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屈从，谁的顽抗？——与卢荻、李民骐、卢映西和潘毅商榷 ... ...-红色中国网

【破土编者按】关于中国现在是否是新自由主义、是否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的问题，卢荻、李民骐、潘毅、卢映西教授在破土网站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上几位教授从政治经济学、国内劳工状况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澳门大学的刘世鼎教授来稿，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以香港问题为例，认为当下的去政治化的话语会进一步增强中国资本中心的发展方式。破土倡导多元，欢迎来稿讨论。来稿请寄groundbreaking@126.com。

图片来源：jens schott knudesen

最近在《破土》上陆续读到关于中国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内容触及到了当前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中的角色等议题。虽然这些议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这次讨论的丰富、严肃性及尖锐性，在近几年中文知识圈，算是难得一见的交锋。在拜读了李民骐、潘毅、卢荻和卢映西几位教授的大作后，我想起在2015年1月间我参与的台北紫藤卢举行的一场名为《中国与世界》论坛，[1]以及同年10月份在台北政治大学举行的名为《中国走向帝国主义？》论坛（我和卢荻教授都是发言人）。事实上，这两个论坛虽然与《破土》上的讨论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产生的知识讨论，彼此有着内在的联系。在那两个场合，关于中国现状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是否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质（从左翼的角度来看），以及港、台两地浮现的群众运动作为对当前共产党治理的回应，都被提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走向帝国主义？》那个场子，我和卢荻各自报告后，虽看法有分歧，但未能有机会展开讨论，后来他回到伦敦、我回到澳门。在我看来，这些提问、讨论、批判与辩论虽然尚未能够清晰地、有系统地解释当前的问题与危机，却反映出左翼知识人对于当前情势的集体感受，这个情绪也是一个正在急剧变动的格局的征兆。基于此，我想对《破土》着一系列的讨论提出一些看法。我的思考大致是以过去几年对于大陆各地群众与政府的关系，以及近来在香港、台湾及澳门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占领”运动的观察及田野调查为基础。我先对截至目前的讨论提出我的浅见，然后以中国大陆的周边——特别是香港及台湾最近一系列的反应，对当前“新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提出一个粗略的看法。

“经济主义”式的讨论

先很快说一下我对《破土》上讨论的看法：

1、潘毅、卢荻、卢映西和李民骐几位讨论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及私人资本所占比重、私有化、市场化等议题，有助于我们从所有制的角度理解经济分配结构的历史变化。但有时我觉得有些讨论变成纯粹学理、定义概念的问题，而忽略了不管认定是资本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根本问题需要指向当前被合法化或被体制化的各种形式的 “剥夺”——包括对身体的剥夺、对劳动的剥夺、对生活的剥夺、对亲情的剥夺、对权利的剥夺、对尊严的剥夺等等。这应该是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也是对官方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修补实质缺失的修辞的呼应。在这点上，我较为赞同卢映西、潘毅及李民骐的看法（虽然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表述）。卢荻认为，因为尚未完全金融化、私有化，中国仍旧在抵抗新自由主义。但似乎这样的讨论陷入了一种窠臼，纯粹从产权、国家控制程度的角度来理解问题，忽略了复杂的、动态的权力关系及斗争，以及群众切身的感受。如果我们从社会底层，从普通老百姓、年轻人、工厂、农村、被迫离开家园的居民，甚至从留守儿童，或者说，从 “被剥夺者”的角度来看，就算中国现状不能称之为卢荻所认定的 “新自由主义”，也实在很难让人信服这是一个进步、能站得住脚为其辩护的模式。我赞同潘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否在中国占支配地位，不能单从资本控制及所有权的程度来理解，需要包含 “被剥夺者”的身体、感知及行动。

2、其实某种程度，我认为潘毅关于 “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资本的中心”提问所包含的关切不能被那些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及术语所局限。与其说这是个 “政治经济”问题——实际上现在的讨论存在将 “政治”（的治理、权利）的部分化约、等同为 “经济”（结构、所有权）的安排，并由此来理解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不够的。“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资本的中心”所涉及的，追根究底是个政治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结合卢荻的“中国不屈从新自由主义”命题来讲，潘毅其实要求我们从基层、从群众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屈从与否”的问题。人民基本生活、福利改善之外，他们如何能够维护自己的尊严及权利，如何过有尊严的生活，如何能想象美好的未来，也应当是中国有没有屈从新自由主义的考量之一。但似乎卢荻的回应并未能切中要害。

3、李民骐教授对于中国内部阶级冲突导致资本家利润下滑的讨论，我基本上是赞同的，虽然我对他所说的 “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究竟多大程度能解释中国的复杂性，仍有疑问。我认为需要考虑国家和党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及作用，但李民骐似乎没有太多着墨。当今中国许多群体事件的触发原因之一，是 “投诉无门”，或者确切地说，各级政府部门不但对基层合法合理诉求不闻不问，或偏袒资方或有权势者，还以各种方式进行打压，导致群众采取激烈的手段控诉[2]。如果拉到更宏观层次，这些看似零星、地区性的不和谐事件，折射出的是整个治理思想、治理方式与人民群众存在脱节、断裂，甚至是矛盾的政治问题，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 “经济关系”所能完全概括。

《破土》上的讨论到现在虽然提出了许多有用的统计数字，可惜没有直接讨论国家是否有值得左翼称许捍卫的核心价值。几位讨论者都是点到为止。顺着李民骐所说，如果要能“要制止、扭转中国滑向新自由主义的步伐”，除了需要群众力量，党与国家如何对待群众，如何估算群众应当占有多大比例，也不可忽视。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道德”及“政治”的重要性，在考虑如何抵抗新自由主义过程中，只能屈于次要的地位。虽然左翼知识人都在苦思索 “更加彻底系统的替代方案”在哪儿，但我恰恰觉得，现在的讨论需要纳入不同于纯经济的视角。左翼所追求的不是一个更公正、更平等、更自由的社会吗？面对私有化所带来的对人的多重剥夺及矛盾，国家、政府、党的角色是什么，做了什么？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是一回事，在具体情况中，国有资产如何使用分配，是否以民为本，国有企业的转移是否包括了基层参与决策，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阶级力量对比问题。此外，如果只看到国有企业比重，而没有看到一个总体性的、全面性的不平等及剥夺感的日常生活化，是缺乏说服力的。

4、几位讨论者所触及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大陆内部，也蔓延至周边地区。最近，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愈来愈多群众走上街头。他们之所以用身体来抗议，出于不同、矛盾的原因，但总的来说，都是对于愈来愈不安定、愈来愈缺乏安全感的生存状态的反应。这些街头政治把真实的不满及朴素的愿望接合到了形形色色的本土主义、甚至极右翼思潮，形成及其复杂的自我保护运动，而且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这是真实而迫切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能否克服、由谁来主导克服仍旧是个问题。不同于李民骐的看法，我不认为工人阶级的力量（中国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能够自动壮大，反而会经常透过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以物质化、短期的经济利益来进行统治而不考虑公平，空洞而贫乏的官方话语要求群众 “爱国”而忽略了政治的建构是需要实质的、可感知的身体体验（包括让人过上有尊严而自由的生活、感受到平等与正义、尊重差异等）才能落实，再加上各种负面事件，造就了今天的危机。

香港的骚动

接下来我尝试将上述思考聚焦在香港，透过香港来折射出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香港曾经是中国的革命分子聚集之处，也是中国“策略性融入”世界资本体系的一个重要窗口、平台。换言之，香港无法置身于中国之外。事实上，李民骐、卢映西和潘毅所提及的大陆严重劳动剥削、阶级力量不均、政府亲资本家等现象，在香港也如出一辙，借用卢映西教授所说的，“资本掌握决定性话语权”。香港的殖民历史让旧的矛盾与新的矛盾汇聚成为一场政治危机。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中国新自由主义、阶级斗争，及思考党﹣群众关系的一个样本。

放在中国的脉络来看，香港作为英国前殖民地、回归后成为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份、作为向台湾展示的一国两制范例，有其历史及地缘的特殊性。然而，当代香港所经历的矛盾，在某些方面却结晶出经历了文革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仍旧难以克服的政治（同时也包含了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危机。这个政治危机，同时也是理论及思想的危机。这个政治危机，既来自中国外部（也就是李民骐所说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也来自中国内部（也就是潘毅所说的阶级矛盾）。我的讨论主要围绕内在性的矛盾。这个内在性矛盾是透过党国的论述、配置及实践中介的。我认为内在的矛盾提供了外部运作的基础。

前阵子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表示香港没有依法实行“去殖民化”，但又 “去大陆化”，造成巨大内耗。[3] 他认为香港须重视历史，面对现实，认为不把握优势就会不进则退。陈佐洱又大赞澳门主权移交之后，GDP长期保持双位数增长，经济发展大幅抛离香港。随后，《苹果日报》刊登李怡的回应文章，认为97之后香港实际上是被中国殖民。他举出的例子是中国政府施加政治权力对香港引入大量移民，增加香港的房屋、教育、医疗及福利的负担，影响市民日常生活。因此他认为，只有依照基本法22条规定，要求中央不得干预香港事务并由香港决定移民人数，才能去殖民化。

陈佐洱和李怡的言论，只是近几年大陆和香港矛盾的最新版本。从2003年反对23条以来，香港反对共产党对香港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及随后一连串反对特区政府施政的不服从行动，形成了新的去大陆化浪潮。一种新的情绪结构形成了：从对过去的偏见转移到日常生活的不满——游客不文明行为、搜刮奶粉、水货客、瓜分学校资源、香港产子，转移到对香港内部新移民的排斥。否认自己是中国人、高举龙狮旗也都是这一波去大陆化的表征。

陈佐洱的发言试图为这一波抵抗提出一个理解的框架，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香港的抵抗被视为是殖民主义的延续，提供了去大陆化的基础。其二，中国政府仍旧以经济发展、区域整合来合理化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并以经济数字建立统治合法性。这和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公平、代表无产者及收压迫者的利益）有一定的落差。香港是不是延续了殖民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论性的提问，一方面这个问题指向了香港回归前回归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同时我们看到香港出现了极右翼所提出的中国殖民—帝国论。近来港台两地的反对运动中都包括了歌颂殖民历史、去大陆化的认识论。这种现象主要源自于这个地区的历史怨恨及不信任。然而，除了批判这种认识论之外，我们似乎也应该追问，这种认识论究竟是在什么事态、脉络下重新浮现的？与当下的关系是什么？究竟该将其视为被殖民者自身的错误意识、或凸显清理殖民地经验的迫切性，或应当视为这两地青年对当下被统治、被对待方式的一种回应方式？上述两种认识论框架，难道没有透过自我vs.他者的二元对立，将更为复杂的问题给取消掉？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论述中感知到这个脉络，以及这个脉络对香港左翼政治形成的制约。最近有篇文章，标题是《收回香港是一个错误决定》。该文作者是香港中大政治系教授黄伟豪。他说，“收回香港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对香港来说是一个错误，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错误。”[4] 文章细数香港制度及治理的倒退、崩坏，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实验是个彻底的失败。文章说：

“香港的瓦解所反映的基本现实是，在中国收回香港后，‘一国两制’及《基本法》根本无法真正落实。考虑到中国本身的人治及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对自己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约制，‘一国两制’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幻想。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收回香港是造成今日面对的瓦解的第一步，亦是最大的一步。”

作者对中国无法制约自己的权力而对香港进行干预感到忧心。他认为，香港及中国的发展水平悬殊，会拖垮香港的发展，无法单纯从民族主义强行统一。作者认为香港的金融市场及经济独立性、自由度大不如前，是建立在对金融资本主义体系的肯定之上的。这种肯定包含了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规则、关系及霸权的认可，也就不难理解作者会埋怨当时经济不发达的中国、乃至于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会拖垮香港。所谓的香港人命运被中国主宰这一说法，也大致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想象基础之上所衍生出来的论述。香港现在的主要论调是香港的命运被一个庞大的、落后的政体所支配。然而这种受制于人、不能实现自我独立自主的愤恨感，是透过拥护资本主义及其支配关系这一意识形态空间所中介、所强化。当然，这种中介的形式有其地缘及历史的特定性。早年共产党将组织群众、为群众的思想转化提供准备当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首要任务，如今，以保存香港商人们的投资环境为首要任务。这个趋势与卢映西、潘毅和李民骐所观察的中国大陆不谋而合。

为什么在香港失败？论“中国模式”

香港所面临的困境，反映出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设计的一国两制的主权方案的失败。这个失败与缠绕的资本主义，与面对“普世价值”时无法提出有力的论述、立场及方案，无法为香港的去殖民化注入新的活力，无法创造一个更平等、自由的条件，有着密切关联。主权转移后，共产党本来应该要转化群众、领导群众走向更平等、公平，但却放弃了这个政治责任及使命感。左翼批判除了指出香港与殖民主义的藕断丝连以及去殖民化的不足，也需要将殖民主义延续论及帝国主义论所浮现的政治条件及状态问题化。同时也应该对制约去殖民的机制问题化。这意味着需要对既有的建立在认同宣称上的认识论以及建立在认同宣称之上的利益与信仰进行反思。我们看到官方的政治主要集中在中国主权、领土、民族感、血浓于水及同胞论述，但香港的极右几乎是以同样的框架来进行动员。两者都建立在对港式资本主义的肯定上。因此，这种认识论框架是否能有效回应这个区域的内在矛盾，我有疑问。这套认识论能否帮助我们理解并克服所有的社会身体所处的、所共享（而不是区分你我）的不安全、不稳定、岌岌可危的被剥夺状态，能否回应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后果，也是需要被检验的。

这个反思或许可以从所谓的 “中国模式”这一话语认识论展开。这类叙事已经被中国vs.西方的二元对立逻辑所结构化、本质化了，以至于限制了一个认识以民族国家为斗争空间的矛盾，以及真正的批判可能性。站在 “西方”的论点将 “民主”这个符号窄化为多党制、选举制度，这我就不多说了。而站在 “中国”这一方，有一种精英主义及保守主义的立场，夸大 “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主张强大政府、限制群众权力，绝口不提国家以合法化的暴力来维护资本。“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高铁里程全球第一”所表露的民族主义，或 “中国需要一条适合自身的道路”的说法，似乎成为了资本对劳动权利、土地权利、居住权利及环境权利的剥夺以及国家镇压的托词。社会不公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随着资本积累的深化，群众的就业、土地、居住及环境的权利面临深刻的危机。有些学者形容中国劳工的处境不是被剥削，而是 “超级剥削”。[5]

回到“人民”

当我们试图寻找一个方式来理解这些危机，另一方面国家却急欲将这些危机中立化、规范化了，并压制这些危机所产生的异议。人民表达及行动的政治空间及人民的“能见度”被压缩到最低。对异议及自发行动的压制，与严重的社会不公及不正义是相互构成的。当我们看到无数弱势群体求助无门，在争取权利时被镇压时，便产生了需要提出一种批判的欲望，一种新的对于这个政府及政权的批判，并且要求一种新的政治性。一位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学者就指出，中国崛起的世界格局会比美国支配独大的时代更多元一些，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所统治的世界会更为进步。[6] 在我看来对于劳工、农民、中产阶级及环境的相对破坏，迫切地需要左翼批判地反思。这个检验要问题化，并放置在具体的脉络中来看待不平等如何被合法化。这意味着新的左翼的批判需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对暴力与人民活动进行分析。当国家机器对资本系统性剥削视而不见时，左翼应该要直指这个共谋关系。左翼应该要将人民、异议（dissent）视为是社会主义的资源，是抵抗官僚主义的武器。左翼应当要看到人民的行动，并且将人民的行动放置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变迁下来理解。

如果人民、群众是当代中国的统治基础，我们有必要对人民在不同历史程序中的在场或缺席提出讨论。1949年后，共产党是以无产阶级先锋党的姿态对社会进行全方面的介入。萨米尔·阿明指出，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后，仍旧对经济发展保持着主权式的介入，使得中国式的市场不同于过去依赖欧美日而崛起的经济体。他认为中国虽然自1990年代以来也走上了类似资本主义的道路，但依旧保有其社会主义性质，并在世界体系中崛起并干扰了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阿明也指出中国的发展方式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了民主问题。在批评多党制及选举为 “空泛的修辞”之余，他批评当今中国的稳定是建立在 “去政治化”的基础上，社会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再政治化”，对 “群众路线”重新创造。然而阿明对于中国主权方案的解释，并未能顾及到中国改革及国家打造（state-making）所面临的更为复杂的政治现实及矛盾性。历史地来看，中国对香港进行的主权方案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体制的保存上。香港回归后，党国逐渐以促进经贸合作、深化金融整等方式来增加在香港的影响力。然而这个融合了新自由主义的主权方案在香港所造成的效应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矛盾的，并且遭到了抵抗。究竟党国所建立的——借用阿明的说法——“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如何强化了香港的去政治化？大陆和香港经济整合的性质及后果为何，如何提供了政治运动的条件？是否提供了 “再政治化”的可能，其限制为何？这些是我想提出的问题。

阿明想说的去政治化，或可被理解为原本存在于无产阶级与党的组织之间的”“辩证的对抗性”被规范化及中立化了。[7] 这是卢卡奇在面对东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阶级结盟问题所提出的洞见。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框架里，无产阶级只是整个社会一个部份，而共产党所代表的是整个社会﹣而非特定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被相对化、分割成各个 “弱势群体”、边缘化。中国的去政治化可以说是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崩溃所造成的后果之一。1980年代共产主义的内爆使得非资本主义化的可能性一步一步瓦解。[8] 紧接着是一连串的改革，在中国表现为社会主义政治的崩解以及官僚阶级的贪腐及权贵化，以及整个社会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私有化。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再政治化的可能来自于群众、或无产阶级的异议及自发的行动。这种行动最具有生产性的结果，就是要求重新组织群众与党的关系，重新将群众与党之间被压抑的辩证对抗性重返政治空间。当群众的行动与党组织所设定的框架产生决裂时，新的政治就产生了。

忿恨的积累

究竟为什么一个高度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城市，造就了一场以争取选举权为目标的占领运动？这是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行动。这场运动需要更细致的分析：行动者如何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行动，累积了动员的能量，以及主流媒体、网络传播在整个动员过程中的作用。透过这些机制，社会身体所处的不安状态被转化到了以选举为名的反霸权集团。一方面，这场运动包含了上述对于资本主义霸权的肯定。但另一方面，这些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重构底层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相应于中国经济及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在面对港台策略依旧是以经济发展、经贸关系来试图达到政治的整合，但缺乏一种政治关系的确立。这种政治关系并不能化约成制度、经贸协议，而是需要取得情感及意识形态的认同，同时也需要重建与人民的关系，在实践上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及价值。在这方面，当前的政治文化很难获得港台两地普通民众的认同。

国家作为矛盾的综合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转型时期的国家政治形式。[9] 他似乎预设了这个政治形式会自动地转化成为自由人的联合。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式是一个多元矛盾的综合。随着共产党的 “去无产阶级化”，专政形式完好无缺。如果1980年代的共产党依旧保留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的话，香港《基本法》所规定的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和“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势必与这个专政形式产生冲突。目前香港的抵抗，表面上是针对特首，但包含了针对这个 “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形式。面对香港高度不平等的资本主义，这个专政是要去保持、而不是去改变支配的结构。殖民时代的恶法、陋规及作风跟合理的东西都被保留下来。然而，这个专政及其代理人在纵容资本家、却又试图以政治权力来干预香港时，统治的合法性就开始动摇了。

1999以来，共产党与香港之间的关系，不是以法律、经贸来建构，就是以爱国主义教育来维持，缺乏具有生产性的政治论述、政治想象及政治认同的建构。这与共产党的总体路线及作风很难脱离关系。在香港民众的普遍印象中，香港的社会不公并没有得到缓解。特区政府长期以来对于市民社会中集体情绪缺乏认识、而是一味进行道德化的指责，使得香港的政治变得高度道德化、部落化，退化成为激进的族群对立及新的种族主义，而对香港资本主义——无论是制度还是意识形态——丝毫不构成威胁。围绕着主权精神的身体政治，是透过维系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打造的。我认为，如果要适切地理解这个挫败，我们需要对整套党国机器所生产的民族、所规范的身体，所压制的辩证性的对抗，提出质问。如果要克服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似乎应当从被规训的身体开始思考：什么样的身体行动能够对主权化的资本权力（同时也是资本化的主权权力）提出挑战？

谁的屈从？谁的抵抗？

我认为今天的大陆和香港矛盾，应当被看做是新自由主义下的政治表现形式之一。这个矛盾源自于无法建立一种政治关系，提供一种政治愿景，无法积极转化群众、领导群众走向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政治，不应当被局限在国家机器、制度及法律所规定的政治，或是以经济表现来建立合法性的政治，而是如何透过论述及事件建立知识及道德领导权的问题。卢卡奇在《无产阶级的先锋党》这篇文章中指出，如果共产党 “对于（无产）阶级该朝向什么方向不确定，如果它的无产阶级性质无法被制度性地捍卫，那么其他团体[指的是资本家]会渗透进去并将其路径给偏斜了。”[10]在这种统治下，以民族、国家、同胞论述进行的动员本身就是个吊诡：在不对社会身体所处的不安状态进行反思批判的情况下，极右翼也可以挪用民族来进行动员。在大叙事松动甚至是瓦解的情况下，以历史的、政治正确的 “民族”来对抗另一个右翼的“民族”论述斗争，似乎已经无法起到作用。我认为主张港独、台独、歌颂殖民历史的认识论，都需要放在这个脉络下来理解才能掌握意义。那些批评异议者不爱国、恋殖的认识框架，也需要回应、反思到这个脉络中的政治问题，才能提出更有效的批判。

从“被剥夺”到群众，从群众到党的政治与道德，从党的政治与道德到党与国家，再到香港危机，我可能谈得有点多了。然而，我想说的是，香港从来就不是独立于中国之外存在的，中国的问题具体而微地表现在香港问题上，而香港问题也多少能够反映出中国总体的断裂及矛盾。我很喜欢卢荻所说用的“抵抗vs.屈从”的比喻，这是一个带有诗意的辩证式语言。然而在我看来，抵抗和屈从，可能往往是以超越我们想象的方式展开的。究竟谁（主体）在抵抗/屈从、为何抵抗/屈从、抵抗/屈从的目的是什么，也不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李民骐教授强调要从”“历史现实出发”，我不确定我对于这个主体的理解与提问，是否太偏离了他的期许，至少我提醒自己凡事要从事实出发的。对卢荻，我也希望去年10月在台北那场panel上初露端倪但尚未能与他展开的对话，在这里有了好的开始。

2016.2.17深夜于凼仔

[1] 相关内容见《人文与社会》：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225/c8

[2] 我最近根据田野调查写了一篇关于一群深圳女工以身体维权的文章，即将发表在《人间思想》。

[3] http://www.guancha.cn/local/2015_09_21_335023.shtml

[4]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4-opinion-wongwaiho-hongkong/

[5]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 2012, The endless crisis, Monthly Review Press.

[6] Goran Therborn, 2008, 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 Verso, p.57.

[7] 关于阶级和党之间的辩证关系：Georg Lukacs, 2014, Tactics and ethics, Verso, p.29-30.

[8] David Harvey, 2012, Rebel cities, p.202 [epub].

[9] Etienne Balibar, 2014, The philosophy of Marx, Verso.

[10] Georg Lucaks, Lenin, 30.

作者系澳门大学社科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