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主席的战争理论、正确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

学习毛主席的战争理论、正确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

            毛主席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毛主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大批革命军事理论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些革命军事理论著作，不仅对于革命战争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往往还是应用唯物辩证法的经典范例，因而对于一般的革命实践也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

            毛主席亲自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就是这样一篇经典范文。这篇文章最初是1942年10月12日毛主席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现在的标题。毛主席这篇著作，笔者年轻时也读过，但是当时并没有注意到，毛主席撰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在斯大林格勒激战正酣的时候（而不是在苏军全面反攻、德军战败已成定局之后）。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后三天，德军发起新的攻势，打到了伏尔加河边，坚守斯大林格勒狭小地段的苏联红军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当时，不仅罗斯福、丘吉尔不认为苏军会取得胜利，斯大林也没有完全的信心。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主席最早做出了苏联红军必将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以及这一胜利将证明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光辉论断，并且还早于苏军总参谋部准确地预测了苏军反攻的时间和地点（见网上文章“史上最强战争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http://bbs.tianya.cn/post-no05-396725-1.shtml）。

            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毛主席首先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一九一八年冬，在一九一六年，德军曾向法国要塞凡尔登举行数度的进攻。当时德军的战役统帅是德国皇太子，投入战斗的力量是德军的最精锐部分。当时的战斗是带决战性的。德军猛攻不克，整个德奥土保阵线再也找不到出路，从此日益困难，众叛亲离，土崩瓦解，走到了最后的崩溃。然而当时英美法阵线方面，还没有看出这种情况，以为德军仍极强大，不知道自己的胜利已经快到面前。”

            接下来，毛主席指出，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一样，斯大林格勒战役也必将证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在上述两段话之间，毛主席插入了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论述：“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

            毛主席的这段论述，不仅符合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且也符合阶级斗争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中国的左派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一部分左派积极分子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或者口头上有信心而实际上没有信心。这个问题的存在，从认识上来说，是因为没有能够正确地把握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及其矛盾。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资本主义是一个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基本特点决定了，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是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必然造成一个人数广大并且越来越有组织能力的工人阶级。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个工人阶级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必然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并且提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然而，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半外围地位，不占有或只占有很少的超额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不具备通过改良主义方式来缓和阶级矛盾的能力。这样，中国的阶级矛盾最终只能以突破资本主义狭隘界限的方式来解决。

            当上述的尖锐阶级矛盾接近爆发而尚未爆发的时候，资本家的利润率会急剧地下降（但是尚未下降到爆发全面经济危机的水平）。为了挽救利润率的下降，一部分资本家会关闭工厂、转移资本，迫使当地工人开展反对关闭工厂、要求补偿的斗争。为了遏制工人运动增长的势头，资本家会对资产阶级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当局用暴力手段镇压工人运动。这些，都是我们当前正在目睹的。

            面对这样的表面现象，有一部分同志发生了思想的混乱，乃至惊慌失措。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进攻，而工人阶级只能防御，看不到资产阶级目前所谓的进攻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现有的困难，并且还会给他们增加新的困难。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会消灭原有的“合法空间”，从而使得工人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处境更加困难，而不愿意设想工人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可以在新的政治条件下以新的方式生存和发展；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少一些“合法空间”，未尝不是一种积极和健康的因素。

            最近左派队伍中集中争论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自由派（实质即受到跨国资本影响、带有买办性的小资产阶级右派）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关系。所谓自由派工运，其实质是企图通过有限度地发动工人斗争，对资产阶级造成一定的“压力”，以此换取资产阶级给与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上层）以政治自由，作为小资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推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反动政策的回报。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的工运积极分子，在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制造这样的幻想，即只要有了资产阶级政治自由，就可以同时实现所谓“劳工三权”（组织工会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并通过“劳工三权”使得所有工人都可以分享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利益。

            这种自由派工运要得到全面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容纳“劳工三权”而不危害到资本积累的根本利益，并且资本家能够通过国际剥削掌握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从而一方面容许工人分享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保证资本主义利润的增长。然而，正是由于半外围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这两个方面的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于是，自由派工运的发展，就必然遭到资产阶级的反扑。或者，按照南方自由派的语言，叫“打压”（笔者是北京人，着实不习惯这种“港台范儿”）。

            经济上，资本家采取的是关厂撤资的办法。当这种经济反扑遭到工人阶级顽强抵抗的时候，资本家就必然要求助于资产阶级国家（难道这不是早就可以预料到的吗？），并且把镇压的拳头砸向他们自认为的工运主谋和策划者——自由派工运积极分子。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按照资产阶级国家的认识水平和工作方式，我们难道还能做其它的设想吗？

            于是，就发生了当前南方自由派工运的挫败。这种挫败，在表面上，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但是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改良、妥协的空间已经枯竭或者正在枯竭。正因为如此，尽管自由派积极分子们苦口婆心、泣血上谏，告诫当局，如果不为他们的NGO提供“合法空间”，就会逼着工人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当局还是置若罔闻，硬是要置“现代武训”们于死地。对于自由派“劳工界人士”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亲者痛，仇者快”。

            除了上述两个重要原因以外，自由派“劳工界人士”自身的弱点和缺点，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值得一提的、造成他们挫败的次要原因。这些自由派积极分子的弱点和缺点，本来，是值得马列毛左派加以总结、引以为戒的。有意思的是，在当前一部分左派同志中，指出自由派人士的弱点和缺点，竟然成了一种禁区。谁如果不以最大的嗓门、高八度地表示对被“打压”自由派人士的同情，谁就是“五毛”、“皇左”，换言之，就是革命的敌人。一时之间，俨然成为一股潮流。

            对于这样的潮流，我是要反一反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少数人也要敢于坚持真理。无非是挨骂，脸皮厚一厚就挺过去了。

            中国当前阶级斗争的真理是什么呢？那就是，改良主义的大门已经关死了。当局镇压也好，不镇压也好，自由派工运都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工人阶级的前途无非是两个。一是退缩和放弃，将过去几年已经争得的一些有限成果原原本本地还给资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永远被剥削、被压迫的“双赢”。我相信，即使是最没有觉悟的工人也是坚决反对这一前途的。不仅如此，这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只要中国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它就在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做着不自觉的推动者。

            再一个前途，那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继续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他们的最低要求突破了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最大界限。到了那时，这个矛盾便只有以砸碎中国资本主义狭隘界限的方式来解决。

            我相信，在改良主义的路堵死了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才将开始、才能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自主发展的阶段；也只有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