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１９７６年４号、５号文件精神办。
（冼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把小平同志同“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冼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冼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汉同志，对冼恒汉同志是爱护的。
（冼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最后，中央的结论是：“冼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 冼恒汉当场表态：完全拥护。
中央决定后，冼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３０１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发出；“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一九七七年六月，韩先楚、肖华、宋平回兰州后，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冼家帮”、“西北帮”等活动。
冼恒汉被扣上“‘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 在“结论”中强行划定的所谓“冼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关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支左”的人员。
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冼家帮”而受到批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他们被定为“冼家帮”亲信、骨干后，统统被关押审查，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官”，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例如：
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边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
政委宋长庚“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蔺进生和曾给冼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换班。
对于划入所谓“冼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 军区副政委高维嵩，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出过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冼家帮”的运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１９８５年含冤过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军区副司令员，贺龙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一九七七年七月，湖北全省作为“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被拘留审查的达800馀名，多数是各地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拘留的，而且长期未进行认真审理，有的地方还提出继续拘留审查的要求。此外，在全省还有2万多名干部在学习班，其中科以上干部就有1.8万人，而且学习班基本上搞的是“五不准”（即不准回家，不准通电话，不准会客，不准通信，不准互相之间交头接耳）。在学习班工作的人员也较多，工作人员与被拘人员人数比为3：1，有的地方甚至达到4：1。
到1979年底，全省共清查对象27868人，查清26217人。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一九七七年七月，山东省郯城县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到1978年4月结束。经过清查，全县参与帮派体系活动搞篡党夺权活动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的149人，对13人采取了组织措施，其余136人解脱。
一九七七年八月，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谈清理工作
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清查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抓紧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要根据情况，争取今年内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 义乌县委向金华地委、浙江省委作出《关于义乌县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主要骨干分子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
《报告》称: 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清查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中, 义乌揭露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义乌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此基础上, 于5月中旬起又发现和揭露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义乌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挂帅人物和主要骨干在去年10月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 妄图同杭州、金华的帮派体系串通一气, 配合上海, 策划搞反革命武装暴乱,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
该案几经反复, 时间长达5年, 共株连216人。后经复查予以平反。 一九七七年十月，外电传闻：整肃毛泽东遗孀的拥护者中，今年的处决总数当以千计。
一九七七年十月，于会泳在审查中“胡言乱语”
于会泳被捕后，许多次作出交代，神经有了问题，在狱中胡言乱语，说出了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和“四人帮”有关。他特别说到，他的一切，都是奉吴德之命。
于会泳的“胡言乱语”中，后来居然又提到了华主席和汪副主席。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武汉处决四人帮在湖北的四个黑干将
王平在讲话中首先表示处理“四人帮”的决定就是枪毙他们。处决这四个黑干将将“大快人心，大快军心，好得很！”“我们武汉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突然被免职审查，兰考同时暂划商丘地区管辖，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在周化民的直接操控下，兰考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文革以来的第三次大换班。凡是文革初期发表过批判周化民否定焦裕禄事迹言行，参加过或支持过“卫焦”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错误大小，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免职，一律作为清查对象，纵横扫荡，不留出路。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黑龙江省在第三个战役中，要以除恶务尽的决心，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查清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绝不能走过场，绝不可心慈手软。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江苏省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九莲因反对逮捕四人帮、并为江青等鸣冤而被判处死刑。
1977年初，赣州李调会被打成“帮派体系”，赣州地委在“揭批查”中对李调会人员进行第三次大拘捕，被拘捕李调会人员41人、同情支持者18人。行政处理600余人。
1977年2月 曾昭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重从快被判刑十五年。 1977年4月，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根据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发［1977］六号”文件，转发的铁道部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中规定：“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1977年12月8日 李九莲被从珠湖乘船押往赣州。 在赣县看守所，地区公安局向李九莲宣读死刑判决书。李九莲拒绝上诉。李九莲满腔悲愤地在手纸上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
当晚，李九莲尸体遭变态者的凌割。残害李九莲的变态者当即被捕，被判七年徒刑。
陪同李九莲公判的有曾传华、宋德恒、马军、管佑龙、吴文甫、严金禄、朱江涛、刘西贞、徐亨其、方向佑、吴景伯、朱修仁、赵诗镜、龚伟农、郭宗琇等李调会人员二十四名。分别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刑期相加达二百一十六年。曾传华、方道球、孙成章（在九江）皆被重判。
一九七八年一月，外电传闻：四人帮罪犯公审游街。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清查工作还要抓紧》
有的单位甚至还在那里捂盖子，压群众。这些地区和部门，清查任务还相当艰巨，必须抓紧时间，用大力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凡是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必须一一查清。我们就是要除恶务尽。在如此深刻的阶级大搏斗中，把蛇一样的恶人轻易放过，让他们找到某些避风港，隐藏起来，就会留下后患。 冶金部是运动搞得比较好的部门，他们保持清醒头脑，通过检查、总结、评比，看到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虽已基本查清，但也有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完全查清，还需要深入追查；同时，还有个别单位，问题不明不白，如不加强领导，运动很可能走过场。针对这种状况，他们响亮地提出不能轻易敲“平安无事”的锣，不能煮夹生饭，不能草率收兵，决心把清查工作搞到底。科学院在斗争取得很大成绩的情况下，认真研究了一些运动开展得比较晚的单位的问题，派出调查组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单位的运动作了专门的部署和动员，对它们的清查工作既提出了时间的要求，又提出了检查验收的质量要求。
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右路线的急先锋。
有一个地区，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揭批查的阻力很大。地区党委内有的人采取躲、拖、捂的手段，“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外不查内，查远不查近”，甚至想以“排除干扰”和“端正运动方向”为名，进一步压制干部和群众。这样，运动中就出现了揭与捂、清查与反清查的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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