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賓回憶錄》的新視角、新觀點 文 研 （秋石客按语：最近，读了文革一名当事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生领袖之一敖本立给《王大賓回憶錄》写的序，印象极深，如“你不把毛澤東的想法、做法搞懂、搞清楚、搞明白，你對文革運動的反思，你對文革運動的回憶，往往就容易失實，失之於偏。這也是認識論的觀點，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再如“啟動文革運動後十年，有三個不同的戰略運作階段：1966年5月16日至1967年1月，為破壞舊秩序，打碎劉少奇掌控一線所建立與運作的權力系統階段；1967年1月至1969年4月九大召開，為建立新秩序，以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形式，重建新的權力系統的階段；1969年4月至1976年9月，為鞏固通過文革運動所建立的新秩序階段。”等观点都极有见地。像敖本立这样，能跳出枝节登高望远从宏观角度深刻解读文化革命和毛主席的人太少了，因此，特将该序发表网上以期引起文革研究者及关心者的重视。） 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革運動五十年的日子，很高興看到《王大賓回憶錄》的出版，為我們提供了反思文革運動的新視角、新觀點。 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毛澤東發動群眾、介入中國共產黨黨內鬥爭的一場政治運動。反思這場文革運動，不只要研究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運動、為何能夠發動這場文革運動，還要研究毛澤東怎樣審時度勢，發動和領導這場文革運動的，他的戰略目標、戰略部署，大勢的掌控，主動進攻，被動應對，策略轉換等等。總之，你不把毛澤東的想法、做法搞懂、搞清楚、搞明白，你對文革運動的反思，你對文革運動的回憶，往往就容易失實，失之於偏。這也是認識論的觀點，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 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的戰略目標，是要打碎劉少奇掌控一線所建立與運作的權力系統，毛澤東要重回一線重建他能親自掌控與運作的新的權力系統，在過程中發現和培養堅持執行毛澤東主張的社會主義路線的接班人，保證其社會主義路線的傳承。毛澤東認為，他的這個戰略目標，已不能用依合法程序的會議政變形式實現，必須借助群眾運動的力量。由此，毛澤東在完成發動文革運動的準備，制定和發出“5·16通知”，啟動文革運動後十年，有三個不同的戰略運作階段：1966年5月16日至1967年1月，為破壞舊秩序，打碎劉少奇掌控一線所建立與運作的權力系統階段；1967年1月至1969年4月九大召開，為建立新秩序，以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形式，重建新的權力系統的階段；1969年4月至1976年9月，為鞏固通過文革運動所建立的新秩序階段。 《王大賓回憶錄》根據這個認識，回憶和反思了他的文革運動經歷。王大賓是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北京地質學院文革運動中成立的群眾組織“東方紅公社”，以及由它發起和為頭成立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成為文革運動破壞舊秩序階段反工作組造反派的旗幟、破壞舊秩序的先鋒隊。1967年3月5日，取代朱成昭成為地院東方紅一把手的王大賓，後亦被毛澤東美譽為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 1966年，北京59個大專院校，北大、清華、地院，在文革運動發動、動員群眾破壞舊秩序階段，在不同時段分別起了帶頭與示範作用。而抓典型引路正是毛澤東一貫的工作方法。 “5·16通知”下發後，毛澤東在捕捉發動群眾的突破口。5月23日，吳傳啟等人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貼出了批判原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時任學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楊述的大字報，但並不具有動員群眾的典型作用。5月25日，聶元梓等7人在北京大學貼出了批評宋碩、陸平、彭珮雲的大字報。毛澤東得知後，立即批示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果如所料，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國沸騰，學校師生對學校黨委領導批判造反的熱情高漲。因北大四清運動，以聶元梓等人為代表的四清運動的積極分子，與彭真支持的陸平為首的校黨委早已處在嚴重分歧與對立衝突中。打壓他們的彭真，在“5.16通知”傳達時已被點名批判，給了聶元梓等人勇氣和批判方向。對北大四清運動的情況、分歧與衝突，毛澤東應早已知曉。張恩慈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函毛澤東已有批示。北京大學的地位與影響不言而喻。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被譽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在文革運動破壞舊秩序階段，作為發動群眾投入文革運動的第一把火，其作用與影響確是歷史的事實。 毛澤東欲擒故縱。劉少奇誤判文革運動，採取派工作組的方式搞了一場“反右派”運動（有的工作組稱為“抓遊魚”等），他還派王光美做清華工作組的顧問——實際上讓她掌控清華工作組，介入清華文革運動，意欲再創一個類似四清“桃園經驗”的“清華經驗”。王光美在清華五十天，指導工作組打壓反對工作組的學生和教師，結果搞出七八百名右派，其典型人物就是蒯大富，所以當時清華的右派也被稱為“蒯派”。清華這次“反右派”運動成了1966年8月1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壓倒劉少奇的最顕著的一根稻草。毛澤東決定，劉少奇不再主持中央一線工作，決定撤出領導文革運動的工作組，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1966年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寫信，表示對紅衛兵“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大字報的“熱烈支持”。中國大陸的人民群眾，自此在文革運動前期有了毛澤東領導下的結社自由。毛澤東更在1966年8月18日，穿上綠軍裝，戴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宋任窮女兒宋彬彬獻上的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城樓檢閱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革命群眾，公開表達了對紅衛兵造反的支持。蒯大富對抗王光美主導的工作組個案，清華大學的地位與影響，無疑是毛澤東打破劉少奇一線主導的舊秩序的利器。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周恩來、陶鑄在文革運動的前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文革運動出現了延續工作組路線的保工作組保守派群眾組織，與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群眾組織的嚴重分歧與對立。在文革運動的這一時段，被薄一波“6·22批示”打壓、視為“右派”的北京地質學院的少數師生，以平民子弟為主體，在1966年8月17日成立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以其鮮明、激進的反工作組路線的造反方向，第一個組織帶領上千人的隊伍，到地質部機關上訪請願的造反行動，震動京城，亦驚動了毛澤東。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肖力，隨時瞭解與掌握了這一時段地院文革運動的情況、態勢。9月6日，聯合北京高校反工作組造反派群眾組織，以地院東方紅為頭的“首都三司”成立。“首都三司”代表的反工作組造反派組織，成立之初雖然處於少數派地位，但它符合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代表在文革運動第一階段動員群眾破壞舊秩序的造反大方向。經過1966年8月、9月的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保工作組的保守派群眾組織與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已陣線分明，發展到互不相容、激烈對抗的局面。1966年9月23日，地院東方紅與保守派組織鬥批改兵團，為爭奪學院廣播台的控制權發生的肢體衝突，被視為文革運動中發生在北京高校的第一次武鬥事件。時任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根據周總理的指示，首先趕到北京地院處理這一事件。但吳德依據周總理的指示不能平息事件，無法擺平雙方的對立衝突。吳德說：“這是周總理的指示，但他們根本不聽。”隨後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亦派關鋒、戚本禹到地院處理這一事件。在地院現場，吳德向戚本禹傳達周總理指示後，戚本禹說：“這個辦法不行，你們要支持‘東方紅’，他們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他們。”隨後有林彪1966年國慶講話，《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掀起全國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高潮。保守派組織迅速瓦解，反工作組造反派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多數派。依靠發展左派隊伍，瓦解保守派組織，團結大多數群眾，向劉少奇掌控一線建立與運作的權力系統造反，成為當時毛澤東處理文革運動中分裂與對立的各派群眾組織的方針、政策。地院東方紅也隨之成為這一時段北京高校文革運動中造反衝殺出來的新典型、新領頭羊。王大賓代表地院東方紅，被毛澤東視為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是真實反映了地院東方紅、“首都三司”在文革運動破壞舊秩序階段中的地位與影響的。《王大賓回憶錄》記述的這一史實，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深入展開，以更完整地還原文革運動歷史的真相。 在許多記述北京文革運動的書中、文章中，都會拿北京高校造反派組織1967年後所謂“天派”、“地派”之分，所謂“天派”與“地派”的鬥爭說事。據我瞭解，被視為“天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北航紅旗負責人韓愛晶，與視為“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地院東方紅負責人王大賓，他們都不承認北京有因一個焦點矛盾而對立分裂的有組織的天派、地派。《王大賓回憶錄》中對這一認識表述了他的觀點。我認為是符合當年北京高校文革運動真實情況的。 1967年，文革運動已進入毛澤東建立新秩序的新階段。爭奪在新秩序、新的權力系統中的地位與影響，主要表現為軍隊、幹部與群眾組織三者之間的博弈。分歧、衝突、對立已不像第一階段那樣兩軍對壘，陣線分明，左派、保守派已難以認定判斷。毛澤東為了實現第二階段建立新秩序、建立新的權力系統的戰略目標，必須面對現實，權衡利弊。面對周恩來支持的老帥，副總理們在1967年2月，代表幹部群體表達的強烈不滿情緒，雖大為震怒，亦不能不最後妥協，示出團結的善意，並發社論宣示正確對待幹部的方針。還發表《紅旗》評論員文章，將打擊幹部一大片的過錯，加之于劉少奇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面對武漢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在軍隊支持下，表現出對王力公開講話宣佈、而實為毛澤東所決定的處理武漢問題方針的激烈反抗，毛澤東決定改變過往處理文革運動中分裂與對立的各派群眾組織、依靠發展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群眾的方針，以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的平等大聯合的方針取而代之。毛澤東同時批判了“揪軍內一小撮”鬥爭方向，果斷處理了王力、關鋒等人，穩定化解了軍隊的不滿情緒。當年，王大賓對毛澤東文革運動戰略階段與戰略方針、部署的轉換，是認識不清楚的，頭腦膨脹、犯錯誤是必然的。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五大學生領袖”談話中，批評造反派組織多中心即無中心表現，認定山頭林立的眾多造反派組織，已發展到誰的話也不聽，實已成為了建立新秩序的阻礙，起了破壞作用。《王大賓回憶錄》正是依據這樣的認識，反思1967年後，北京高校反工作組造反派組織之間發生的個別衝突事件，反思地院東方紅與北大新北大公社之間1967年4月發生的民族文化宮展覽問題上的衝突。王大賓後來主張東方紅應專注學院運動，不要介入外單位運動的想法應是好的，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他亦騎虎難下，無法掌控。王大賓對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他們五大學生領袖的談話有他自己的反思，也認識到文革運動的實踐證明自己不行，最終被毛澤東“不要”是必然的。對此，回憶錄中有較為明白的理解與評述，亦值得親歷過文革運動那段歷史的人們和研究者深思。 以孔丹為頭的“西糾”在成立之初，即在地院東方紅到地質部機關上訪請願時，就彼此發生嚴重的對立與衝突。事過近50年，孔丹在回憶錄《難得本色任天然》中，表明他們這些老紅衛兵，“和老幹部有著天然的聯繫”的人，與地院東方紅王大賓這樣的反工作組造反派，“具有本質的區別”。王大賓在回憶錄中批評了孔丹的這一說法，認為其骨子裡還是根深蒂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左右他的思維與判斷。不知孔丹能否接受對他的這一思想的評說與批評。因為他在書中表白，當年他是不同意“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狂熱鼓吹封建血統論的對聯的。 然而，孔丹的認識與想法，可以影響到上層的政策，區別對待處理同樣參與文革運動同樣事件的人。《王大賓回憶錄》記述了他為何取代朱成昭，由二把手變成了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葉劍英對文革運動的態度，如何通過其女兒葉向真影響到朱成昭，成為他從聽從中央文革轉向對它的懷疑、批評的主要動因。葉向真與朱成昭等人，後雖同被打成“葉、朱反革命集團”，關進監獄，但終局卻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命運與結局！王大賓感慨評說：“有人對《西遊記》的評論說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沒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孫悟空打死了！” 王大賓對朱成昭人生命運的感慨，亦是對自己人生命運的感歎。文革運動中，能打上王大賓個人印記的大事件，應只有奉命參與並負責把彭德懷元帥從成都揪回北京這件事了。《回憶錄》詳述了王大賓參與這一事件的過程與細節，澄清了過往許多書籍文章關於這件事的不實、不全的描述，還原了歷史真相，是《王大賓回憶錄》的一大看點。在這一事件中，王大賓一方面在與彭德懷的接觸交談中，同情彭德懷的處境，並在認識上產生共鳴，為此不同意中央揪彭決定，派人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組彙報，申述他們的意見，但卻遭到批評；另一方面，最終執行了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和成都軍區派出幹部一起，負責帶領地院東方紅的戰士，把彭德懷安全護送到了北京。這兩方面的事實，都是當年的客觀存在，王大賓不能否定，他也從未否定。但令王大賓不理解的是，出於政治的需要，可以對同時存在的客觀事實，選擇性地認定、採信，並據此作出懲罰。在鞏固文革運動新秩序的階段，曾經發動了清查“5·16分子”的運動，王大賓被認定為同情彭德懷，抗拒執行中央從成都揪回彭德懷的決定，據此指控為王大賓的主要罪行，將其打成“5·16分子”，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剝奪王大賓的人身自由，關押審查四年之久。而至文革運動結束後的1978年，又將王大賓逮捕關押五年，至1983年8月18日，根據陳雲“怎麼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的指示，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決，指控“王大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間，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王大賓被認定的主要“罪行”，就是王大賓帶領地院部分學生，將彭德懷挾持，押到北京，“使彭德懷同志人身遭到迫害”。為此，王大賓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面對完全不適用1979年7月6日頒佈、1980年1月11日生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相關規定的審判，王大賓只能感歎：“當時的我能說什麼呢？這就是政治。” 王大賓寫出他在文革運動中親歷的事，並公開出版發行，值得歡迎。這為研究和反思文革運動歷史提供了一份寶貴的文獻。我和王大賓一樣，期待《王大賓回憶錄》引起關注，期待人們的爭議與批評。 2015年10月于深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