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恳讨论“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回应潘毅和卢映西

批判应该批判的，珍惜应该珍惜的

行文至此，算是回应了潘毅和卢映西对我那篇短评的各个论断的批评吧。然而未完，一是她们其实并没有回应这些论断汇总起来的核心论题，二是她们又列出一些其实并非由我提出的论断以作批判，三是她们在回应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断，正与我的核心论题相对立。

潘毅在第二篇文章中，花了很大篇幅谈论三点。首先是批判“劳工成本过高”论，这个论调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从我的短评中推导出来，而事实上我认为批判得对，在短评中也说了：“正因为剥削和破坏是事实，所以抵抗要继续，要更深远、更全面。”其次是认定中国经济的危机前景，潘毅是分析，卢映西是断言，我虽不同意但并没有就此发声，要讨论得留待另文。再次，是说我“认为向上看才是经济和现实，向下看只不过是道德和政治”，这确实不是我说的，也无法从我的短评中推导出来，我所强调的是“不能只看局部，必须看整体”。

而“看整体”正是那篇短评以及本文的核心论题。潘毅的整体观，是国家已经“从‘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成‘为人民币服务’的企业家”；卢映西的整体观，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是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而中国搞的则更接近于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原教旨’资本主义”（我诚心希望她关于TPP的话语仅仅是一时不察的失语，她必须明白原则上的普世价值与现实世界的“普世价值政治”不是同一回事，这是最基本的政治，是所呼唤的“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年代的最基本立场）。她们之间也还有差别，潘毅至少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特别是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这一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是这样的发展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卢映西的“原教旨资本主义”论看来是连这一点也要否认了。这正是我所说的，仅从局部就推断整体的严重后果，即：“或是根本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迄今的建树，或是只能认定建树仅仅是来自超剥削（所以从社会意义上讲根本就不是建树）…。”

那就看看社会发展。在201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不包括港澳台）几乎与世界的全部高收入经济体合计相等，而以世界银行定义的贫穷线，即每日收入1.9美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是1.5亿人，全部高收入经济体的贫穷人口是6800万人，前者是后者的两倍有多——中国的穷人真多啊，当真是“原教旨资本主义”与“文明资本主义”的差距。然而可以这样比较吗？抑或是让中国跟发展中世界比较：同年，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合计的人口总数是中国的3.2倍，其中贫穷人口是中国的6.1倍——社会发展表现比“原教旨资本主义”糟糕近倍的应该叫什么？或许更有意义的是，比较一下在新自由主义年代的社会发展表现的变动：在1981-2010年期间，中国的贫穷人口减少了7.3亿人，而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合计是减少了四千万，这算是“原教旨资本主义”抵抗了新自由主义，还是屈从于新自由主义？而中国贫穷人口的减少毫无疑问是与整体社会发展相一致，看看最重要的指标人均预期寿命，所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状况都应该在这个指标显示出来，而且是累积结果：在2010年，中国是75岁，稍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78岁，显著高于（不包括中国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平均的68岁，以及低收入经济体平均的61岁。

列举出这种种社会发展建树是为了什么？绝不是为谁辩护、吹捧，绝不是说现实已经很好无需批判无需推动根本改进，而是说，批判应该批判的，同时珍惜应该珍惜的。左翼政治实践的出发点只能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整体人民的福祉，它的对立面是作为整体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以，整体性地“保卫已有的，争取应有的”，这远比政治信仰和立场重要，远比抵抗部分资本的局部斗争重要。将中国整个政治经济构造说成是“原教旨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这是危险的判断，很有可能导向与人民福祉相对立的实践，以为现实这整个构造弃之不足惜，偏偏这种实践正是迎合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毕竟，世界资本主义深陷危机，金融霸权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掠夺性积累”的目标，中国人民勤俭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正是它渴望掠夺的最重要目标。

2016年2月5日写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