党下手，关闭了十余所青年党控制的学校，连抓带杀，干掉了100多青年党成员。可见前面邓中夏的临别赠言不是开玩笑。

等到国共分裂，青年党虽然不打算杀蒋介石了，但依然看不上国民党。蒋介石打算让青年党加入国民党，青年党回复说，在反共问题上，青年党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先生，如果平等的联合还可以谈。如果让我们投机政治，加入国民党这个软弱的组织再反共，违心的事情做不来。国民党反过来则禁止青年党的党刊发行，抓了总编。这时候国民党势力大，青年党没有公开武力反击，也抱怨说国民党不顾反共大局，说三年前大多数国人都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东西，我们就开始反共了。现在不看别的，就看反共大业，不能互相让一步吗？

所以我说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共产党和青年党互为镜像，我们可以粗略地把共产党和青年党写到一条线的两端，共产党在左端，青年党在右端，作为1919到1949年这三十年间中国政治坐标系的基准。当然，在青年党右边，还有极端守旧的帝制党和北洋旧军阀，但毕竟是民国了，袁大总统和宣统都当不成皇帝，那不是历史主流。

共产党————————青年党——复辟党

那么这条线代表什么呢？我个人理解，这条线上的数值，代表的就是改变中国基层经济结构的意愿。越向左的政治势力，越倾向于剥夺旧中国富人资产，让新的人民政权来搞投资，越向右的政治势力越倾向于保留既有的经济，让富人主动投资来拉动社会进步。虽然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但共产党认为必须掀掉整个桌子，重新排列一下席位，然后才能吃好饭。青年党则认为，桌子和席位都可以不谈，咱们专心讨论一下上菜顺序，矛盾就解决了，掀桌子的是乱党，必须死。

在两者之间，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其他政治势力写上去。首先就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从头到尾还是主张一定的社会改造，始终嘴上挂着孙中山“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教导，认为不改造中国就没法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国民党除了反共不如青年党那么“纯粹”外，在经济方面，政治光谱也比青年党偏左一点点。

然后我们根据重庆谈判的结果来分析一下其他党派。重庆谈判是1945年的10月，之后到了1946年1月，作为重庆谈判成果的政协会议开幕。最后确立了38个代表名单，其中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

社会贤达的身份说明各方面认可他们相对中立，否则早就拉到自己队伍里了，我们这里暂且忽略。然后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排列出这样一条线：

共产党7人 ——————国民党8人——青年党5人

民盟9个人放在哪里呢？我们分析一下民盟的组成。民盟的全名是中国民主同盟，号称是三党三派：

三党：

1青年党

2国家社会党（后改名民主社会党 简称民社党）

3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名农工民主党，农工党）；

三派：

1乡村建设派（乡建派）

2中华职业教育社（职教社）

3无党派人士（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

后来青年党觉得自己势力大，专门跑出去拿政协席位，于是民盟剩下两党三派，五支力量。其中国家社会党是北洋时期梁启超等人的“研究系”后继者，强调专家治国和渐进的社会改造，以缓和的经济手段去调节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和国民党的训政制度及实际经济手段没有观点上的差异，只有派系和人事之争，后来随着蒋介石去台湾，被视为“党外之党”。从另一方面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虽然无党派，但人员非常亲共，沈钧儒是1949年之后的最高法院院长，职务上绝不是纯粹的花瓶角色。

那么刚才那个坐标图可以继续修改

共产党7—救国会————国社党—国民党8——青年党5

此外，乡村建设派企图通过改造农民来改造农村，中华职业教育社虽然扎根城市改造平民来改造中国，20年代后也意识到中国将长期以农民为主体，积极转向乡村建设运动。所以两者不妨合称广义上的乡建派。这个派别认识到了必须改造中国的基层社会，尤其是改造农村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和共产党一致。只是他们不愿采取暴力手段打破旧制度，所以我认为他们在实际政治光谱上应该偏左，靠着救国会。

最后只剩下第三党了。从名字听，他们就该站在国共的正中间，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他们是1927年的国民党左派，是红军内部肃反抓的“改组派”，是国民党右派杀共产党的时候持中立态度的那一批人。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有问题，认为阶级矛盾很严重，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邓演达和毛泽东一起办的。

但他们坚决反对共产党的革命方式，认为共产党的做法在毁灭农村，和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相互依存。他们打算用正确的思想去拉拢国共双方的军官，先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然后同时消灭国民党和共产党，用发行公债赎买土地，限制地主的方式改造国家。这样的党派正好放在乡村建设派的右边，国社党的左边

这样，重庆谈判反应的政治力量光谱就完整了

共产党7—【救国会—乡建派—第三党—国社党】—国民党8——青年党5

（中间黑框里的民盟合计9票）

从政治光谱看，青年党从民盟里面分裂出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留在民盟里面，倒是小概率事件了，我这张图的说服力也就不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