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要了解“市场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好把第一图表（关于A方资本家和W方直接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和第二图表（关于6个生产者的自然经济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所说明的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发展过程的两种看法比较一下。 我们拿第一个图表来看是什么也不能理解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发展呢？它从何而来？它被看成是一种“偶然现象”，它的产生不是归之于“我们走错了路”……就是归之于长官的“培植”。为什么“大众日益贫穷”呢？该图表对这一点又没有回答，民粹派不是回答问题，而是以“万古神圣的制度”、离开正路一类的感伤词句以及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来支吾搪塞，著名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方面是颇为擅长的。 没有本领解释资本主义，耽于空想而不愿研究和弄清现实，结果必然否定资本主义的意义和力量。就好象资本主义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无从汲取发展的力量。 即使我们说这病人能靠“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来发展，那也只能使他的病况得到微不足道的几乎觉察不出的好转。要知道，为此就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 技术［注：就是说，以大的工业单位代替小的工业单位，以机器劳动排挤手工劳动。］，而“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没有这种发展。为此就需要使资本主义囊括全国，而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决不能普遍地发展起来”。 反之，如果我们拿第二个图表来看，就可以看出，无论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人民的贫穷化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伴侣。市场问题完全不存在了，因为市场不过是这种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仅是可能的［该文作者至多［注：就是说，当他正确地估计了和真正地了解了生产资料生产的意义的时候。］只能证明这一点］，而且是必然的，因为社会经济既已建立在分工和产品的商品形式的基础上，技术进步就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的加强和深入。 现在要问，为什么应该采取第二种看法呢？检验其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现代俄国经济现实中的种种事实。 第二个图表的重心是商品经济如何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即商品生产者如何分化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俄国当前社会经济中的种种现象，就可以看出，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正是我国小生产者的分化。 就拿种地的农民来说，一方面，农民大批地抛弃土地，丧失经济独立性，变成无产者，另一方面，农民不断扩大耕地并采用改良的耕作法。一方面，农民丧失农具和 役畜，另一方面，农民购置改良农具，开始购买机器等等［参看瓦·沃·《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一方面，农民抛弃土地，出卖和出租份地，另一方面，农民 租进份地并贪婪地购买私有主土地。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早就确定了的事实［注：农民自己很中肯地把这一过程称为“非农民化”［见《1892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1893年下诺夫哥罗德版第3编第186—187页］。］，这些事实只能用商品经济的规律来解释，正是商品经济把我国“村社”农民也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再拿手工业者来说，在改革后时代，不仅有新的行业产生出来，旧的行业获得更快的发展［这种现象是刚才所指出的种地农民分化的结果，是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的结果［注：尼古拉·—逊先生最大的理论错误之一就是忽视了这种现象。］］，而且大批手工业者愈来愈穷，陷入赤贫的境地，丧失了经济独立性，而极少数则靠牺牲这些群众而富有起来，积攒巨额资本，变成包买主，包揽销路，并终于在我国绝大多数手工业中组织起完全资本主义式的家庭手工制大生产。 我国小生产者中存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向，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和大众的贫穷化不仅不互相排斥，反而互相制约，并且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现时已经是俄国经济生活的基本背景。 因此，说“市场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农民分化这一事实中，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论。 同时不能不指出，轰动一时的“市场问题”的（流行的）提法本身就含有许多荒谬见解。通常的说法（见第1节）根本就是建立在一些极其不可思议的假设上面 的，仿佛社会经济制度可以按照某一群人物（“知识分子”或“政府”）的意志而建立或消灭（因为否则就不会提出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发展、俄国是否“应当” 经历资本主义、村社是否“应该”保存等等问题）；仿佛资本主义排斥人民的贫穷化；仿佛市场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无关而独自存在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特 殊条件。 不纠正这些荒谬见解，问题就不能解决。 “当人民大众很穷而且愈来愈穷的时候，资本主义能否在俄国发展起来呢？”我们假定 有人果真对这个问题想出了这样的答案：“是的，能够发展，因为资本主义将不靠消费品而靠生产资料来发展。”很明显，这样的答案是以一个十分正确的见解为根 据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总生产量的增长主要靠生产资料（即依靠生产资料甚于依靠消费品），但更明显的是，这样的答案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正如小前提正确 而大前提荒谬，就不能从三段论法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一样。这样的答案（再说一遍）的前提是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囊括全国并转入高级技术阶段（大机器工业），而 问题的基础却正好是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否认大生产形式代替小生产形式的可能性。 必须把“市场问题”从“可能”和“应当”这种毫无裨益的臆测中移到现实的基础上来，移到研究和解释俄国经济制度怎样形成、为什么正是这样形成而不是那样形成的基础上来。 我只就手头现有的材料举几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上面的阐述是根据哪一种材料。 为了说明小生产者的分化，说明他们中间不仅有贫穷化的过程，而且有大规模的（比较而言）资产阶级经济建立的过程，我来引证一下分属于不同省份的三个欧俄纯农业县的资料，即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和萨拉托夫省卡梅申县的资料。这些资料取自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为了预防可能被人指责所选县份不是典型县份（在几乎不知农奴制为何物和主要在改革后的“自由”制度下才有很多人居住的我国边疆地区，其分化速度确实比中部地区更快），我特作如下几点说明： （1）从塔夫利达省内陆三个县中挑选了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因为那里住的全是俄罗斯人［移民户仅占0.6％］，他们都是村社农民。 （2）在新乌津斯克县的资料中，只引了有关俄罗斯（村社）居民的资料［见《新乌津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第432—439页（α）］，其中不包括所谓“独立农庄主”，即那些脱离村社而单独居住在购买地或租地上的村社农民。若把这些农场主经济［注：事实上，2294个独立农庄主有播种面积123252俄亩（即每户平均有53俄亩）。他们雇佣了2662个男工（和234个女工），他们有4万多头马和牛，有很多改良农具。见《新乌津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第453页。］的直接代表者也算在内，分化情形就会明显得多了。 （3）在卡梅申县的资料中，只引了有关大俄罗斯（村社）居民的资料。  汇编中的分类，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以每户的播种面积亩数为标准，其余二县则以役畜头数为标准。 列入贫苦户的，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是不种地和种地不满10俄亩的农户，在新乌津斯克县和卡梅申县是没有役畜或有1头役畜的农户。列入中等户的，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是种地10—25俄亩的农户，在新乌津斯克县是有役畜2—4头的农户，在卡梅申县是有役畜2—3头的农户。列入富裕户的是种地超过25俄亩（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或有役畜超过4头（新乌津斯克县）和超过3头（卡梅申县）的农户。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国种地的村社农民中所发生的并不是一般的贫穷化和破产的过程，而是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过程。大量农民（贫苦户）——平均约有1/2——丧失了经济独立性。他们手中只拥有当地农民全部农业经济的很小一部分——约13％（平均）的播种面积；每户只有播种面积3—4俄亩。要判断这点播种面积的作用，我们只指出下述一点就够了：塔夫利达省的一个农户要专靠独立的农业经济过活而不求助于所谓“外水”，就必须有播种面积17—18俄亩［注：在萨马拉省和萨拉托夫省，这个标准要低1/3，因为该地居民的生活较差。］。显然，下等户多半不是靠自己的农业经济而是靠外水即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说明这一类农民状况的更详细的资料，那就可以看出，正是这一类农民中，放弃农务、出租份地、丧失农具、外出干活挣钱的人最多。这一类农民代表着我国农村无产阶级。 但另一方面，从这些村社农民中又分化出性质完全相反的另一类。上等户占有的播种面积比下等户多6—9倍。如果把这些播种面积（每户23—40俄亩）和全家光靠自己的农业经济就能过小康生活的“标准”亩数比较一下，就可看出前者比后者还多1—2倍。显然，这种农民从事农业就是为了获得收入，为了出卖粮食。他们有相当可观的积蓄并用这种积蓄来改善经营，提高耕作技术，购置农业机器和改良农具，例如在新乌津斯克县，14％的户主有改良农具；而在上等户中，42％的户主有改良农具（所以在全县有改良农具的农户总数中，上等户便占了75％），集中在他们手里的改良农具占“农民”现有改良农具总数的82％［注：全县农民共有5724件改良农具。］。上等户已不能光靠本身的劳动力耕种自己的土地，因而需要雇工，例如新乌津斯克县有35％的上等户户主雇长工（秋收农忙时节雇的人未计在内）；第聂伯罗夫斯克县也是如此。一句话，上等户无疑已是资产阶级了。他们的力量已不在于掠夺别的生产者（象高利贷者和“盘剥者”那样），而在于独立地组织［注：当然这也是靠掠夺，但已不是掠夺独立生产者，而是掠夺工人。］生产：这一类农民占全体农民1/5，他们手里集中了超过1/2的播种面积[我取三个县的总平均数]。如果注意到这些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即收成）远远超过了下等户中种地的无产者的生产率，那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农村资产阶级是粮食生产的主要推动者。 农民分裂为资产阶极和无产阶级［民粹派在此过程中除“大众的贫穷化”外什么也看不见］对“市场”量，即对转变为商品的那一部分粮食的数量该有何种影响呢？显然，这一部分粮食要大大增加，因为上等户的粮食远远超过本身的需要而大批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下等户不得不用干活挣来的钱购买粮食。 为了举出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资料，我们所需要的已不是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而是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著作《南俄农民经济》。波斯特尼柯夫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描述了塔夫利达省内陆三个县（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和第聂伯罗夫斯克）的农民经济，并按照各类农民［按播种面积大小分为六类：（1）不种地者；（2）种地不满5俄亩者；（3）种地5—10俄亩者；（4）种地10—25俄亩者；（5）种地25—50俄亩者；（6）种地超过50俄亩者］分析了这种经济。在研究各类农民和市场的关系时，作者把每一农户的播种面积分为四部分：（1）经营面积——这是波斯特尼柯夫给提供播种所需种子的那部分播种面积所取的名称；（2）食物面积——提供养活劳动者家庭和工人的粮食；（3）饲料面积——提供役畜饲料；（4）商业面积或市场面积——提供转变为商品而在市场上出卖的产品。显然，只有最后一种面积才提供货币收入，而其余的都是提供实物收入，就是说，提供农户本身消费的产品。 在计算各类农民的这几种面积中的每一种面积时，波斯特尼柯夫制成了这样一张表：  （1）波斯特尼柯夫并未列出倒数的第２栏，这是我计算出来的。 （2）波斯特尼柯夫确定的货币收入数量，是假定全部商业面积都种小麦，并按平均收获量和平均粮价计算的。 我们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经济规模愈大，其商品性就愈大，为出卖而生产的粮食就愈多［各类农民出卖粮食的百分比为12—36—52—61％］。主要耕作者即两类上等户（他们拥有全部播种面积的1/2以上）出卖他们半数以上的农产品［52％和61％］。 假如农民不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假如播种面积“平均”分给全体“农民”，则全体农民都会是中等户（种地10—25俄亩），而进入市场的粮食只会是全部粮食的36％，即518136俄亩播种面积的产品（1439267俄亩的36％等于518136俄亩）。从上表可以看出，现在进入市场的粮食却为全部粮食的42％，即608869俄亩的产品。可见“大众的贫穷化”，40％农民（即种地不满10俄亩的贫苦户）的经济的完全衰落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使9万［注：90733俄亩等于全部播种面积的6.3％。］俄亩播种面积的产品投入了市场。 我决不是想说，由农民分化引起的“市场”扩大仅限于此。完全不是的。举例说，我们看到农民购置改良农具，即把他们的积蓄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我们看到进入市场的，除粮食外，还有另一种商品，即人的劳动力。我所以不提这一切，是因为我引用这个例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明在我们俄国，大众的贫穷化确实引起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加强。我有意选择了粮食这种产品，因为无论何时何地粮食卷入商品流通总是最迟最慢；因而选的地区也是纯农业地区。 现在我再举一个纯工业区即莫斯科省的例子。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6卷和第7卷中，描述了莫斯科省农民经济的情形。这两卷汇编收载了许多叙述手工业概况的出色文章。我只引用《花边业》［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经济统计部分，第6卷第2编。《莫斯科省手工业》1880年莫斯科版第2编。］一文的一个地方，其中说明了改革后时代农民的手工业如何和为什么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 花边业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于波多利斯克县沃罗诺沃乡的两个互相毗连的村庄。“19世纪40年代，花边业虽未扩展到广大地区，但已开始慢慢地普及于邻近各村，而自60年代起，特别是近3—4年来，迅速地向周围地区发展了。” 在目前有花边业的32个村庄中，花边业的产生年代如下： 2个村庄——1820年。 4个村庄——1840年。 5个村庄——19世纪60年代。 7个村庄——1870—1875年。 14个村庄——1876—1879年。 该文作者说：“如果探究一下这种现象（即手工业正是在近几年得到非常迅速的发展）产生的原因，那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生活条件在此期间大为恶化，另一方面，一部分境况较好的居民的需要却有了显著的增长。” 为了证实这一点，作者利用了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统计中的一些资料，现在我把这些资料列成下表［注：我省略了关于奶牛分配的资料（结论一样），加上了百分比。］： 作者继续说：“这些数字雄辩地说明，该乡马、奶牛和小牲畜的总数增加了，但这种财富的增加只属于某些人，即属于有马2—3匹以上的户主…… 这位细心的观察家的朴实叙述，清楚地说明社会分工在我国农民群众中是怎样进行的，它怎样引起了商品生产［因而也引起市场］的扩大，这种商品生产怎样自然而然地（也就是通过它使生产者和市场所发生的关系）使得人的劳动力的买卖成为“最平常的现象”。……因而我们看到，在无奶牛无马的农民增多的同时，不再耕种土地的农民也在增加：牲畜没有，肥料不够；地力日益枯竭，不值得耕种；为了养活自己和全家，为了不致饿死，单是男人从事手工业已不够了（他们过去在农闲时本来就从事手工业），现在需要家中其他成员也去找外水了…… ……表内引用的数字资料还向我们说明了另一种现象；在这 些乡村中，有2—3匹马、奶牛的人数也有了增加。因此，这些农民的财富也增加了，与此同时我们却说：‘某某村所有的妇女儿童个个都在从事手工业生产。’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要弄清这一现象，我们就得看看这些村子里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就得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那时也许能弄明白，这种为销售而生产商品的强烈欲望是由什么引起的？ 我们在这里当然不去详细研究：在什么样的顺利情况下，农民中逐渐分化出一些较强的个人和家庭；什么条件造成了他们的财富；什么社会条件使得这种财富一经出现就能迅速增长，而且增长到这种程度，竟使乡村中一部分居民与另一部分居民有了显著的不同。在考察这个过程时，只要指出农村中一个极其平常的现象就够了。在一个村子里，有某某农民以强健、能干、精明、勤劳闻名于乡闾；他的家庭人口很多，身强力壮、年轻有为的儿子占了大半；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分家；他们有4—5个人的份地。显然，种这些地用不着全家的人手。于是有2—3个儿子经常外出做零工或在本地从事手工业生产，只在割草时，才暂时把它们放下，帮助家庭干田间工作。家中各个成员挣来的钱不劈分，成为大家的财产；再加上其他一些有利条件，收入就大大超过用来满足家庭需要的开支。开始有了积蓄，于是家庭就能在较好的条件下从事手工业生产，就是说，能用现钱从原主手里购买原料，能把制成的商品在值钱的时候卖出，能不依赖各种‘分活人’以及男女商人等。 这时，开始有可能雇一两个工人，或者把活计分配给已不能完全独立从事某种生产的贫苦农户。由于诸如此类的条件，我们所说的这个较强的家庭就有可能不单单靠本身劳动来获得利润。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去涉及这类家庭如何产生出通常所谓盘剥者、寄生虫之类人物的情形，我们只来考察农民中最平常的现象。载于《汇编》第2卷和第6卷第1编中的一些表格清楚地说明，随着一部分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往往有另外一小部分农民或个别农民的财富增多起来。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乡村与外界、与城市（这里指与莫斯科）的来往日益频繁，莫斯科的某些生活方式逐渐渗入乡村，并首先在这些较为富裕的家庭里流行起来。购置茶炊，购置必要的玻璃器皿和陶瓷器皿，穿得‘比较干净’。农夫穿得干净首先表现在丢掉草鞋穿上皮靴，妇女则先穿上比较干净的衣服，然后才穿上各式皮鞋和皮靴。首先使她们醉心的是各种色彩鲜艳的印花布、头巾、毛织花被巾之类的美丽什物…… ……在农民家庭里‘自古以来’就是妻子给丈夫、自己和孩子做衣服……在他们自己种亚麻的时候，他们只须花很少一点钱去购买衣料和做衣服用的东西，而这些钱是靠卖鸡、鸡蛋、蘑菇、草萄、剩余的线毯或麻布零头得来的。其余一切都在家里制造。农妇们在家里生产需要她们提供的一切东西，并把自己田间工作之外的全部空闲时间都花在这上面，这就是沃罗诺沃乡各村花边业的发展非常缓慢的原因。花边主要是由生活较有保障或人口较多的家庭的姑娘们编织的，因为这些家庭不需要全家妇女都去纺麻织布。但是廉价的印花布、细布逐渐排挤着麻布；再加上其他一些情况，如有时亚麻歉收，有时丈夫要做件红布衫，有时自己要做件漂亮点的‘舒勃卡’（无袖女衫），于是在家里织各种麻布、头巾以解决农民穿衣问题的习惯渐渐受到排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制。服装本身也在变化，这部分是由于家庭织的布为工厂织的布所排挤和代替…… ……这就是大部分居民必须竭力为销售而生产商品，甚至让孩子也来参加这种生产的原因。” 八最后，把一位“流行观点”最新最有名的代表人物的论断分析一下，以说明所争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堆砌的抽象概念、图表和公式似乎太多了），也许不是多余的事情。 我说的就是尼古拉·—逊先生［注：显然，这里谈不上去分析他的整部著作（这需要专门写一部书），而只能分析他惯用的论据之一。］。 他认为，国内市场的“缩小”和农民购买力的“降低”，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他说，手工业的资本化排挤了家庭工艺品的生产；农民不得不买衣服穿。农民为了弄到这笔钱，就加劲开垦土地，由于份地不够，就把这种耕地扩大到远远超过合理经营所许可的限度，他把土地租金提高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他最后终于破产了。资本主义自己给自己掘下了坟墓，把“人民经济”带进了1891年可怕的危机，于是……资本主义停滞了，因为它没有基础，无力继续“走这条道路”。俄罗斯觉悟到“我们离开了万古神圣的人民制度”，所以它正在等待……长官下几道“把大生产移接到村社上去”的命令。 这个“万古常新的”（在俄国民粹派看来）理论的荒谬性到底在哪里呢？ 是这个理论的制造者不懂得“为生产资料而生产生产资料”的意义吗？当然不是。这个规律尼古·—逊先生知道得很清楚，他甚至提到这个规律在我国也有表现（第186、203—204页）。诚然，由于他具有用种种矛盾自己打自己耳光的才能，有时（参看第123页）他就忘记这个规律，但很明显，纠正这类矛盾，丝毫纠正不了作者上述基本论断。 他的理论的荒谬性，在于他没有本领说明我国的资本主义，而把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建筑在纯粹的虚构上面。 尼古·—逊先生把由于家庭产品被工厂产品排挤而破产的“农民”，看作是某种同一的、内部一致的东西，它对各种生活现象的反映就象一个人那样统一。 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形。如果没有各生产单位（农户）的孤立性，商品生产也就不可能在俄国产生，并且谁都知道，我国农民实际上是各自经营而不依赖他人的；他们各自担着风险生产归他们私有的产品；他们独自和“市场”来往。 现在我们来看看“农民”的情况是怎样的。 “农民因需要钱而过分扩大耕地，于是遭到破产。” 但只是殷实的、有种子的、有足够役畜和农具的农民才能扩大耕地。这种农民（大家知道，他们是少数）的确增加了播种面积，甚至把自己的经济扩大到没有工人帮助就不能应付的程度。多数农民则根本无力用扩大经济的办法来满足对金钱的需要，他们既没有任何储备，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这种农民要弄到钱，就得去找“外水”，就是说，他拿到市场上去的，已不是自己的产品，而是自己的劳动力了。出去找外水自然使农业经济更加衰落，这个农民的最后结局就是把自己的份地租给本村社的富户；这个富户扩大自己的经济，当然不是把这种份地出产的产品自己消费掉，而是把它送到市场上去。结果是“人民的贫穷化”、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扩大。但不仅如此。这个富裕农民一心经营扩大了的农业经济，已不能象从前那样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了，就拿鞋子来说，买鞋穿对他更合算了。至于变穷了的农民，他也得买鞋穿：他不能自己做鞋子，原因很简单，他已没有自己的经济了。于是产生了对鞋子的需求，产生了粮食的供应，这是善于经营的农夫所生产的余粮（这种农夫的经济的进步潮流使瓦·沃·先生很感动）。附近做鞋的手工业者也同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衰落的经济提供的粮食太少，要购买粮食就必须扩大生产。当然，能够扩大生产的仍然只是那些有积蓄的手工业者，即少数人；他们有可能雇用工人或把活计分给贫苦农民在家里做。而多数手工业者则无从考虑扩大作坊：如果发了财的包买主能给他们点“活计做”，就是说，如果他们能给自己唯一的商品（劳动力）找到购买者，他们就很高兴了。结果又是人民的贫穷化、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扩大；这又推动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这个运动到何处为止呢？这谁也说不上来，正如谁也说不上来它从什么地方开始一样，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活生生的有机过程，即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增长的过程。农村中的“非农民化”向我们表明这个过程的开端，它的萌芽，它的早期阶段；城市中的大资本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个过程的结尾和它的趋向。若想把这两个现象分割开来，若想把它们看作孤立的互不依赖的东西，那你就不能使自己的论断前后一致，就不能说明人民的贫穷化和资本主义的增长这两个现象。 但常有这种情形：一些爱发这种无头无尾的议论的人们不能说明这个过程，于是中止探讨，说这两个他们都同样不了解的现象中，有一个现象［这里当然是指那个与“有批判头脑的人物的崇高道德感”相抵触的现象］是“荒谬的”、“偶然的”、“悬空的”。 显然，事实上只有他们自己的议论才是“悬空的”。
注释： [18]《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年秋写于彼得堡。文中的一些主要论点，列宁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小组（所谓“老年派”小组）讨论格·波·克拉辛的论文《市场问题》时已作阐述。 列宁的这篇文章曾在彼得堡及其他城市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中广泛流传。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后来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56。 [19]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60。 [20]《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这一栏所列的是Ⅰ（V+m）的总数，包括了预定作为积累的部分。但第Ⅰ部类新创造的价值（表现为工具和材料），有一部分不是供第Ⅱ部类用的生产资料，而是第Ⅰ部类追加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有多大部分将用于第Ⅱ部类，多大部分仍留在第Ⅰ部类，这从下一年度两个部类实际运用的固定资本量可以推算出来。 列宁的手稿有两处笔误：3172½误为3172；10830误为10828½。正文表中没有改正。——66。 [21]出自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泼留希金是小说中的一个地主，一个悭吝成癖的守财奴。——83。 [22]7015和28276这两个数字在手稿中误为7014和28275，现已改正。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对此已作修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67页）。——90。 [23]这个数字在手稿中误为149703，现已改正。——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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