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或许你会以为，活跃在夜店的妙龄女孩拼命邀男顾客点单是为了提成，然而Ashley Mears调研发现一些夜店女孩除了免费酒水之外，并不能获得任何物质回报，这似乎在描绘了一番“劳而不获”的剥削景象。这其中又是怎样一个体验？

(图片来源：pexels)

昏暗迷幻的灯光，令人如坠云中；动感刺激的音乐，让人血脉偾张。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妙龄少女，衣着暴露，半醉半醒，嬉笑、尖叫……

这是发生在高级夜店中的典型一幕。这样的高级夜店，如今遍布各个国际大都会与旅游度假胜地。它们服务于有相当消费能力的男性 “精英” 顾客，而 “夜店女孩” 的数量和质量，是夜店赖以吸引顾客、刺激顾客多多消费的核心手段。这些女孩都经过了掮客的精挑细选（换句话说，不是谁想来就能来），她们在店中的存在、与男顾客的互动，是夜店提供给顾客的核心体验。

但是，夜店女孩本身并非夜店的雇员，除了免费酒水之外，她们不会获得任何物质回报。

女孩们在夜店里的表现，无疑可以被看作是服务性劳动，它为夜店店主与掮客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却没有给劳动者本身带来任何报酬。这种 “劳而不获” 正是一种剥削现象。但夜店女孩们不仅不抗拒这种剥削，甚至还在自身价值被剥削的过程中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呢？

超模社会学家的参与观察

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Ashley Mears 新近的研究指出，夜店女孩之所以愿意参与无偿劳动，不是因为她们缺少反抗的能力，也不是因为她们满足于夜店带来的 “美好体验”，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们与掮客之间的某种类似友情的亲密关系。

为了完成这项研究，研究者进行了长达 18 个月的田野调查。在此之前，Mears 曾经对时装模特行业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在研究中结识了一些夜店掮客（许多掮客会重点结交时装模特，并争取把她们带到夜店去）。渐渐地，夜店掮客开始向她发出邀请。Mears 意识到这是进行参与式观察的好机会，遂开始以 “夜店女孩” 的身份跟着掮客们频繁出入夜店、进而结识更多的掮客。除了上百次的夜店实地观察，她还采访了四十余位掮客和二十位夜店女孩。

Mears 之所以能以夜店女孩的身份进行参与观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自身的条件——她曾经是一位一线超模，被称为 “最美社会学家”。

从 “交个朋友” 到 “投桃报李”

研究者发现，掮客们会策略性地和女孩们 “交朋友”，并以这种友情关系为基础动员女孩们去夜店。在这个过程中，女孩们逐渐将 “去夜店” 看作是和朋友一起去 “玩儿”，而忽视了自己事实上是在从事一种被剥削的劳动。

许多掮客往往会集中在时装行业密集的地点，以 “偶遇” 的方式和年轻貌美的女孩们搭讪、套磁。在搭讪时，掮客们绝口不提自己是掮客，而只是说要 “交个朋友”（为了提高搭讪成功率，掮客以帅气有魅力的男性居多）。在开始接触的一段时间里，掮客会带女孩们进行各种吃喝玩乐活动，培养亲密友情（甚至会发展到暧昧的情感关系）。掮客们只有在和女孩们混熟了之后，才开始邀请她们去夜店。

在建立友谊的过程中，掮客会向女孩们输送一些物质好处，比如奢华晚餐、贵重礼品。但女孩们之所以愿意与掮客同去夜店，却不仅是因为这些物质好处的激励。许多女孩都觉得，自己有一种 “投桃报李” 的道德责任——在她们看来，这是朋友之间的互助互惠，而不是冷冰冰的经济交易。

而到了夜店里，掮客们也需要用各种方式让女孩们表现得投入、放得开，从而为男顾客们营造出 “嗨” 的氛围。掮客和女孩们之间的关系越紧密，女孩们就越能投入地享受在夜店中的几个小时。同时，“嗨” 的体验也能强化掮客和女孩们之间的亲密。女孩们甚至会出于和掮客的友情，去和男顾客们搭讪、劝他们多消费，以此增加掮客的收入。

也就是说，女孩们之所以愿意去夜店，是因为她们与掮客之间建立的私人关系。正因为此，女孩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在 “玩儿”，极力抗拒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经济性劳动。这样一来，女孩们反倒不能接受掮客们向自己支付经济报酬。在女孩们看来，一旦接受了经济报酬，自己就和性工作者无异了。为了和性工作者划清界限，夜店女孩们必须强调自己的行为不是经济目的所驱使的。

劳动者甘愿 “被剥削” 的背后

劳动者为何甘愿让自己的劳动价值被剥削？这是自马克思以来的许许多多社会科学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种常识性的解释是，资本的强力压迫以及劳动者对于资本的经济依赖，使得他们别无选择。而 Michael Burawoy 等学者指出，单靠经济控制和权力压迫，不足以让资本完成对工人的剥削。资本还通过塑造 “企业文化” 等方式对工人进行意识形态动员，使他们要么将工作当成一种激动人心的游戏、要么对企业产生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意识，从而心甘情愿地拼命干活。

而 Ashley Mears 的研究则告诉我们，无论是基于权力压迫的解释，还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解释，都是不全面的。许多被剥削的劳动者之所以不加反抗甚至乐在其中，是因为他们和剥削自己的人建立了某种亲密的生命联系，以至于根本不觉得自己是在劳动。

过去几十年，劳动的形态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许多服务性、创造性行业中，已经不存在固定的劳动场所、劳动时间、劳动关系，甚至 “劳动” 本身的性质和边界也越发难以确定。 当劳动变得越发面目模糊，私人化的生命联系对于剥削过程的实现而言变得越来越重要。

参考文献

Mears, A. (2015). Working for free in the VIP relational work and the production of cons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6), 1099-1122.

Burawoy, M.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