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人民食物主权在之前曾发表《回顾夭折的“河南小岗村”改革——对农业改革出路的再思考》一文，以河南岗王村的发展经历，讨论了关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营的关系。文章里强调，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找到正确的集体形式，而岗王村的探索是在集体经济下通过统分结合来形成制度性的解决方案，而不依靠个别干部的素质来管理生产。而在老田看来，岗王村的实践在短期内可取，以最小的干部监督成本取得更高的管理成效；然而，由于没有涉及社员精神状态的改变，社员依然在高度个体化、机会主义的状态下参与集体劳动，从长期来看必然面临问题。老田的文章从“管理想象力”出发，事实上讲述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即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培养一批有担当的人，将自己作为新社会建设主体、而不是被管理对象的人，重视群众的自主性成长。

油画：三湾改编

看了张小申的回忆文章，他说的那个情况相当于：在不改变社员精神状态高度个体化的情况下，如何以最小的干部监督成本，取得更高的绩效。这个故事在逻辑上算得上完满，作为短期方案也是可取的，问题在于：长期也需要这么办吗？张小申强调了不依靠个别干部的素质来追求管理绩效的看法，其实是一种常规的管理想象力的展开方式，在现实中间还找不找得到别的路径呢？

布洛维等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政体，还需要内部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仅仅依靠权力和利益的操作都是不够的。张小申这个村子，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状态，连传统的面子成分都丧失瓦解殆尽了，从他说的“验粪”经历可以知道，社员彼此之间只追求应付干部的检验，相互之间的评价完全不起作用了，要不然的话，“假粪”是根本瞒不了人的。黄宗智在吴江华阳桥的调查发现：开后门这种事情在大队层面很少存在，原因在于信息相对透明——招工机会给谁不给谁都落在社员的眼里，而公社层次开后门的就很多，因为这已经脱离了群众的眼睛同时还处在群众拉关系能够达到的高度上；而岗王村竟然在小队范围内出现跟干部拉关系多得工分的事情，这恐怕只能够解释为：面子竞争和舆论监督已经彻底无效了，这样，干部和群众的行为模式都完全机会主义化了。看起来岗王村已经不存在一丝一毫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各种自发社会机制，这个村子好像确实出现了适合论证大包干绝对合理的理想精神状况，如果不加以改变的话，确实给干部单独操作的管理方式带来过于沉重的挑战。

这是舞钢市武功乡岗王村的卫星图，东南角是1977年张小申领着群众开挖的大水塘。

张小申的设计，可以看作是一种针对“普遍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机制——用家庭的种植活动所得收益的家庭化方式去解决。这种看法：“集体的大车厢只靠干部拉动，其动力和效率远远达不到最大和最好；要想达到最佳，必须‘把发动机装到每个人身上’。”这其实是对岗王村的现实状况永久化看待——形成了把机会主义行为看作是普遍现象同时也永远不可能超越的假设，由此提炼出一种超越历史和制度的“人性”，作为管理想象力的出发点，如果这种想象力成立的话，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是不能够期待的。

毛时代先进村庄，如河北临西县东留善固村的吕玉兰，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变村庄内部的价值观，她主持评选社员中间的“五大傻”，最后在村子里“小精人”变成了骂人的话，这是社员的精神状态发生了一定变化之后的状况。陈永贵的大寨里头，除了干部之外，一大批积极分子都成长起来，帮助起到管理作用，例如青年突击队队长梁便良，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等。很多积极分子都起到带头作用的管理，其实是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之前在连队中间发现的，然后就开始把这一部分积极分子政治化——建立一个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队伍，并把对这群人的政治训练作为首要的管理事务来做，这个工作相当于是选拔那些“有担当的人”，培训他们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担当”，以后管理就变得很简单了。

毛时代基层管理中间很多事情都是这么解决的，陈永贵那里这个问题就解决得很好，梁便良、郭凤莲都相当于一个个“战斗堡垒”起作用，不依赖陈永贵本人怎么样了。这才是“党领导”的实质和新意所在，这种管理改进的方法，积极分子培训和舆论氛围的改变，都很难在短期内见效，肯定是持久战的结果，而不是速决战就能够成功的。张小申的设计可以短期内迅速见效，这是一个优势，但是有没有缺陷和长期的不良后果呢？张小申没有展开来思考。老田的老家也不是先进典型，但是村子里到分田前夕，已经有二十多人当过小队干部了，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些管理上的支撑点，其中一些人也是有担当的人——敢于批评坏人坏事、说公道话，管理不完全依赖正式的干部。张小申那里，似乎完全没有老共产党人的管理经验起作用，这当然是村庄里面尚未具备初始条件，问题乃在于：短期管理设计肯定是要从村庄现实出发，但是短期设计如何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如果短期设计妨碍长期的建设方向，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方面确实还有必要仔细斟酌。

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看作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只要是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各种自私自利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中间提炼出来的“人性”，也是可以改变的。假如一个时期，骤然地改变一个社会和所有成员不太可能的话，那么在一个局部形成对部分人的根本性改变，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根据地建设思想，不仅是一个生存和发展基地的建设，关键还在于要在局部创造各种带来根本性变革的社会关系转换基础上，形成新的思想和新的想象力。三湾改编之后，红军内部编了一个宣传性质的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这是政治和经济上实现了官兵一致之后，彰显“民主主义”对于民众的吸引力，“民主”这个词今天容易导致很多误解，更准确地说，毛教员所发现的民主应该算是相当大程度上消除了管理关系中间的“政治贫困化”或者异化，这是自主管理和主人翁精神的起点。红军连队内部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变革，并有可能带来“人性”或者人本质的变革起点，此后，对于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机制，需要走出原本的想象力局限。共产党管理经验的老传统中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加上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培训等“有担当群体”的堡垒队伍建设，都是在新的基础上形成的治理机制和想象力方向；还有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的声望分配手法也挺常用的，而各种对落后分子的改造手段——从最不人道的批判会、游斗到最人道的“一帮一、一对红”，都作为小概率运用的管理辅助手法，这些在功能上都有彰显新价值观的教化功能，同时并不破坏认同建设成果。

大寨可以搞工分评定上的“自报公议”，形成强有力的舆论评价体系，说明社员对于集体、对于自身和对于他人，基本上能够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了，这其实是精神状态已经走出了传统时代的表现，这个经验在其他地方难于推广的原因也在于整体的精神状况达不到。极端而言，大寨即便是让最懒的人拿最高的收入，肯定也不会松垮，因为，通常管理所需要针对的那些问题，基本上在精神状态中间完全解决了，实际上已经到了无为而治的境界，管理手段或者对于管理手段的强化设计，对于大寨而言都是多余的。所以，既然已经公有制了，精神状况也需要同步变革的，在集体所需要的精神要求方面，持无感或者静态思维就容易回头看，大包干与集体需要的精神状态是什么关系，有待于仔细甄别。

如果需要在农业之外拓展发展空间，如果在生产和生活方面进行较大的技术变革，还有要发展社员文化等方面的需要满足，仅仅依靠大包干肯定是不行的。毛老人家很反对包产到户，因为他并不仅仅从生产成果出发去看问题，主因在于“它发展资本主义思想”——这种设计本身是一定思想和精神状态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和眼光方面的自我封闭和肯定，利益的切割和隔离造成思想和精神状态的自我封闭。强化管理的思路，本身就会带来想象力中间的两极分化：绝对依靠干部的监督作用，同时不重视群众的自主性成长过程。从后来的国企改革的失败经验看，从强化管理开始就瓦解了群众的认同，结果迅速发现管理手段的强化远远达不到足以胁迫和挟制群众提高自己的劳动努力水平，这就需要搭配弱化群众在管理权面前的抵抗力量和地位，以期最大化地创造出让管理手段起作用的条件，最后发现：只要是还没有实现工人的彻底雇佣化地位，改革就总还是有攻坚的潜力可挖，最后的均衡点是：雇佣化的工人和垄断化的管理权力，这其实就是今天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两大支撑点，至于改革的效果到底是不是比改革前更高地促进了劳动者的努力水平，追问这个问题已经毫无意义了。

被管理者对于管理目标的认同程度高低，是主人翁精神的支点，而管理权的垄断化和集中于干部手里，始终伴随的是雇佣思想的发展，红军时期没有多少强化管理权的空间，只能够反过来设想：如何强化士兵的认同以此推进主人翁精神的建设，一切所谓的革命路线其起点都在于此：强化管理权的潜力不高，同时发展主人翁精神是唯一可期的努力方向。

毛老人家把一切强化管理手段，都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看作是少数人垄断权力同时把多数人逐步改造成为没有主人翁精神的异化的劳动力，这是背叛革命路线的错误方向。从1957年正面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僵硬的管理手段强化）、到1958年从反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级制作为上级控制下级命运的管理手段强化，其方向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到文革时期报章长期批判“修正主义管、卡、压”，一方面固然是重申革命路线（革命时代的管理经验及其想象力方向），同时也都不是批判管理本身，而是批判错误的管理想象力方向，这个强化管理手段的想象力方向与已经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关系所蕴含的潜力是不相容的。因此，只要是确立了短期生产成果的绝对化眼光，会带来劳动者的工具化想象力，这是典型的走资派思想，阳和平说走资派思想的三大特点是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同时还以资本主义的经验眼光去看待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毛老人家反过来，强调思想和精神状态的改变，然后在那个轨道上求得生产上的进步，这就是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毛把全部社会实践区分为“三大革命实践”，在三者相互关系上强调由阶级斗争统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才是所谓的“阶级斗争是纲”），这当然也不是后来万里胡耀邦他们造分田舆论时所说的空头政治。公有制和利益分配上的成员资格，和干部的带头作用和服务精神本身，就已经在村子中间带来了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革新，这个起点加上积极分子逐步增加的带头作用，能够做到精神上的建设和引领作用的。革命年代在连队里做到了，红军和八路军战斗力的提升并不依赖强硬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手段的强化，这是毛泽东毕生拒绝放弃的想象力，老是要背离这一思想、想通过强化管理手段来追求绩效的如邓小平，统统被批判为“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集体农业，作为一个新的生产方式，需要精神状态方面相应的变革和引领作用，这也是不能够忽视的思考维度。

真正要做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精细的分工协作和人力资本的大规模积累，肯定是深度发展所需要的，社员精神状况不改变，到那个时候靠大包干肯定是应付不了的，例如周庄的多种经营和全面发展，恰好是需要摆脱家庭范围内的利益固化，当然，农业生产方面依然还有容纳“小自由”的空间。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有效的管理方式，肯定不会从强化管理手段的想象力方向上产生出来，反过来，强化管理或者治理机会主义行为就只有回到“单干”了吗？1957年毛泽东在修改《关于正确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间，对于利用中国特有的丰富人力资源如何结果管理的中介得到充分利用的问题，毛泽东再次反复强调：“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毛传》683）“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毛传》679）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责任编辑：伍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