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烟幕?幽灵?

丑牛

　　失意高官于幼军先生弃政执教，这本该是历史上骚人墨客走过的路——官场失意，文坛得志。可惜，于幼军先生文运多舛，首战失利。

　　他选讲的课题太敏感——“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课的题目更敏感——“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于幼军先生选择这样的敏感题目上阵，真有些冒险。可能是仕途坎坷，急于功名。越是敏感，越可一鸣惊人。

　　于幼军先生下野之后，潜心做学问，出了几部巨著。为了到大学讲“文革”，历时三个月备课讲稿，二十余万字。治学可谓严谨，为什么首讲就演砸了呢?他缺乏“文革”在当今社会影响的知识;缺乏对文革和改革开放关系的研究;缺乏大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对文革的反思。他虽然感受到了“文革阴魂，若隐若现”，但却不知道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文革幽灵”为什么在大地徘徊。

　　“文革”是干什么的?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今天，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了，还是动摇了?资本主义是被社会主义改造了，还是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改造了?这就是“文革”当今的话题。

　　这一条文革理论，在社会的实践中，前后两个三十年，截然相反。你于幼军有什么根据给文革下这样一个定义——“错误理论，荒唐实践”呢?又怎么能根据这样一个信口开河的定义，“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呢”?你说自己是经历了文革的过来人，好让大家相信你，讲的是真文革。我比你更是过来人，而且是你讲义中说的“文革”中的“受害最重的知识分子”，我戴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流放赶车十一年(文革结束两年后才给我平反)。我和你不一样的是，文革中你没当过“反革命”，文革后一路升官发财，后来成了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虽然忽而闪烁，却稳坐国家部级高官的位置。我呢?当了一名记者，就有很多机会观察社会基层，看到下岗工人住宅区的破烂衰败;看到农村的荒芜凋敝;看到城市开发区的野蛮强拆;看到上访者被刑拘、绑架、关进“黑监狱”。当他们在我面前脱掉衣裳，露出累累伤疤，我不禁跪倒在地。我是一个老兵，没有保卫人民，我心愧疚。

　　你所经历的文革和改革与我经历的完全是两码事。你在讲堂上讲述了你在山西当省长时的“爱民恤民”的故事，为挖煤的矿工改善居住条件，我相信，只是乡愿而已。其目的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看看你在山西当省长时的“暴政”吧：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处理震惊全国的“黑砖窑”事件的吗?洪洞县的黑砖窑蔓延十多里，多是野蛮的奴隶劳动。四百多名失去亲人的家长结队来这里找寻当了奴隶的孩子。当电视报纸上揭露了奴隶们血泪生活时，你这位当省长的父母官是怎么想的呢?国务院召你到北京去研究处理“黑砖窑”事件，你们给社会的回答竟是这样的轻飘飘：用工不当。只严惩了几个抓捕奴隶的人贩子，而使用奴隶的奴隶主们，却安然无恙。因为他们都是地方上的官，共产党的官。因此，去年发生在山西太原的警察扭断讨薪女农民工脖子的事件，也就不奇怪了。这就是乡愿的于幼军，维护奴隶主利益的于幼军。

　　为什么你在年轻的学子面前，讲文革却不讲这些?这不就是阶级斗争么?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么?你把奴隶制的复活，搭上“用工不当”的遮羞布，能掩天下人之耳目么!你在官场上所扮演的角色能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么?当然你有这个“任务”，也有这个“责任”。像当年为奴隶主开脱一样，为官僚辩护，为资本家辩护。可你不要昧着良心贻误青年一代啊!

　　是文革“错误理论，荒唐实践”，还是你们这些反文革的人在“荒唐实践”呢?

　　于幼军先生为官大半生，懂得看风使舵。看到一片舆论哗然，马上收起了讲稿走人。八步并作一步走，七讲合成一讲跑。你知道再讲下去，争下去，没有好果子吃。

　　就在这样一场大争论即将发展之际，《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是《围绕“文革”网上争论是泡沫化的》。单从题目来看，是想把这场争论压下去。因此文中的论述，经不起推敲。比如，论证这场争论“泡沫化”的一段文字：

　　“文革是这几年舆论场上的一个挺特殊的热题，一方面围绕它的争论一点就着，一方面参加争论的人很多是意识形态激烈人士，其中不少带有舆论场上‘左’或‘右’的标签。社会对‘文革’的真实兴趣并不高，因此有关‘文革’的‘激烈争论’有泡沫化成份。”

　　既然肯定“文革”是“舆论场上一个挺特殊的热题”，“围绕它的争论一点就着”，又怎么会是泡沫化呢?

　　因为“参加争论的人很多是意识形态激烈人士”，“带有‘左’或‘右’的标签”，就是“泡沫化”么?世界上又有那一场争论特别是政治上的争论，不是意识形态的呢?不带‘左’或‘右’的标签呢?按照《社评》作者的逻辑，恐怕这世界上所有关于政治性的争论，都是泡沫化的了。

　　其实，《社评》作者就在这篇文章里把自己的议论也卷入了“泡沫化”：

　　“或者另一些人给‘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成就一一摆功，他们的姿态就不再是‘历史学者’的，而更像是‘政治鼓动家’的。”

　　的确，这几年来有许多文章为“文革时期的经济成就”一一摆功，这是针对“文革十年是一场浩劫和民族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的理论而发的。用历史事实来说话，“浩劫论”、“灾难论”、“崩溃论”都是站不住脚的。社评的作者反而把摆事实说理的一方，贬之为“摆功”，斥之为“不再是历史学者”的，而更像是“政治鼓动家”的，而对于幼军们的“错误理论，荒唐实践”、“十年浩劫”等却闭口不提。他的“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不是赤裸裸的“政治鼓动家”么!“何前倨而后恭也”?“因子位尊而多金也”。

　　《社评》的作者对于幼军讲学所挑起的一场围绕“文革”的争论也刻意的淡漠化：

　　“希望人们别被网上表面的‘文革’热忽悠，以为真的导致了重大思想冲突的话题。”

　　“文革热”从哪里来?他原出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凸显出了诸多的矛盾，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中国现今走的是什么道路?两极分化为什么如此严重?工人阶级为什么变成了弱势群体?二亿多的农民为什么沦为“打工仔”?官僚、资本家、新土豪为什么横行无忌?……。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自然会对比“文革”运动：“文革”是干什么的?就在这篇《社评》文章里作者写道：“文革”是这几年舆论场上一个挺特殊的热题……一点就着，怎么又叫人“别被网上表面的‘文革’热忽悠”呢?

　　对“文革”的反思，也是对“改革开放”的反思。“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关系，是“否定之否定”。许多党的领导同志讲过，许多权威的专家、学者也讲过：否定文革，才有改革。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就是要从“文革思维”里解放出来。因此，“文革”的话题，在改革开放中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不然于幼军为什么要在“文革”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后，要作“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的报告呢?拒绝的前提是“接收”，可见还有许多人在接受“文革”。为此孜孜不倦地诲人不厌地岂止是于幼军先生，还有比于幼军更大的高官也在尽这个职责：五易其稿，要消除文革产生的根源。上届总理在人大会上，就“重庆事件”警示全党，要消除文革余孽。……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反思文革”，不是如《社评》作者所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集体反思‘文革’的时期，在那之后‘文革’逐渐成为一个普通话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刚结束，谈不上“反思”，只是“反击”。对“文革”的反思，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深入的。《社评》的作者也讲得明明白白：“一些人出于现实政治目的争论它”。对历史的反思，都是从现实的政治目的出发的，今天在反毛的人们，不是编造了一个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谎言么!他们没有现实的政治目的么?

　　《社评》的作者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将导致“社会的分裂”，这有点言过其实。意识形态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和于幼军先生的争论就是“分裂”，这种分裂将导致社会的进步。

　　在毛主席诞辰122周年时，我到韶山去参加参观纪念活动。25日夜，从祖国五湖四海来“朝圣”的人流，滚滚向“铜像广场”聚集。当夜，皓月当空，灯火大地，巍峨韶峰，横亘天际。山脚下的山冲红旗招展，歌声嘹亮，烟花腾空，鞭炮连天。一望无涯的人潮涌动，一束一束笑脸欢呼。

　　这是什么?社会、人民、意志。

　　我突发奇想：如果那位曾经主政湖南的于幼军，此时此刻出现在广场，高声讲他的“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会是一个什么场面：他一定会像一只乱闯闹市的老鼠，惊惶逃窜，最终被众人踩踏。

　　如果有一位党的领导人出现在广场，站在毛主席铜像前的台阶上，振臂高呼：

　　“走，跟着毛泽东走！”

　　那将是一个什么场面：“不周山下红旗乱”，我们所梦寐以求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大军，就立即踏上新的征程。

　　这场争论，是社会现实，不是泡沫。说它是泡沫，是想掩盖这场争论的实质而放出的烟幕。

　　于幼军先生的草草收兵，《环球时报》社评对这场斗争的淡化，使我联想到朝鲜战争的结局。一位战败的美国将军慨叹道：“我们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要添加一句：“选了一位无能的将军”。

　　于幼军现在挑起这场争论也是如此：

　　错误的时间一一经济下行，社会动荡。

　　错误的地点——改革开放的策源地。

　　错误的战争——反思文革。

　　错误的将军——个失意的高官。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写道：

　　“一个幽灵徘徊在欧罗巴，共产主义的幽灵。”

　　当时的欧罗巴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发展地。今日的中国，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展现于资本主义世界：

　　一个幽灵，徘徊在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的幽灵。

　　你欢迎也好，阻挡也罢，歌颂也好，诅咒也罢，他若隐若现，踯躅徘徊!

　　老兵丑牛

　　2016年1月1日

　　于东湖泽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