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根本还是促进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召开了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反冒进的方针集中地表现出来。会上一些人甚至认为，一九五六年各方面都“冒”了。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上一些人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当时明确提出七条意见，这七条意见作为一个妥协方案，是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 其中关于经济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趋势，发展是个总趋势。 这里毛泽东从辩证法的高度阐明了前进和后退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反冒进方针问题。 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到十日，在毛泽东召开的座谈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的会上，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一致认为一九五六年“冒了”。 陈云提出要防止建设规模超出国力的危险； 李富春认为，一九五六年计划冒了，执行也冒了，是冲昏头脑； 李先念说，一九五六年冒了三十亿到三十五亿； 薄一波列举了一九五六年冒进在经济工作中的十种表现。 到底实际情况如何，这里不妨引用一段薄一波一九九一年的一段话：“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能不能把这个增长速度笼统地称为冒进呢？不能。因为这一年增长速度所以这样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上两年农业丰歉的影响------第二，‘一五’期间苏联承担的设计项目，头三年到货的设备很少，主要集中在第四年、第五年即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到货，这也促使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投资骤增。”“后来总结，认为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主要是三条：基本建设投资虽几经压缩，还是多用了二十来亿元；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过猛，工资改革控制不严，工资福利支出多用了十来亿元；由于支持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贷多发了几亿元。” 这些都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能够以此为根据提出反冒进的政治方针吗？ 二、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是促进还是促退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指出： “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 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就已经明确提到了经济建设的两种方法问题：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过高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三、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矛盾、不断革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讨论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只有周恩来，还有华东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指示：《浙江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可转载，并可广播。”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至四日，在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疋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疋，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如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话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则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馆不够，还要多看看。 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作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题鸣放一次，鸣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 在反右派中，批判了右派提出的走“白专道路”的思想。但是，有些人又把“白”与“专”划等号，认为“专”就是“白”。随着形势的发展，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即将转向技术革命，所以，在整改中，要进一步解决红与专，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突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阶级矛盾、主要矛盾与两类矛盾的关系问题。 首先，毛泽东重申了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即阶级斗争是主要的，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其次，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阶级矛盾与两类矛盾的关系： 阶级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在过渡时期，这一类性质的矛盾是少量的；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过渡时期，这类性质的矛盾是大量的。 因此，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在过渡时期，这一类性质的矛盾是少量的；另一类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过渡时期，这类性质的矛盾是大量的。 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不断革命问题。毛泽东把他的不断革命论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这就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代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个层次，是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革命，这包括新民主义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改造。 第三个层次，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反右派斗争。 第四个层次，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 这四个层次的革命是一个紧接着一个不间断地进行的，但又不是绝然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渗透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特别着重说明了，为什么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紧接着进行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这个战略思想非常重要。当时很多“老革命”不理解，一些人掉了队，一些人勉强地跟着走过来。右派夺权以后，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了政治思想上的主流。 四、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部分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同时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包括李先念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明确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当时提出反冒进之所以是错误的： 第一，从政治上来说，一提反冒进就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第二，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第三，从具体业务工作上来说，“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这些属于业务问题。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具体地分析了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的过程及影响。 先是，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一九五六年四月，)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 随后，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鲁言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 紧接着，（一九五七年）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 这样批评反冒进就涉及到了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晚，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有劲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这个报告(指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上海报告（报告记录：“柯庆施这篇报告，请大家看一看。”“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上海有一百万工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当时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 破暮气，走出办公室（报告记录：暮气，我们都有些，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暮气是朝气的对立.讲革命朝气。）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群众积极性没有想到。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一九五八年十九日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 一九五八年十九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说：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上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矛盾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 1，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技术）的对立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反对空头政治家（名红实白）和迷失方向的经济家这样两种人 2，整风一定要坚持到底，全党提起干劲，打掉官气，实事求是，与人民打成一片，肃清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错误。 3，在整风中每个单位以几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干部的；每个家庭的。 16、不断革命论 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 阶级消灭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或革命，继续进行，但性质变了。国家权力，在对内职能上，逐步地不存在了，现在对劳动人民也已基本不存在了――说服而非压服，打倒官风，十分必要。 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 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 22、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 大局与小局的区别 一般与特殊的区别 抓住主流。抓错了（抓了支流），一定栽筋斗。 这是现实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 ‘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教训。 响应反斯大林的教训，完全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棍跑。 响应高铙的教训 登徒子好色赋的方法 我们同志中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很不少。革命吃亏很大。 23、以平等态度对待干部，使人感觉人们相互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觉自己的心是交给了他的。学习鲁迅。 26、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使出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36、我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今年九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举行一次鸣放辩论，然后在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中，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举行辩论，求得多数人的同意。 37、在三级（或四级）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大权独览，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个人作用与集体领导的统一――班长与战士的统一，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是否正确？ 41、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是不对的。 42、准备挨骂，硬着头皮顶住。1 在会议过程中．毛泽东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 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 毛泽东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 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的讲话就说过：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但是，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我不懂，也不知道。这次讲话又说：反右倾保守，并不是要尽唱高调、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是要按实际条件办事，订指标要留有余地。这番话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在一九五九年才说的，而是在大跃进还没有形成之前的一九五八年一月说的。有些人就是不听。出了问题，反过来，还要说是因为毛泽东反右倾、批评反冒进、鼓吹大跃进造成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柯庆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要强调了三点： 第一，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劲头鼓起来了，现在有了热潮， 第二，都搞社会主义，但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 第三，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要坚持整风，改掉官气。但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最新评论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