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与美国建交，表明自己要踏入资本主义下流阵营的决心，默许美国对台军售，使解决台湾问题从此陷入停顿和后退。请看中国外交部自己关于台湾关系法的叙述：《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声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众所周知，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明确提出中美建交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非如此建交则不可能。同样，建交之后，如果违背建交原则，则中方应立即责成美方纠正错误行径否则就应终止外交关系。然而这三十年来是怎样的呢？那些外交抗议到底是给谁看的呢？欺骗中国人民掩盖事实真相到底符合谁的利益？能够说明什么呢？这不恰恰说明了设计师们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吗？不恰恰反映了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共同对付中国人民吗？ 此外，我国的情报工作发生重大转向。全民一体的对外警戒体系被放弃，基本放任外国各类情报人员混迹来访游客等进行间谍工作。而我国对外的情报工作也由中调部派往海外使领馆的人员从事，变成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专项职能。情报工作变成了只与官方有关而无需全民参与的事情。 六、国防的主动退却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八亿人民八亿兵的时代，是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时代，是任何外国敌对势力都不敢轻言冒犯的时代。这一方面靠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形成的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一方面靠矢志不渝地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和高精尖科技探索。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尽管只是主要的代表，却足以让国人振奋让敌人胆寒。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时代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具备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势头。 对于复辟者而言，这却是复辟大业的障碍，也是外国主子的心头大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http://bbs.cqzg.cn/thread-652590-1-1.html 这里仅记录的是毛泽东逝世后下马的尖端军工项目，不包括众多的重大民用工业和科技项目的下马,比如船舶、数控机床，大型工程装备等等。在下马风的同时，国防科研部门在全民经商，国防靠后的热潮中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一些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在一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宣扬声中，被迫向外流失。最终使中国至今仍臣服于外国产品面前，巨额外汇白白花掉。 1、运10飞机下马。 2、截至1982年，中国空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31项，其中主要有： ⑴、远程轰炸机；⑵、对地强击机；⑶、空中优势战斗机；⑷、大型军用运输机；⑸、武装专用直升机；⑹、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 3、截至1982年，中国海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11项，其中主要有： ⑴、包括现在才出来的“093，094”；⑵、“092G”大型导弹SLV驱逐舰；⑶、中国早期航母 4、截止1982年，第二炮兵部队下马原定项目多达45项，其中主要有： 包括了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直－7下马；直－8下马；歼10搁；多项核潜艇被PK；DF7惨遭肢解被销毁；大型驱逐舰计划。 此外还有国防及民用尖端技术被自动放弃，如：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工业自动化项目，数字焊接系统等。 试想，没有这些对国防的削弱和路线的倾覆，怎会有使馆被炸、飞机被撞、商船被查等等国耻？ 通过如此行径，让国防和科技自废武功，民族工业也从此无力创新迎接外资企业的挑战。 七、制造民族问题埋下分裂的种子 毛泽东时代，堪称民族团结和融合的典范，各族人民友好相处，真诚和睦，都把自己当做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有各种文字及文艺资料作为证据。 在西藏，59年叛乱被镇压后，随之进行了民主改革，摧毁了西藏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短短几年内，改变了生产资料的领主所有制。翻身后的农奴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在翻身农奴当中，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从1964年起，中共西藏工委就开始了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工作。至1975年底，在西藏除阿里地区之外的将近2000个乡中，先后建立了1921个人民公社。1975-1976年，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又领导了全区范围内对城镇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反动统治阶级被消灭，藏独失去底层民众的支持。不仅如此，达赖失去了宣传藏独的途径，藏传佛教也在人们头脑中一度有所淡化。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农奴充满解放的喜悦，还有谁一定要依靠宗教呢？在很多贫苦农奴看来，毛主席成为他们心中的神，在文革中他们敢于去摧毁过去被视为无比神圣的寺庙。达赖喇嘛，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国际社会，那时都处于几乎被人遗忘的状态，而藏人对汉人也普遍融洽友好，今天经常制造麻烦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同时，在中美修好的大背景下，达赖集团的筹码作用降低。1972年美国撤销了负责达赖流亡人员救济的难民事务专员公署，停止援助，并一再拒绝达赖访美；尼泊尔调动1万多军警，消灭并解散了盘踞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不丹逮捕了达赖派去的骨干分子，限令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达赖只能哀叹：“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自此，达赖穷途末路，开始试探我国政府的态度，甚至多次暗示他将返回祖国。 作为复辟者的设计师们是怎样推进他们的事业的呢？请看： 1978年12月28日，设计师接受美联社采访，传达了愿意同达赖喇嘛对话的信息，并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菊生邀请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1979年初，邓在北京会见嘉乐顿珠，指出：“你今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可以商量，大家可以谈。”“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并表示“非常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并问达赖可以派多少人过来，嘉乐顿珠表示初次可以派三四十人，以后每年增加。设计师马上说，不行，你要派一千人来。设计师还劝说，过去的社会迫害了很多人，别说藏族一个区域，中国内地也有很多地方的人遭到迫害。设计师举自己的例子，他都受迫害。设计师恳切地对嘉乐顿珠说：“我们大家往前看嘛，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 1980年胡要帮要求解决六件大事，：一是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二是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三是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四是大幅度增加中央给西藏的财政拨款；五是加强藏文化的地位；六是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胡的讲话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而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其核心是恢复宗教信仰。自此，治藏方式发生再次转折。 平反的贵族、农奴主与达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藏独的阶级基础。早在邓接见嘉乐顿珠后很短时间内，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名被提前释放，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胡要帮落实宗教政策期间，平反了802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对文革中查抄财产予以清退。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后来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则成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这就是所谓的“落实统战政策”。 邓、胡的政策引发了新一轮的宗教狂热，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途径。藏人被告之信仰毛主席是错误的，藏人就应该信仰藏传佛教（达赖就是藏传佛教的化身），因此，达赖喇嘛再次成为藏人心中的偶像与神，从而增强了达赖的影响，在与中央交涉过程中达赖口气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硬。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自此，分裂势力通过复兴宗教自然而然的摆脱了70年代走投无路的窘境，重新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压的一枚棋子。胡要帮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汉干撤出西藏。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80年在藏汉族干部职工12.2万人，到85年仅剩7.1万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汉干低于7万人。 藏独势力复兴根源于错误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实质并未根本改变。其次，在民族政策上“抑汉捧藏”，不断给予藏人提干、生育、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照顾，形成了排斥汉族干部的藏干“特殊利益群体”。再次，在阶级政策上，上层路线未改变，翻身农奴重新沦为“弱势群体”。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农奴“积极分子”失去原有地位，大多沦为贫困阶层。藏北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讲述：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藏独的终点在哪里？藏独为什么会得到设计师的默许并迅猛发展起来？藏独、设计师们、西方反华资本主义势力之间是怎样的利益关系？这些问题稍微一思考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八、瓦解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基础和劳动者主人翁地位 创造瓦解条件，为改革公有制企业打基础 前面铺垫的一切举措无不是为了最后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仅就社会主义的企业而言，不管是集体所有制还是全民所有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在健康地发展，充分展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活力。要想改变这个经济基础，就得让它们的优越性和活力丧失掉。请看设计师们是怎么做的。 1、前面已经说过，在把持的舆论上大肆灌输非毛化和西方民主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污蔑社会主义的企业没有活力和效率。在反复的宣传下，并且在官僚作风日渐普及工人积极性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相当多的人信以为真了。 2、在前述中，我们知道为了收买人心，在农村是提高粮食收购价和降低收购额，使农民改善了生活得到眼前利益，在城市提高职工工资、福利、奖金收买人心，对老干部落实政策提高待遇，对新官僚体系进行物质诱惑和操控，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建楼堂馆所，这些都要造成比毛泽东时代大得多的财政支出，此外，还打了一场越战。这样，就吃掉了历年的积累，吃掉了毛时代的“广积粮”，吃没了没有内外债的局面。但是正常的经济运营还要进行（否则人民就看明白了不能答应了），资金的缺口就要解决。 其实国家的财政来源，大部分来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上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金都是调拨的，其利润都要上交国家，其流动资金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也由国家拨入。但是设计师们要进行他们的伟业把企业上缴的资金都安排了用场，没有可以拨付给企业发展的资金了，怎么办？ 第一，拨改贷（1979年实施）。即原来由国家财政拨付企业的资金（全民所有制企业，理应由全民公有之财政负担），现在停止了，企业自己向银行贷款解决吧。后来又把上缴利润变成上交所得税（1983年），即利改税。这样一种政策规定，实际上是要国营企业代替国家完全承担出资者的经济责任，国家成为既不出资、也不对投资经营后果承担责任的出资者和所有者。把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收关系固定下来。用税收这种法律手段来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关系，解决所谓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可是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必须经营有利才上缴。多利多缴，少利少缴，无利不缴。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是要承担这个风险的。而税收却是依法必须缴纳的。将投资收益变为强制性的税收，实际上把风险完全给了企业，国家作为所有者变成只有赢不会输的固定收益者。社会主义的企业就此变成了没奶吃的娃。复辟设计师们的心里话是：看你还怎么有活力？！——够毒的吧？ 可是，资金还不够，怎么办？ 第二，向外国贷款，即办理日元贷款，第一批1979——1983年3309亿日元（当然是贷款是有一定的附加条件的，比如购买日本的过时设备和生活工业品等），开创自虐式引进外资的先河。 可是还不够而且越来越不够怎么办？ 第三，发行国库券。1981年起开始每年发行国库券，向人民借债。 3、实行殖民地式开放政策，便利国际资本入侵，并给以极大的政策优惠，以便在竞争中击垮国营企业。 我们知道设计师画的圈都在沿海，为什么在沿海呢？因为沿海距离外国最方便最节省成本啊。 实行开放后，我们国家内部就有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有国营（全民）的，有集体的，有本国先富起来的人等开办的私人或合营企业，有外商独资企业，还有中外合资企业。我们清楚地看到： 凡是非公有制企业都享有政策优惠。在开放之初的1983——1988年，公有制企业要上交55%的所得税，后来变为33%，但是其他企业却享有年数不等的免税和减税待遇，或远远低于公有制企业的低税率。 非公有制企业不承担公有制企业所必须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如职工的免费医疗、医院、教育、职工子弟学校、住房、离退休人员费等等。 非公有制企业不必严格遵守公有制企业正规的劳动纪律。公有制企业基本上是执行8小时工作制的，但是非公有制企业延长劳动时间加重劳动强度却是司空见惯的。 此外，由于公有制企业的管理相对正规，对于地方官员而言，非公有制企业更给他们以灰色收入的便利因而也为其大开绿灯，使各项优惠的条件政策等都向其倾斜。——这也是响应中央即设计师的号召，招商引资加快发展嘛！说白了就是促进国企垮台，加快复辟步伐。 在这种种简直有天壤之别的起跑线上，如果公有制企业反而能竞争得胜岂非出鬼了？但是，正是这种顺理成章再正常不过的失败，被称为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了，这还讲一点道理吗？！ 4、在公有制企业竞争铁定失败的基础上，大造舆论，为改变公有制基础做准备，同时发起管理层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的动员令。 在这一点上，设计师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太子党们成为先富起来的第一批，而且是狂富暴富。价格双轨制啦，走私热啦，下海啦，就是这些富豪们的发财轨迹。也正因此才会有2007年全国亿元资产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高干子弟2932人，占91%。 而各级公有制企业的管理者们也无不大显身手，以权谋私，甘当蠹虫，为日后的山鸡变凤凰狂积能量，扎扎实实地履行复辟主力军的职责。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公有制企业的竞争失败就成为必然了。竞争的失败，就是所谓深化国企改革的最好理由。 坚定不移地推进所谓国企改革的过程及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变化 1、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棋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简政放权、减税让利。这是1978年提出的。设计师们称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比不像“企业”，不是自己到市场上去自主经营、自找饭吃，而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却从不向人民说明国家的大锅饭是从哪里来的。 扩大企业自主权，结合着前述强化劳动纪律规章制度，弱化普通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民主和监督权力，使企业的领导者凌驾于群众之上 2、扩大企业自主权刚要试点，还没有眉目的情况下，1979年却匆匆忙忙作出了一个极端的、从此使国有企业一蹶不振的给企业“断奶”的决定----“拨改贷”，直接把企业打入了困境，耗尽了建国以来的积累，许多企业出现了停产、半停产，延续到后来的砸三铁，导致大量工人下岗、领不到工资，生活陷入困境。 3、在“拨改贷”保持长期影响的情况下，1983、1984两年，国家又搞了两步“利改税”。 4、利改税被证明失败后，国家决定从1987年下半年起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到当年年底，全国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已达到82%，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也达到60%以上。 此时，就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制度而言，一般是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或领导班子同企业上级行政机关签订承包合同。许多承包合同“暗箱操作”，不经职工民主决定。承包人一经确定，为了达到“优胜劣汰、减员增效”的目的，整个企业由承包人“重新组阁”、“竞争上岗”，企业原有干部、职工由承包人重新选聘、雇佣，许多干部、职工因此下岗失业。承包人成了“老板”，干部职工的去留全由“老板”决定。谁上谁下，许多企业实际是由同承包人的关系疏密好坏决定的。一些企业实行全员抵押承包，或要求职工入股，职工只有缴纳了抵押金或股金才有上岗的权利，不然就不能上岗。职工们憾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一些企业承包以后并没有搞好，职工们的抵押金、股金也泡了汤。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第一次受到全面性的冲击。 5、出台破产法。 在推行承包制之前，即1985至1986年间还发生过一个急于要搞国有企业破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某个国有企业没有搞好，但只要它有搞好的必要，就要加强其领导，进行整顿、改进，直到切实搞好。如果这个企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那就是关停关转；生产资料、债权债务等由上级机关处置，职工另行安排工作，并无难处。 但是，在复辟者们眼中，要撼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不改变工人阶级做为主人翁的天然劳动权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循序渐进的推行企业破产，采用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破产的办法来处理这些国营企业。因此，急不可耐地要求制订一部《破产法》。但是，当时我国还没有一部全面规范工业企业的完整法律，破产只是企业法制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应当先制定《工业企业法》，在此基础上再制订后为其子法的《企业破产法》。而当时主持改革的领导人刻不容缓，先推动沈阳市制定了一个地方的行政法规，向五家企业发出破产的“黄牌警告”，并在一年后的1986年8月对沈阳防爆器械厂实行了破产。然后，急促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6年12月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该法附加一条：《破产法》要等《工业企业法》实施三个月后才得试行。当时，《工业企业法》还没有讨论。一部已经最高立法机构通过的子法律要等尚未经最高立法机构讨论的主要法律生效三个月后再试行，这是中国立法史上仅有、世界立法史上仅见的现象。 从此，对于中国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来说，企业破产，职工失业好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了头上。 6、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提出所谓优化劳动组合。从1985年开始，北京、沈阳、青岛和株州四城市先后在部分企业进行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1986年，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皆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等改革劳动制度的四个规定。这是对建国以来我国劳动制度的重大改革，其深刻的内涵就是把工人阶级作为改革对象。 “优化劳动组合”的最主要之点就是企业的全体人员，从干部到工人，人人取消原有的职务、工资，摔掉“铁饭碗”；根据精简机构的要求，重新竞争上岗，优胜劣汰；分配拉开差距，奖勤罚懒。 劳动合同制，通过人人都同企业签订一份劳动合同，明确了职工与企业之间只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契约关系，职工与企业的生产资料无关了，职工的企业主人地位也就不复存在。在此基础上经过优化劳动组合，在岗的“铁饭碗”砸掉了；干部职工都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一大批人下岗失业了。这是工人阶级主人地位丧失的又一大过程。复辟设计师们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7、物价改革。198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急风暴雨的一年。设计师们下决心要在这一年闯一闯物价改革这一关。设计师多次讲话鼓励“闯关”：“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成路。”结果，闯出了一个全国抢购商品、挤兑银行存款的风潮；闯出一个官倒泛滥风潮；闯出一个皮包公司扰乱市场风潮；闯出1989年的大动乱。然而，设计师们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稍一稳定，又抓紧推进改革，并进一步明确了不要问姓社姓资，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 与此相配套，工人阶级的地位还必须进一步改变。1992年1月25日，劳动部、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国家体改委、人事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的意见》，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来，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整体上看，企业内部“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弊端没有完全破除，影响了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企业内部真正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机制，成为当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任务。国务院批转的《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九二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也指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能高能低的内部分配制度；打破“铁饭碗”，建立能进能出的劳动用工制度；打破“铁交椅”，建立能上能下的干部管理制度；建立企业内部分配和建设投资约束机制，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破三铁”运动。据统计，全国进行三项制度改革试点的企业达6万多户，涉及3000多万职工，占职工总数的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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