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1905年罢工斗争时俄国五金工人和纺织工人的对比情况。五金工人是工资最高、最有觉悟、最有文化的无产者。1905年，俄国纺织工人的人数，比五金工人多一倍半以上，他们是最落后的、工资最低的群众，他们往往还没有同自己在乡间的农民家庭完全割断联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非常重要的事实。

    在整个1905年当中，特别是在年底，五金工人的罢工表明，政治罢工超过了经济罢工。反之，我们看到，在纺织工人当中，1905年初，经济罢工占压倒优势，只是到年底才转变为政治罢工占优势。因此，显而易见，只有经济斗争，只有为争取立即直接改善其生活状况的斗争，才能唤醒被剥削群众最落后的部分，才能给他们真正的教育，并且——在革命时代——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把他们组成政治战士的军队。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使工人的先锋队不要把阶级斗争理解成为少数上层分子谋利益的斗争，如同改良主义者经常蒙骗工人的那样，而要使无产者真正成为大多数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引导这大多数人本身参加斗争，如同在1905年的俄国曾经发生的情形那样，如同在即将到来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中无疑应当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的情形那样。[4]

    1905年初，在全国出现了第一次罢工运动的巨大浪潮。同年春天，我们看到第一次大规模的，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农民运动已在俄国兴起。这个转折具有什么样的划时代的意义，只有记得如下情况的人才能了解，这种情况就是：俄国的农民只是在1861年才摆脱了最恶劣的农奴制度，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生活极其贫困，受地主压迫，被神父愚弄，由于相隔很远，交通几乎完全闭塞，他们互相不通往来。

    1825年俄国第一次发生了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几乎全是贵族[5]。从那时候起，到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恐怖分子刺死时止，站在运动前列的都是中间等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发扬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且以自己英勇的、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震惊了全世界。毫无疑问，这些牺牲并不是枉然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以后俄国人民的革命教育。但是他们的直接目的，即唤起人民革命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达到。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达到了这个目的。只有蔓延全国的群众性罢工浪潮，加上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痛教训，才把广大的农民群众从沉睡中唤醒。“罢工者”这个词在农民中间获得了新的意义：它的含义同叛逆者、革命者之类的词相近，而这以前是由“大学生”这个词表达的。但是“大学生”属于中等阶层，属于“有学问的人”，属于“绅士”，所以他们对于人民是异己的。相反，“罢工者”却来自民间，本身也是被剥削者；他们被赶出彼得堡之后，常常回到农村，向自己的农村同志们讲述那已经烧遍了城市的、既反对资本家也反对贵族的烈火。在俄国农村中出现了新型的人——青年农民，即所谓“有觉悟的人”。他们同“罢工者”联系，他们读报纸，向农民讲述城里发生的事件，向农村的同志们解释政治要求的意义，并且号召他们去进行反对贵族大地主、反对神父和官吏的斗争。

    农民成群地聚集起来，讨论自己的处境，逐渐地加入了斗争：他们成群结队地起来反对大地主，烧毁他们的邸宅和庄园，或者抢劫他们的财物，夺取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的生活用品，打死警察，要求把贵族的土地即大地产转交给人民。

    1905年春天，农民运动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它所波及的县份还只是少数，即1/7左右。

    但是，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罢工和农村农民运动的结合，已足以动摇沙皇政府最“牢固的”和最后的支柱。我指的是军队。

    海军和陆军中的军人起义开始了。在革命时期，每次罢工运动和农民运动浪潮的高涨，都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军人起义。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起义就是黑海舰队“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的起义。“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落入起义者手中之后，参加了敖德萨的革命，这次革命失败后，曾企图占领其他港口（如克里木的费奥多西亚），也没有成功，终于在康斯坦察投降了罗马尼亚当局。 

    现在我来跟你们详细谈谈黑海舰队这次起义中的一段小插曲，使你们能够具体了解事件发展到高潮时的情况：

“革命的工人和水兵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日益频繁起来。因为不准军人参加工人的群众大会，所以工人就成群结队地开始来参加士兵的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共同起事的主张获得了热烈的响应。在一些进步的连队里选出了代表。

于是军事当局决定采取措施。有些军官企图在群众大会上发表‘爱国的’演说，可是结果很惨：那些善于争论的水兵迫使自己的长官抱头鼠窜。由于这种办法不灵，便决定完全禁止召开群众大会。1905年11月24日早晨，把一个全副武装的战斗连布置在海军营房的大门口。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厉声命令说：‘不准任何人走出营房！违者枪毙！’水兵彼得罗夫从接受命令的这个连里走出来，当众把子弹上了膛，第一枪打死了比亚韦斯托克团里的上尉施泰因，第二枪打伤了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一个军官指挥说：‘逮捕他！’可是大家一动也没有动。彼得罗夫把自己的枪丢在地上说：‘你们干嘛站着不动？把我抓起来吧！’彼得罗夫被逮捕了。水兵们马上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激烈地要求释放彼得罗夫，并且表示他们愿意给他担保。激愤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彼得罗夫，开枪是因为走火，对吗？——为了打开僵局，一个军官这样问道。

    ——怎么是走火呢？我走了出来，装上子弹，瞄准开枪，难道这是走火吗？

——他们都要求释放你……

    彼得罗夫终于被释放了。但是水兵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于是逮捕了所有的值勤军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且把他们押送到办公室…… 约有40人的水兵代表商讨了一个通宵。决定释放这些军官，但是不准他们再到营房里来……”

    这段不长的描述形象地告诉你们，多数军人起义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人民中间的革命风潮不能不影响到军队。值得注意的是，运动的领袖都是海军和陆军中的那样一些分子，他们主要是从产业工人中征募来的，他们有高度的技术素养，例如工兵。但是广大的群众都还太幼稚，太温和，太宽大，太富有基督教徒式的情绪。他们很容易激动，只要有一点不平，或者长官态度粗暴，伙食不好等等，都能引起他们的愤怒。但是缺乏坚毅的精神，对任务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们不了解，只有坚决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战胜一切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推翻政府和夺取全国政权，才是革命成功的唯一保证。

    广大的海陆军士兵群众很容易哗变。但是他们也很容易做出像释放被捕军官这样幼稚的蠢事；他们轻信当局的诺言和劝说；这样当局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获得了援兵，瓦解了起义者的力量，最后就实行极其残酷的镇压，并且把领导者处死。

    把1905年俄国的军人起义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军人起义对比一下是特别有趣的。在1825年，领导政治运动的几乎全是军官，即由于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接触到欧洲的民主思想而受了感染的一些贵族军官。当时还是由农奴组成的士兵群众抱消极态度。

    1905年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当时的军官，除少数人外，不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情绪，就是具有直接反革命的情绪。而身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则是起义的灵魂：运动成了人民性的运动，它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席卷了大多数被剥削者。当时所缺少的东西，一方面是群众缺乏刚毅果断的精神，极容易犯轻信的毛病，另一方面是身穿军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工人还缺乏组织，他们不懂得要掌握领导权，要领导革命的军队并且向政府的权力发动进攻。

顺便说一说，这两个缺点不仅会被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而且会被目前的战争所消除，——这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慢一些，但那是确定无疑的……[6]

    无论如何，俄国革命的历史，同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一样，使我们得到了一次无可争辩的教训：除非通过人民的军队的这一部分反对其另一部分的胜利斗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下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方法，都不可能战胜和消灭军国主义。光靠指责、咒骂、“否定”军国主义，批评和证明它的危害性是不够的，和平地拒绝服兵役是愚蠢的，我们的任务在于牢牢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并且不仅一般地而且具体地培养它的优秀分子，使他们在人民中一旦发生大风潮的时候能领导革命的军队。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每天的经验，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这些国家所经历的每个“小”危机，都小规模地向我们显示战斗的因素和萌芽，而这些战斗在大危机中不可避免地要大规模地反复进行。比如，任何一次罢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危机又是什么呢？普鲁士内务大臣冯·普特卡默先生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在每一次罢工中都潜伏着革命这条九头蛇[7]。”他说得难道不对吗？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所谓最和平、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发生罢工就调动军队，这不是向我们表明，在真正的大危机中，事情会是怎样的吗？

    现在我必须回头谈俄国革命的历史。

    我已经向你们说明，无产阶级的罢工怎样震撼了全国，震撼了最广大、最落后的被剥削者阶层，农民运动是怎样开始的，它怎样得到军人起义的配合。

    1905年秋天，整个运动达到了最高点。8月19日(6日)，沙皇颁布了成立帝国代表机关的诏书。所谓布里根杜马应当根据选举法建立，可是这个选举法规定只有少得可笑的人数有选举权并且没有赋予这个特殊的“议会”任何立法权，而只是给它以咨议协商的权力！

    资产阶级、自由派、机会主义者都准备用双手来接受吓得魂不附体的沙皇的这份“礼物”。同所有的改良主义者一样，1905年俄国的改良主义者也同样不能了解：在某种历史情况下，改良特别是关于改良的诺言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平息人民的风潮，迫使革命的阶级停止斗争，或者至少是要放松斗争。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非常清楚地了解1905年8月钦赐、施舍假宪法这种做法的真正性质。因此它及时地提出了口号：不要“咨议性”杜马！抵制杜马！打倒沙皇政府！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以便推翻沙皇政府！在俄国召集第一个真正人民代表会议的不应当是沙皇，而应当是临时革命政府！

    历史证明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正确的，因为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风暴扫除了；革命的风暴迫使沙皇颁布新的选举法，这个选举法大大增加了选举者的人数，并且承认了杜马具有立法的性质。[8]

    1905年的10月和12月，标志着俄国革命上升线的最高点。人民的革命力量的一切源泉比从前更广泛地涌现出来了。参加罢工的人数，正像我已经告诉你们的，在1905年1月是44万，1905年10月超过了50万，请注意，这仅仅是一个月的数字！并且这只是工厂工人的罢工人数，几十万铁路工人、邮电职员等尚未计算在内。

    俄国的铁路总罢工使铁路运输中断了，使政府权力严重地陷于瘫痪。大学的大门被打开了，讲堂在平时是专门用教授的哲理麻醉青年人的头脑、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忠实奴仆的地方，现在却变成千千万万的工人、手工业者、职员公开地、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场所了。

    出版自由争到了。书报检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敢向当局呈送审查样本，而当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纸。仅仅在彼得堡就有社会民主党的三种日报，印数在5万份到10万份之间。

    无产阶级走在运动的前列。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革命手段争取八小时工作制。那时彼得堡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八小时工作制和武器！”愈来愈多的工人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决定而且将决定革命的命运。

    在斗争的烈火中一个特殊的群众组织——著名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即各工厂代表的会议建立起来了。在俄国若干城市中，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日益起着临时革命政府的作用，起着起义的机关和领导者的作用。当时曾经试图建立士兵和水兵代表苏维埃，并且把它们和工人代表苏维埃联合起来。

    在这些日子里，俄国某些城市经历了一段各种地方性的小“共和国”的时期，在这些地方，政府的权力被推翻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真正发挥了新的国家政权的职能。遗憾的是，这段时期太短了，“胜利”太脆弱、太孤立了。

    1905年秋天，农民运动发展到更大的规模。当时，所谓的“农民骚动”和真正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农民放火烧毁了约2000个庄园，分掉了贵族强盗从人民那里抢走的生活资料。

    可惜这件事情干得很不彻底！可惜农民当时只消灭了全部贵族庄园的十五分之一左右，只消灭了要从俄国土地上彻底洗刷掉封建大地产的污点就应当全部予以消灭的东西的十五分之一。可惜农民的行动太分散、太无组织、太缺乏攻势，而这也是革命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民族解放运动在俄国各被压迫民族中如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了。在俄国，半数以上，几乎五分之三（确切地说：57%）的居民遭受着民族压迫，他们甚至没有使用母语的自由，他们被强制实行“俄罗斯化”。例如，占俄国几千万居民的穆斯林，当时以惊人的速度——一般说来，那正是各种组织大发展的时代——组成了穆斯林同盟。

    为了向到会的人，特别是向青年说明当时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怎样随着工人运动高涨起来，我不妨给你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1905年12月，在几百个学校里，波兰学生烧毁了所有的俄文书籍、图片和沙皇的肖像，殴打了俄国教员和俄国同学，把他们赶出了学校，并且喊道：“滚回俄国去！”各中学的波兰学生还提出了如下的要求：“（1）所有的中等学校必须归工人代表苏维埃领导；（2）在各学校召开学生和工人联席会议；（3）准许在各中学穿红色短衫，作为学校属于未来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标志”，等等。

    运动的浪潮愈高，反动派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就武装得愈卖力、愈坚决。1905年的俄国革命，证实了卡·考茨基于1902年在他的《社会革命》一书中所写的东西（顺便说一下，他当时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作辩护）。他写道：

    “……今后的革命……恐怕不会是突如其来的反对政府的起义，而多半是持久的国内战争……”

    事情果真如此！在今后的欧洲革命中，事情也必将如此！

    沙皇政府对犹太人特别仇视。一方面，在革命运动的领袖当中犹太人占的百分比（同犹太居民总人数相比较）特别大。顺便说一下，即使现在犹太人还有这样的功劳：在国际主义派的代表中他们所占的百分比比其他民族大得多。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很善于利用最无知的居民阶层对犹太人的最卑劣的偏见。于是发生了多半受到警察支持的、甚至由警察直接领导反犹暴行——在这个时期，100个城市里有4000多人被打死，10000多人被打成残废——这种对犹太平民以及对他们的妻子儿女所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摧残，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对血腥的沙皇政府的强烈的反感。我所指的当然是文明世界真正的民主分子的反感，这样的分子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产阶级，即使是西欧最自由的共和国里的资产阶级，也善于巧妙地把反对“俄国的野蛮行为”的虚伪词句同最无耻的现金交易结合起来，特别是同在财政上支持沙皇政府以及通过资本输出对俄国进行帝国主义的剥削等结合起来。

    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顶点。一批人数不多的起义者，即一批已经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工人——他们总共不超过8000人——同沙皇政府进行了9天的战斗，沙皇政府非但不能信赖莫斯科的卫戍部队，反而必须把他们禁锢起来，只是由于从彼得堡调来了谢苗诺夫团，才算把起义镇压下去。

    资产阶级喜欢把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叫作什么“人为的东西”而加以嘲笑。例如在德国的所谓“科学”界麦克斯·维贝尔教授先生就在一部论俄国政治发展的巨著中称莫斯科起义为“盲动”。这位“博学的”教授先生写道：“……列宁集团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早就准备了这次愚蠢的起义……”

    要估价这位胆小的资产阶级教授的智慧，回忆一下枯燥的罢工统计数字也就够了。1905年1月，在俄国参加纯政治罢工的人数只有123000，在10月份有33万，在12月份达到了最高点，就是说，参加纯政治罢工的人数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有37万！回忆一下革命的增长，回忆一下农民和军人的起义，我们马上可以断定：资产阶级“科学界”对十二月起义的评价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胆小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无可奈何的遁词，因为资产阶级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看作是自己最危险的阶级敌人。

    实际上，俄国革命的整个发展，必然导致沙皇政府同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武装决战。

    我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了俄国革命遭到暂时失败的弱点在哪里。

    从十二月起义被镇压时起，革命就开始走下坡路。在这段时期中也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特别是工人阶级中最有战斗精神的分子曾经两次企图中止革命的总退却，并且把这种退却变为新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