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二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一九七八年二月，杭州处决反革命政治集团成员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报道：江苏省南通地区和南通市长期捂盖子，保自己，清查运动进展缓慢。
粉碎“四人帮”以后整整一年，南通地区的清查工作一直按兵不动。中共江苏省委多次向南通地区主要领导人指出这个问题，但他们置若罔闻。一直到去年九月，没有查出一个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后来，省委派负责同志去进行调查，对南通地委提出了批评，他们才勉强从外地调来的干部中找了五个清查对象。这些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我们对‘四人帮’是顶的，南通地区一直是稳的”，“我们这里没有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等等。一句话，这里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世外桃源”，“四人帮”对这里没有干扰破坏，无须清查。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赣州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坚持批评华国锋判处死刑。
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站了起来，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的口号。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宣判时钟海源慨然签上自己的名字。法官问她道：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吗？钟海源站立说：“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说罢，一甩头发，仰首大步流星走去。钟海源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
当日，钟海源在新建县被枪杀。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报道：贯彻执行华主席指示，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急起直追全国形势，文化部对“四人帮”展开大揭批大清查。 文化部前一时期的领导人违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画框框，定调调，捂盖子，压制群众斗争，在一九七七年三月批斗于会泳的七千人大会上，还不让喊“打倒于会泳”的口号。由于原部领导人的错误，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文化部的运动成为不熟不透的“夹生饭”，使文化部成了清查工作搞得不好的一个落后单位。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日 舒北斗与二十名“帮派”一道，在赣州市老体育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二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 天津市揭开盖子，大打揭批“四人帮”人民战争 调整和加强后的天津市委，放手发动群众，揭开被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捂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阶级斗争盖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天津的干部、群众一再等待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觉悟，要他们和“四人帮”划清界限，说清问题，争取主动。但是，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拒不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在他们的压制下，天津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难以发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冷冷清清。
天津的某些负责人却耍弄手段，一再开脱自己。说什么对江青“早有戒心”，同江青是“工作关系”，“没有任何密谋和勾结”，妄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华主席曾针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错误，严肃批评他们对运动领导不力，警告他们不要捂盖子，不要与群众对立。对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有的隐瞒、封锁；有的取其所需，任意歪曲和篡改。不仅如此，他们竟敢打保票，说什么“天津没有‘四人帮’的爪牙”，并且以种种“理由”掩盖江青在天津的阴谋活动。为了将运动草草收兵，去年四月清查工作开始不久，他们就散布“清查工作成绩很大，七月份告一段落”，七月份又说：“基本上查清了，到年底可以结束。”与此同时，他们还欺骗华主席、党中央说：“天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发展很快”，“领导由被动转为主动，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 从今年春节到四月下旬，他们关起门来整整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五万八千多字的“检查”稿，以征求意见为名，企图拉一部分人保自己过关。 党中央调整和加强了天津市委的领导核心。天津市委在各系统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市有十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 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新华社报道：贵州省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狠抓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的整顿
省委在解决黔东南问题时，根据党的政策，对犯错误的五名州委领导成员，按其错误的轻重程度和检查态度，分别进行了组织处理，有的调离，有的留下继续担任领导工作，有的继续帮助他检查交待问题；同时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干部调到或提升到州委主要领导岗位。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黔东南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新华社报道：海军各部队认真进行“查、整、改”，查，就是查林彪、“四人帮”的危害；整，着重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改，就是恢复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新华社报道：乐山地委认真抓好双重领导单位和调动人员中的清查工作
西南交通大学是铁道部所属的一所学校，学校主要领导成员对“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心慈手软；另一个主管清查工作的领导成员和本校的一名帮派骨干有牵连，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揭批。地委指示校党委对那个帮派骨干进行点名批判，他们却不揭不批，放他到外地探亲，清查工作一直搞不起来。地委将这个学校的问题向铁道部和省委作了汇报，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重视。铁道部很快派出工作组，同地委一起调查研究，帮助这所学校的主要领导成员提高认识，向群众作了深刻检查；调整充实了运动办公室；对那个帮派骨干，采取坚决措施，作了严肃处理。 重庆钢铁公司乐山粘土矿的党总支书记，前几年投靠资产阶级帮派，同矿上一些人相勾结，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拚命捂盖子，对揭发他的干部和群众搞突然袭击，进行反清查。今年五月，地委和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派出联合工作组进驻粘土矿，停止了矿总支书记的工作，夺回了运动领导权。
原地区革委会有一名副主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同资产阶级帮派勾结，大闹地委，妄图夺权。一九七五年整顿时，把他调到外地去了。一九七六年“四害”猖獗的日子里，他又多次窜回乐山插手运动，煽动群众大搞“层层揪”。在清查中，群众揭发了他大量的问题。地委经过调查核实，然后将材料转到他所在的单位。 嘉乐造纸厂有个党委副书记，是一九七五年从云南调来的。这次清查中，云南转来材料，揭发他在云南工作期间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有牵连。地委派人两次赴云南把问题查清落实。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报道：夺回运动领导权，扫清揭批查障碍，武昌造船厂迅速改变面貌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便改变手法，以攻为守，伙同这个厂的帮派体系篡夺了运动的领导权。不经过党委讨论，私自指名由帮派骨干组成材料组，让帮派人物控制清查大权，使清查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根据原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情况，上级党委撤销了原厂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责令其检查交代问题，对帮派体系的其他成员也分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把“四害”横行时“双突”钻进厂党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闹而优则仕”的人物坚决拉了下来，按照毛主席接班人五条标准，对那些坚决顶住“四人帮”压力，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充实厂党委主要领导力量，这样有力地加强了党委对清查工作的领导。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报道：浙江省军区把“四人帮”和林彪连在一起批。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报道：记天津市揭与捂斗争的前前后后。
天津市委从现在起，决心到年底，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把严重的打砸抢的问题基本上解决，把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基本做完，对区、局、县的领导班子进行初步的整顿，并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揭批林彪、“四人帮”第三战役部署，结合各条战线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以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的决心加快运动的步伐，迅速改变天津揭、批、查落后于其他地区的状况。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河南省委决定以反革命罪逮捕原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
1978年10月10日左右，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把张钦礼叫到省委，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说，“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只在兰考和秦一飞、周化民斗争，揭发他俩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苏理威胁说；“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在前进。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了。
由于市委领导没有抓紧抓好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同全国先进省市相比，有很大差距。总的说，北京是落后了。
这次会议要求从市委机关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地、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进行清查，彻底查清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并且抓住林彪、“四人帮”危害最大、流毒最广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进行批判。对已逮捕法办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等的罪行，“洪广思”写作班子的问题，第三次理论讨论会问题，“反右倾回潮”问题，一个小学生的日记问题，统统公诸于众，在全市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高潮。
近年来北京的各种犯罪案件有所增加，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率较高，大家很有意见。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委部署加快步伐抓纲治市。
前一段，由于市委没有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 要把清查工作抓紧、抓好、抓到底。凡是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彻底查清。未认真搞过清查的单位，要安排一定时间，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清查正在进行的单位，要抓紧调查核实，尽快查清。清查基本结束的单位，要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检查验收。同时，要结合清查工作和落实干部政策，开展“双打”斗争。市委强调，各条战线、各个单位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石油部在抓好揭批查斗争中，注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
石油部党组把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集中起来，召开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
这些同志集中以后，一怕隔离审查，回不了家；二怕挨批挨斗，下不了台；三怕再算老账，没完没了；四怕追究罪责，定成帮派；五怕重聚一起，又犯猎误。 原一号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石油部机关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审查以后，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臭名远扬，政治上完了，没前途了”，情绪一直很消沉。参加座谈会后，他有三件事没想到：一是叫他当召集人，他很惊讶、兴奋。二是让他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周总理生平事迹和遗物展览，他感动地说：“这是政治上的很大信任，很大荣誉”。三是部领导在他主持起草的揭批计划上作的批示中称他是同志，希望他立新功，他很受鼓舞。从此以后，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每次讨论，他带头谈思想，谈体会，谈教训。他自动和话剧《丹心谱》中的庄济生对比，说“庄济生从政治野心发展到出卖灵魂。我的私心也很重，造反做官，干的想的都是权。”在准备批判石油部那个代表人物时，他反问自己：干了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错事、坏事，并要求其他同志也这样做，在斗争中自觉革命。有的同志想把自己的问题讲得轻一些，他当场指出：不能回避错误事实，对抗过周总理、反对过大庆红旗的问题，要敢于承认。他的态度一明朗，大家顾虑也就少了。而他的转变，对其他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家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生动地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乘革命洪流，驾个人小舟，结果迷了向，触了礁。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造反吃香”，“造反做官”。自以为一贯正确，掌权做官的责任历史地落到自己身上。那时听到王力讲“二十几岁也可当部长，有权多威风”等黑话，就感到特别舒服。 犯了错误以后，个人主义又表现为悲观失望。觉得今生今世被林彪、“四人帮”毁了，组织上不再信任，群众也不会谅解，前途渺茫。个人主义使人犯错误，个人主义又使人摆脱不了错误。不跳出个人主义圈子，不可能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志们普遍反映，这次座谈会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把自己从个人主义污泥里解放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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