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文艺批评的典范 我们对列宁自身树立的文艺批评榜样重视得不够。这是一笔亟需开掘的理论遗产。从1908年托尔斯泰八十寿辰到1910年托翁逝世，列宁先后为他写了七篇研究和评论文字。这一现象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和批评史上是罕见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俄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不可知论复活、泛滥。“否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存在”[22]，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一些“跪着造反”的思想家，集中攻击辩证唯物主义。列宁为了揭露和清算这股反动哲学潮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论战性的著作，粉碎了修正主义的进攻，捍卫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虽然不是文艺学或美学著作，但它其中关于主体与客体、艺术与现实关系、本体论、实践观以及彻底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对科学的文艺学和美学的指导作用极其明显。文艺理论研究在学理和哲学根基上出问题，很多是出在这些方面。如今阅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常感到列宁好像是针对我们当下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情况讲的。有些学者所犯的错误，其实就是当年列宁批评的马赫主义性质的错误。该著作的针对性、现实性、实践性极强。了解了这个大的理论环境，才会更清楚地认识列宁评价分析托尔斯泰一组文章的价值。 恩斯特·马赫，奥地利-捷克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马赫主义”创始人。在哲学方面，马赫继承了英国的经验论和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提出以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等感觉要素来“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分歧，认为物质、运动和规律都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一思想后来成为维也纳和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批判。 可以这样说，列宁评论列夫·托尔斯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认识论原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列宁指出： “ 其实，马赫主义者是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不充分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不彻底贯彻感觉论。他们不承认作为我们感觉源泉的、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他们没有把感觉看作是这个客观实在的正确摄影，因而直接和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为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相反地，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比它的显现更丰富、更生动、更多样化，因为科学每向前发展一步，就会发现它的新的方面。唯物主义者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唯一的和最终的客观实在的映像，所谓最终的，并不是说客观实在已经被彻底认识了，而是说除了它，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客观实在。这种观点不仅坚决地堵塞了通向一切信仰主义的大门，而且也堵塞了通向教授的经院哲学的大门。[23] 面对当时的唯心主义泛滥的思潮，列宁指出：鉴于理论上的瓦解和混乱，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因此“坚决反对这种瓦解，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24]这一点，对我们当前的理论形势也有某种比照的意义。 列宁评价托尔斯泰的一组文章，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上的具体运用。说白了，他是在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比如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取消派、庸俗的俄国知识界以及俄共内部的“左”的和右的意见唱对台戏，反对将托尔斯泰说成是“公众的良知”、“生活的导师”、知识分子的“良心”、“文明人类的呼声”等庸俗吹捧，反对将托尔斯泰说成是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势不两立的贵族和大地主思想家，用辩证批判的、唯物反映的、阶级与社会情绪、心理分析以及前瞻性观点，回答了几乎所有事关托尔斯泰的思想、学说、创作和价值的问题。列宁始终是把托尔斯泰“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25]来认识的，托尔斯泰的渺小与伟大、软弱与有力，伪善与真诚，肤浅与深刻，都是由于他作为这种“表现者”引发出来的。列宁说： “ 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26] 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异常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这场革命的力量和它的弱点。[27] 列宁还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艺术性和天才描写，给与了极高评价。 这里的关键，是列宁创造了一种文艺批评的方法。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应予特别认真的研究。它们对于像托尔斯泰创作和学说这样巨大的文学和社会现象，在一切主要方面都作了透彻的阐述，它们是把列宁主义方法运用于文艺学的光辉典范。”[28]这组文章，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艺术推进到新高度，开辟了新生面，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提供了许多新资源。与此相关，列宁评论作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阿尔曼德、鲍狄埃、别的内依，以及反动文人阿维尔钦柯等的文章，都是文艺批评上留下了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 五 列宁对文化和文艺创作问题的科学把握 为了重点谈一下列宁对社会主义时期文艺运动的认识，关于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学说和对作家、艺术家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少讲一些。其实，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中提出的“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29]的观点，今天看来是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这一著名的文化学说，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文艺理论宝库的又一重大贡献。用列宁的话说，这种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列宁不赞成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口号，认为“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骗局。他认为“我们的口号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列宁指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崩得分子”避而不谈“两种民族文化”，不谈“这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最起码的基本的道理，而‘大谈’其空话，这实际就是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鸿沟，把阶级鸿沟掩盖起来，使读者看不清楚。”“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与民族主义市侩为伍，而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为伍。”譬如，在俄罗斯，“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30]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以此观之，在文化问题上不加鉴别和区分低大谈所谓统一的传统文化，大谈现代以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化，排斥历史上的民主主义文化和劳动阶级文化，贬低“五四”以来进步的新文化，虚无中国共产党所开创和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实在是令人费解、匪夷所思的。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学说，给了我们一剂治病的良药，也给了我们锐利的战斗武器。 列宁是懂得文艺创作的规律的，这方面他发表了许多见解。譬如，他谈过“应当幻想”[31]的问题，谈过“典型”问题，谈过“小说里全部的关键在于描写个别的情况，在于分析特定典型的性格和心理”[32]的问题，谈过创作的“问题正在于社会典型，而不在于个人的特性”[33]，谈过有些新小说作者不过是“尽量凑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事’，把‘淫荡’、‘梅毒’、揭人隐私以敲诈钱财（还把敲诈对象的姐妹当情妇）这种桃色秽行和对医生的控告拼凑在一起，如此而已”[34]，谈过作家的心理、情绪和感情特征问题，还谈过“题材多样化”[35]和文艺的批判继承问题，等等。此外，列宁以“严厉的老师和和善的、亲切的朋友的态度”[36]对待高尔基等作家的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 六 列宁领导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宝贵经验 列宁具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时期领导文艺的经历。这是历史赋予给列宁的一个超越前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地方，也是他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契机。列宁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度占统治地位的文艺思想，并第一次直接应用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和文艺工作，这是史无前例的破天荒的事情。十月革命后六年多指导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实践，使列宁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他的有关文艺问题的指示、命令、决定、电报、批示，以及文章和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确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这笔遗产，是应当好好研究的。 归纳起来，似乎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总结：一个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着力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如何防止文化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与教条主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中，列宁谈论文化问题是最多的。列宁说： “ 红十月为极大规模的文化革命开辟了宽广的道路，这一革命是在业已开始的经济革命的基础上、与之不断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它必须在几年、十几年内弥补上好几百年文化上的空白。除了苏维埃的机构和机关而外，科学家、艺术家和教师们的为数众多的团体和联合会也在为文化的进步行动起来了。[37] 但是，在解决这一新任务时，首先遇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未来派”的阻碍。他们对人类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要理论家波格丹诺夫、普列特涅夫等人，提出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的特殊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的主张，且相当一段时间内在文化和文艺界颇为流行。列宁对这种“左”的思想理论倾向进行了原则性的长期斗争。1920年9月，列宁在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二版写序的时候，就明确讲道：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1920年10月8日，在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起草的一项决议草案中，列宁再次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指出如果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不去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去“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并要求脱离教育人民委员会实行“自治”，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38]。写于1920年10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稿》，更是明确地指出：“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和斗争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39]“无产阶级文化派”中的某些人等，公开抵制和抗拒列宁的批评和党的决议，《真理报》上开展了大论战，可见斗争是很激烈、复杂的。 我们不去讨论这场斗争的细节和过程，从列宁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发现列宁的思想是实事求是、辩证而深刻的，它解决了社会主义文化怎样来建设的大问题。列宁于逝世前，还在关心这个问题，他在疾病的间歇口授的最后一篇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继续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过分唠叨，过分轻率地奢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列宁认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列宁忠告人们： “ 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40] 再一个理论上的贡献是，列宁在极端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对苏维埃文化和艺术建设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悉心的指导，开创了无产阶级的文艺管理科学，并创造了20年代苏维埃俄国文化和文艺的活跃期。这期间，为了解决“缺少文化”问题，列宁多次提出：在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之后，要进行文化革命、文化变革。“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国家了。”[41]因之，列宁对出版法、报纸和宣传工作、城市雕塑和纪念碑、街头标语牌、古代文物和艺术品、戏剧与舞台、电影事业、扫盲、自然物和公园等，都极为重视，签署命令、作决议、下指示、拨专款、审批方案，非常具体。以电影为例，列宁曾经对卢那察尔斯基说：“您应该牢牢记住，对于我们来说，一切艺术部门中最最重要的便是电影。”“应当让好的电影深入到城市的群众中去，尤其是农村中去”[42]。列宁认为要尽力增加电影局经费，并指示“要摄制浸透着共产主义思想反映苏维埃现实的新片”，“不能容许放映反革命的和不道德的影片”，要“规划处一个摄制趣味影片和科学片的明确的比例数字”[43]。这些意见，现在看来也不过时。 列宁一方面提倡艺术上的独创精神，一方面又着手解决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列宁认为，文化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物质残余中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是在于恢复它。1919年4月17日，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说：“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44]我们要“用资本家拣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困难就在这里，胜利的保证也在这里！”[45] 在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列宁不仅提出主要任务是学习，同时还着重解决了“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的问题。这一思想在《青年团的任务》演说中，阐述得最为详尽。列宁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46]这样，列宁就把社会主义条件下批判继承旧文化、发展新文化的思想方法论表述得十分清楚了。 列宁通过高尔基呼唤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到下面去，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观察、体验，分辨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将生活作为文艺创作源泉的思想，也很精彩。 列宁对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文坛出现的活跃与混乱，出现的把握不定、模糊不清的探索和尝试，出现的渴求文艺新内容、新形式、新方法，出现的某种在艺术上仿效西方的“赶时髦”倾向，也极为关注。他认为这种动荡和探索是一种觉醒，“也就是那种决心为苏俄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和文化的力量的活动，是好的，是很好的”[47]。但这不意味着作家、艺术家可以胡编乱造，没有准绳，不意味着尽可以抛出腐朽、堕落、有毒、肮脏的作品而无需过问。这种创作的自由和开放是有原则和方向的。面对文坛的混乱和躁动，列宁说： “ ……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48] 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和态度。在对待文艺的“新”“旧”问题上，列宁给出了一个看似保守、实则颇具远见的极为重要的美学原则。他说： “ 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抛弃真正的美，拒绝承认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此外，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伪善，当然，还有对盛行于西方的艺术时尚的不自觉的尊敬。[49] 这就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美学方向。列宁一直主张，“应该把美作为根据，把美作为构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艺术的标准。”[50]列宁对当时出现的某些抽象现代派艺术，明显持保留的态度。克鲁普斯卡娅就说过：列宁对这种现代派的艺术似乎格格不入，不能理解。[51]卢那察尔斯基也说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列宁从不把个人在审美上的好恶作为指导性思想，他在艺术问题上是非常审慎和民主的。列宁甚至谦虚地说过：我们也许确实都老了。“我们不再懂得新的艺术了，我们只是一瘸一拐地跟在它的后面。”[52]（其实，十月革命成功时，他才47岁，去世时才54岁。）我们尽可以研究和讨论列宁对待现代派艺术的态度正确与否，但不可否认的是，列宁强调的是文艺上的“新”不能失掉文化的优秀血脉，尤其不能忘掉支持那些在革命运动影响下产生的新东西。列宁寄希望的是建设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文艺。他包含深情地说： “ 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热爱。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我们必须经常把工农放在眼前。我们必须学会为他们打算，为他们管理。即使在艺术和文化的范围内也是如此。[53] 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意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后来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发展——的许多基本线索。列宁豪迈地指出：“群众的一般文化水平的高涨可以奠定一个稳固而健全的基础，从这一基础将成长出为发展艺术……所必需的强大的取之不竭的力量。”[54]他认为，工人和农民“是文化的土壤——假如面包有了保证——在那上面，将成长起一种按内容而规定其形式的、真正新兴的、伟大的艺术，一种共产主义的艺术。”[55]这是列宁的艺术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憧憬。 列宁告诫说：“我们应该研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困难的新道路的特点”[56]，“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57]。这些思想，无疑为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文艺思想的本土化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我们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有充分根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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