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七

　　此外还要注意一点。我们在讨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几乎总是成为某种错觉的牺牲品，向读者指出这种错觉将是有益的。

　　拿破仑担任拯救社会秩序的“宝剑”角色以后，也就排除了所有其他将军来担任这一角色，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能够像他那样或者几乎像他那样地扮演这种 角色的。对刚毅的军事统治者的社会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社会就堵塞了其他一切有军事才能的人通向军事统治者职位的道路。社会组织的力量成了不利于其他有军事 才能的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因此就发生我们所说的那种错觉。拿破仑的个人力量对我们说来是以极其夸大的形态出现的，因为我们把曾经推举并支持该力量的那整个社会力量都归到它身上去了。它似乎成了某种完全与众不同的东西，因为像它一样的其他力量都没有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且当有人对我们说，如果没有拿破仑会怎么样时，我们的想象就混乱起来，我们竟以为，没有他就根本不会发生他的力量和影响所凭借的那整个社会运动。

　　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上，一个人物的成功妨碍另一人物的成功的情形要稀少得多。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没有摆脱上述错觉。当特定的社会形势在社会的精 神代表面前提出某些课题时，这些课题都会吸引有卓越智慧的人们的注意，直到他们成功地把课题解决为止。而一旦他们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的注意就会转到另外的 对象上去。A这个才俊之士一旦解决了课题X，就会因此把才俊之士B的注意从这个已经解决的课题引向另一课题Y。当有人问我们，如果A没有来得及解决课题X 便去世了情况会怎么样时，我们竟以为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会中断。殊不知在A去世的情况下，B或者C或者D会着手来解决这个课题，因此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仍然是 完整的，尽管A过早地死去了。

　　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凭借这种才能获得对事变进程的重大影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的才能应当使他成为比其他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社 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拥有的不是自己的军事天才，而是贝多芬的音乐禀赋，那么他自然做不成皇帝。第二，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要阻碍具有恰恰是当时所需要和有益处 的那种特点的人物的道路。[五]如果旧制度在法国再维持75年，同一个拿破仑也许终身是一个不大知名的将军或上校波拿巴。[6]在1789年，达武、德塞、马尔蒙和麦克唐纳都是少尉；贝纳多特是上士；奥什、马尔索、勒费弗尔、皮什格吕、内伊、马塞纳、缪拉、苏尔特都是士官；奥热罗是剑术教师；拉纳是染色工人；古维翁·圣西尔是演员；儒尔当是叫卖小贩；贝西埃尔是理发师；布律纳是排字工人；儒贝尔和朱诺都是法律系的大学生；克莱贝尔是建筑师；莫蒂埃直到革命发生时都没有在军中服役。

[五] 此处手稿中有如下几句被删去的文字：“谁知道有多少军事人才由于‘旧制度’只让贵族担任高级军职而终身湮没无闻呢？谁知道我国农民中间有多少伟大的科学才能和艺术才能始终处于不引人注意的萌芽状态？”

　　如果旧制度继续存在到今天，那么我们中间现在谁也不会想到上世纪末法国有一些演员、排字工人、理发师、染色工人、法律系学生、叫卖小贩和剑术教师会是可能性中的军事天才[7]。

　　斯丹达尔指出，一个与提香同时即在1477年出生的人，可以同1520年逝世的拉斐尔和1519年逝世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一起生活40年，他 可以同1534年逝世的柯勒乔和活到1563年的米开朗琪罗一起度过很长的岁月，乔尔乔涅去世时他才不过34岁，他能够同丁托勒托、巴萨诺、韦罗内塞、朱 利奥·罗马诺和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相识；一句话，除了属于整整100年后才出现的波伦亚画派①的那些人以外，他是所有这些大画家的同时代人。同样也可以 说，一个与沃弗尔曼同年出生的人可以跟几乎所有的荷兰大画家[8]有亲身交往，而莎士比亚的一个同龄人则跟整整一批卓越的剧作家同时生活。[9]

① 波伦亚画派，西方艺术史上盛行于17世纪（其最早表现在意大利为16世纪后期）的巴罗克时期以波伦亚城为中心的意大利画派，该派代表人物有卡拉齐兄弟，多米尼基诺、圭尔奇诺。

　　早就有人说过，凡是存在着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和时候，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现实中出现的任何人才，即成为社会力量的任何人才，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六]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才能的人们，正如我们说过的，所能改变的只是事变的个别外貌，而不是事变的总趋势；他们本身只是凭借这种趋势才存在；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从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

[六] 此处手稿中有另一种异文：“早就有人说过，凡是严重需要人才的地方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凡是存在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条件的地方，都会有人才出现。关于 人才可以说,他们就像灾祸一样成群结队地涌来。试想想，跟拿破仑一起法国推出了怎样大量的军事人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数目怎样巨大的杰出的画家和 雕塑家；与莎士比亚同时英国有过怎样众多的优秀的戏剧家。当然，并不是所有这些人才都是同样伟大的……”

　　不言而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泰纳说得对：“当文明发展中新的进步产生一种新的艺术时，围绕着把社会思想完全表现出来的一两个天才，会出现只是 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的几十个才俊之士。”如果某些跟意大利社会政治发展和精神发展一般进程没有联系的机械的或生理的原因，还在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 纳多·达·芬奇童年时代就把他们杀害了，那么意大利的艺术就不会有那么完善，但它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发展的总趋势仍然会是一样的。拉斐尔、列奥纳多·达·芬 奇和米开朗琪罗并没有创造出这种趋势：他们只是这一趋势的最好的表达者。诚然，围绕着一个天才人物，通常会产生整整一个流派，而且他的门徒们会力求掌握他 的方法，甚至细枝末节；因此，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由于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早逝而留下的空白，会大大地影响它往后的历史中许多次 要的特点。但是，只要意大利精神发展一般进程中没有因为任何一般原因而发生任何实质上的变化，这段历史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七]

[七] 关于天才的作用和一般才能人物的作用两者之间的一致和区别，普列汉诺夫在《再论“经济唯物主义”》手稿中曾经写道：“难道马克思主义者会否定《资本论》的 作者对于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对于在这种理论中找到了支撑点的那种社会思潮的极其巨大的意义么？当然，可以反驳说：这位大思想家的这部著作由天赋较低的一些人 共同努力来完成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第一，这会大大延缓文明的进步，而第二，未必可能产生这种天才的思想所产生的完全同样的结果。千百个平凡的天文学家代 替不了哥白尼或牛顿。千百个平凡的音乐家也不会使人们获得贝多芬、舒曼、肖邦给人们的那种享受。……一万个格子的上皮代替不了一个格子的灰色的大脑物质。 但这是不是否定有可能根据唯物主义建立心理学呢？看来丝毫不是。同样，一千个庸才代替不了一个马克思这个无可置疑的真理也丝毫不否定”历史唯物主 义。（《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4卷第254页）

　　不过大家知道，量的差别最终会转化为质的差别。这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所以在历史上也是正确的。如果各种情况的不利的凑合使得本来可以成为特 定艺术流派的表现者的一些才俊之士一个接一个地突然离去，这个流派在艺术上就根本不会有多少出色的表现。然而这些人的过早亡故，只有在这一流派没有深厚到 足以推举出新的俊才那种场合下才会妨碍这一流派在艺术上有所表现。而既然文学艺术中任何特定趋势的深度都要由该趋势对于它反映其趣味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意 义，以及由这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作用来决定，那么在这里，一切归根到底也就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力量的对比。

八

　　总之，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并且偶然性的因素，就我们所指的意义说，在这些事变的进程中始终起着某种作用，这种进程的方 向归根到底是由所谓的一般原因决定的，即事实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偶然的现象和著名人 物的个人特点，比深藏的一般原因要显著得多。18世纪的人很少想到这些一般原因，他们都是用历史活动家的自觉行为和“情欲”来说明历史。这一世纪的哲学家 们断言，在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影响下，历史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说由于任何一个“原子”在任何一个统治者头脑中的胡作非为（《自然体系》中不止 一次地说过这个见解）。[比如参看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上卷第216—218页]

　　历史科学中新派别的拥护者们开始证明，尽管有不论什么样的“原子”，历史都不可能走与它实际走过的道路不同的路。他们力求尽可能鲜明地突出一般 原因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历史活动家个人特点的意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事变丝毫不会因为一些人物被另一些能力或大或小的人所取代而有所变化。[10]然而一旦我们接受这个假定，我们就必然要承认，个人因素在历史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历史中一切都归结为历史运动的一般原因、一般规律的作用。这是走极端，完全没有给相反观点中所包含的那部分真理留下位置。然而正因为如此，相反的观点才继 续为自己保留着存在的某种权利。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具有二律背反的形式，这个二律背反的第一项是一般的规律，第二项是个人的活动。从二律背反第二项的观点看 来，历史是偶然事件的简单凑合；从它的第一项的观点看来，似乎甚至历史事变的个人特点也是为一般原因的作用所制约。然而如果事变的个人特点为一般原因的影 响所制约，而不依赖于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性，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些特点决定于一般原因，而且无论这些活动家怎样变换，它们都不可能改变。由此可见，这种理论具有宿命论的性质。

　　这一点没有逃过反对该理论的人们的注意。圣伯夫把米涅的历史观同波舒哀的历史观作了比较。波舒哀认为，历史事变赖其作用而发生的那种力量来自上 天，它们是上帝意志的表现。米涅在人的情欲中寻找这种力量，这种情欲有如自然力量的不可遏止地和百折不回地表现在历史事变中。不过他们两人都把历史看成是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如此的那些现象所构成的一串连环；他们两人都是宿命论者；在这方面，哲学家近乎神甫。

　　只要社会现象合规律性的学说根本否认杰出的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对事变有影响，这种责备就仍然是有根据的。而且这种责备之所以尤其会产生强烈的印象，是因为新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像18世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最高当局，历史运动的所有一般原因都是从它而来，并且听命于它。既然法国革命表明了，历史事变不是仅只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所制约，那么米涅、基佐和同一派别的其他学者们就把如此频繁地摆脱了任何意识控制的情欲的 作用提到了首位。然而如果情欲是历史事变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那么，圣伯夫断言一旦出现一些活动家，能够使法国人民产生跟曾经使他们激动过的那些情欲相 反的情欲，法国革命就会有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为什么不对呢?米涅会说：因为根据人性的属性本身，其他的情欲当时不可能使法国人激动。在一定 的意义上这也许是真理。然而这个真理会具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因为它等于说人类历史按其全部细节都是由人的本性的一般属性所预先决定的。在这里宿命论是作为个别消融于一般的结果出现的。其实，它始终都是这种消融的结果。有人说：“如果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必然的，那么我们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了。”这是对正确的思想的不正确的表述。应该说：如果一切都是通过一般完成的，那么个别，也包括我的个人努力，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它被不正确地运用了。应用于现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它毫无意义，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中，个别的东西也是有地位的。而应用于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它却是有根据的。

　　现在已经不能把人的本性看作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了：如果人的木性恒久不变，那它就不能解释变化无穷的历史进程，而如果它是变化的，那 么显然，它的变化本身就为历史运动所制约。现在应当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是制约着人们社会关系中连续不断的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一般原因同时起作用的有特殊原因，也就是特定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赖以进行而且本身最终是由其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即同一个一般原因所造成的那个历史环境。

　　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响外，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和其他“偶然事件”的作用，由于这些个别原因事变最终才获得自己的个别外貌。个别原因不可能使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这种作用制约着个别原因影响的方面和范围。然而毕竟无可怀疑的是，如果影响历史的个别原因为另一些个别原因所取代，历史就会有另一种外貌。

　　莫诺和拉姆普雷希特到现在为止都是立足于人性观点之上。拉姆普雷希特斩钉截铁地和不止一次地声称，按照他的意见，社会心理是历史现象的根本原 因。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由于这种错误，想要考虑“社会生活全部总和”的那个本身很值得称赞的愿望，可能只会导致毫无内容甚至烦琐冗长的折中主义，或 者——在最始终一贯的人那里——导致卡勃利茨之流所谓理智和情感孰重孰轻的议论。

　　不过且言归正传吧。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得他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在其论英雄的名著①中称伟大人物为创始者（Beginner）。这是非常恰当的称呼。伟人正是创始者，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些，他的欲望比别人强烈些。 他会解决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提上日程的科学课题；他会指出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他会发挥首倡精神来满足这些需要。他是个英雄。其 所以是英雄，不是说他似乎能够阻止或者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无意识的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这就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 就是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而这是一种极巨大的意义、一种了不起的力量。

① 指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1840年）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有该书中译本。

　　什么是事变的这种自然进程呢？

　　俾斯麦说过，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而应当等待历史自行造成。但历史究竟是由谁来造成的呢？历史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社会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即社会的关系。然而如果社会人在特定时期所创造的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受生产力状况的制约。任何伟人都不可能强迫社会接受已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或者还不适合这一状况的那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他徒然着手去拨动自己的钟表：他不会加快时光的流逝，也不会使时光倒退。在这里拉姆普雷希特是完全正确的：俾斯麦即使处在自己权势的巅峰时期，也不可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去。

　　社会关系中有自己的逻辑：当人们处于某种相互关系时，他们的感受、想法和行为就一定会这样，而不是别样。社会活动家开始进行反对这种逻辑的斗争 也会是徒劳无益的：事物的自然进程（即社会关系的同一逻辑）会使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然而如果我知道社会关系由于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变化而朝哪 个方面改变，那么我也就知道社会心理在朝哪个方向改变；所以我就有可能影响这一心理。影响社会心理，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毕竟能够创造历史，而且我没有必要等待历史“自行造成”。

　　莫诺认为，历史上真正重要的事变和人物只有作为[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发展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这是正确的、不过表达得很不确切的思想，然而正是因为这是正确的思想，把伟大人物的活动同上述条件和设施的“缓慢运动”对立起来才是没有根据的。“经济条件”或多或少缓慢的变化会定期地使社会必然或多或少迅速地改造自己的设施。这样的改造从来都不是“自行”发生的——它始终都需要人们的干预，于是在人们面前就会产生伟大社会课题。所谓伟大活动家，也就是比其他的人更加有助于解决这些课题的人。而解决课题并不意味着只是课题得到解决这种现象的“象征”和“符号”。

　　在我们看来，其实，莫诺之所以把两者对立起来，主要是因为“缓慢”这个令人愉快的字眼把他迷住了。许多现代进化论者都很喜爱这个字眼。在心理上这个偏爱是容易理解的：它必然会在崇尚中庸和稳健……的善良人们中间产生。然而在逻辑上它却经不起批判，正如黑格尔早就指出过这一点的那样。

　　而且活动的广阔场所并不只是对“创始者”敞开，并不只是对“伟大”人物敞开。它对一切有眼睛观看、有耳朵倾听以及有心灵热爱他人的人，都是敞开的。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在道德的意义上，每一个（用福音书上的话说）“为朋友舍命”①的人都是伟大的。

① 语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

注释

　　[1]大 家知道，依据加尔文的学说，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上帝决定的。“我们把上帝永远决定的事情，把上帝对自己规定的、因而对各个人也有效力的事情，称为预 定。”（《训条》，第3册第5章）正是按照这个学说，上帝从自己的仆人中挑选几个人来解放受到非正义压迫的民族，比如以色列民族的解放者摩西就是如此。从 一切情况看来，克伦威尔也自认为是上帝的这种工具；他始终，而且大概是由于完全真诚的信念，称自己的行为是上帝意志的产物。所有这些行动对他说来都涂上了 必然性的色彩。这不仅没有妨碍他企图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使他的这一企图获得了不可遏制的力量。

　　[2]“这同磁针对转向北方感到离兴，认为它这样做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不依赖任何原因，而觉察不到磁性的很少感知出来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莱布尼兹：《神正论》）。

　　[3]“必然性之变为自由，不是由于必然性消失，而只是由于它的暂时还是内在的同一性表现了出来”。[参阅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232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4]同一位老黑格尔在另一个地方说得非常好：“自由就是除自己以外什么也不想要”。（宗教哲学）

　　[5]圣 伯夫在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第3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明这位历史学家对待个人的态度：“面对他本来要描述的广泛而且深刻的民众骚动，他看到最高尚的才俊 之士，最圣洁的有德之人在群众起义时却一筹英展和微不足道，他就对个人充满了怜悯，对处于孤立情境的个人除了软弱无力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不认为这种人能够 发生实际的作用，除非同群众结合起来。”

　　[6]可能那时拿破仑会动身到俄国去，革命前几年他差点儿就打定主意去那里了。在那里，他大概会在同土耳其人或者同高加索山民的会战中大显身手，然而任何人在这里都料不到，这个穷困潦倒然而颇有才干的军宫，一旦时来运转，竟会成为世界霸主。

　　[7]路易十五在位时，只有一个第三等级的代表即舍维尔能够官至中将。路易十六在位时这个等级的人要在军中晋升，就更加困难了。（参看朗博《法国文明史》。）

　　[8]泰 尔博赫、布劳尔和伦勃朗生于1608年；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博特和斐迪南·波尔生于1610年；范·德尔·海尔斯特和热腊尔·道生于1613年；梅特 絮生于1615年；沃弗尔曼生于1620年；维尼克斯、埃弗丁恩和派纳克尔生于1621年；贝尔赫姆生于1624年；保尔·波特尔生于1625年；扬·斯 滕生于1626年；雷斯达尔生于1630年；范·德尔·海登生于1637年；霍贝玛生于1638年；阿德里安·范·德·费尔德生于1639年。[这个脚注 中提到的人物及其出生年代的资料，普列汉诺夫是从欧仁·弗罗芒坦《往昔比利时和荷兰文艺名家》一书中袭用的。其中出生年代许多是不准确的。请参阅本书附录 “人名索引”。]

　　[9]“同时或相继出场的莎士比亚，博蒙特、弗莱彻、约翰逊、韦伯斯特、马辛杰、福特、米德尔顿和海伍德是新起的一辈，他们由于自己的有利地位在前辈的努力所准备的基础上郁郁葱葱地繁荣茂盛。”（泰纳《英国文学史》）

　　[10]这就是他们开始议论历史事变合规律性时所得出的结论。而当他们中间某些人单纯地描述这些现象时，他们有时甚至赋予个人因素以夸大的意义。不过我们现在感兴趣的不是他们的叙述，而恰恰是他们的议论。

　　说明：本文为中央编译出版社根据《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所录版本为《普列汉诺夫读本》重新编译的版本，尾注为普列汉诺夫原文的注解，以①、②、③、[五]、[六]、[七]等附于相应段落之后的注解为编译者所加。粗体字为普列汉诺夫加注了着重号的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