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这是笔者在21年前，即1991年2月写的一篇文章。那时的“环境”和“气候”此文不能公开发表；现在公开发表也难。但在21世纪新的一波《向往毛泽东》大潮的激流中，在网上交流应该是可以的。时至今天，仍然有人大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所领导的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斗争，对此我们不能不运用马列毛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锐利武器，理直气壮地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现在我全文引录于下，供同志和同仁批评斧正。
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甄岩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给予社会存在以巨大反作用。由此引出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之间的辨证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定社会的文化则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建国以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抓好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不断抓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它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发展。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发生过严重的挫折（主要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因为处在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大刮“五风”所致），但这毕竟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客观规律。发生在40年前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建国后第一次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重大阶级斗争。
对于这场斗争，是肯定还是否定，时隐时现，至今整整争论了40年。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评价武训，如何评价电影《武训传》，如何评价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及《武训历史调查记》。笔者就以上问题发表管见，以与同仁商讨。
一 对武训的评价
武训是电影《武训传》着力塑造的一个主人公。武训到底是劳动人民的“一面旗帜”、“革命者”、“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还是一个落后农民以致向反动统治阶级变节投降的“典型”呢？
首先，武训的产生，不是根植于中国大地生长出来的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而是在唯心主义封建迷信“梦幻”基础上树立起来的形象。处在清朝末年，山东省堂邑县的贫苦孩子武七，天资聪明，喜爱读书，因家境贫寒，不能上学，是一个斗大字不识的“睁眼瞎”。后被地主骗了三年的工钱，毒打一顿赶出家门。武七病死在破庙中，三天三夜不省人事，在梦幻中游历地狱天堂。他看到不识字的穷人在地狱受苦，识字的人在天堂享福。于是经过梦幻之后，武七大彻大悟，找到了一个解救穷人的“真理”：穷人之所以受穷受苦，就是由于不识字；只要穷人读书识字，就可以翻身解放，过好日子。试看这个完全脱离中国国情，完全脱离中国穷苦农民的实际，在梦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典型”，能够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面旗帜吗？
其次，他从梦幻中悟出来的“真理”，穷人只要读书识字，就能翻身解放过好日子，能够实现吗？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世界数千年的文明史，无不证明了一个真理：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要解放亿万劳苦大众，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下，发动贫苦农民为主力军，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而所谓“教育救国”、“乡村建设救国”、“办实业救国”，岂非梦呓！这样一条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永远走不通的！
其三，武训所悟出来的解救中国的道路，行乞兴学，只能是没有普遍意义的死路。试问，他自己穷苦不堪，只能靠给地主扛长工填填肚子，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能够饿着肚子去读书上学吗？象武训所谓行乞兴学，只有向地主阶级变节投降，依靠地主阶级作靠山，对劳动人民敲诈勒索，才能办起三所“义学”，而在这三所学堂里也只有有饭吃有衣穿的富家子弟才能去上学，广大穷人的孩子依然如故，不能上学；即使真有少数穷人子弟能够上学，也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愚弄欺骗人民的点缀，进而把这些穷人子弟熏染成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卫道士和孝子贤孙。
其四，至于武训的人格。他为了行乞兴学，博得富人的欢心和施舍，把自己打扮成十分可怜和滑稽的样子：穿着一身破衣服，头上留着一个小辫，不时变换地方，到处向人下跪磕头乞讨；为了乞讨几个钱，不惜当众食砖头、吞粪便、吃蛇蝎、喝脏水，爬在地上学骡子作马让人骑，甚至任人拳打脚踢，嘴里还唱着“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为了乞求地主豪绅帮他办学，可以在他们门前跪上三天三夜，直到答应为止。至此，武训不仅换得了地主阶级对他的青睐，而且博得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欢心和嘉奖。其原因不是别的，就因为武训成了维护清朝统治者的忠实走狗和帮凶。这样一副奴才的嘴脸，难道能够成为劳动人民的旗帜、模范、英雄吗？
二 对电影《武训传》的评价
电影《武训传》所着力塑造的武训，是一个向封建地主阶级磕头跪拜，行乞兴学，要让穷孩子读书识字。他固执地认为这是拯救人民出水火的根本途径。如果以此作为武训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似乎有点过分，但他确实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用腐朽思想文化，麻醉毒害人民以消弭反抗的需要的产物。电影《武训传》以武训为寄托，宣扬不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实现人民翻身的改良主义；而同时又把农民革命失败作为武训兴学成功的反衬。
影片贯穿始终的主题歌是《武训颂》，唱什么：“。。。。。。谁启我愚？谁济我贫？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看吧！不须多加一字，答案异常清楚：影片号召我们应该学习武训。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师承武训的结果——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才把中国人民从地狱领到天堂。尽管影片给武训戴以种种“桂冠”，但当观众看到武训种种滑稽可笑无耻的表演时，再联系影片的主题思想，掌握了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科学世界观的共产党人不难发现：“《武训传》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把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样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16页）这段话尖锐犀利，至今仍然闪烁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的不朽光辉。
《武训传》的放影，也不符合革命时代发展的要求。正当中国人民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时刻，影片对中国历史、中国革命进行歪曲；正当中国人民需要彻底消灭蒋军残余，进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国内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时候，电影《武训传》却在客观上向我们指出了一条相反的路。它要我们放弃革命传统，根本不去触动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要我们做受侮辱不知怨恨，受压迫不知反抗的软骨头！总之，《武训传》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所反映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当年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要求。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主流是不能给予肯定的。
三 对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评价
电影《武训传》讨论的经过大体是这样。先是许多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赞扬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同时，还出版了电影小说《武训传》，章回小说《千古奇乞》和《武训画传》。一时间吹起了一股不小的“武训热”。不久，以杨耳为代表的许多革命文艺评论家开始发表文章，批评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认为《武训传》是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所表现的题材是“一个根本不值得表现的题材”，它“歌颂了不应当歌颂的人物”；认为武训是“向统治者作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统治阶级也正利用了武训”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为维护其反动统治服务。
作为这样一场围绕电影《武训传》展开的事关大是大非问题的讨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理所当然地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武训传》上映后不久，毛主席即看了这部电影，也注意到了文化教育界围绕电影《武训传》和武训讨论中的两种不同意见。他认为电影《武训传》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大问题，也关系到党的自身思想建设的大问题。他很不满意文化教育界一些人对武训和《武训传》的颂扬，更不满意一些党员，尤其是文艺界的一些负责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并执笔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刊登在195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随后，中宣部、教育部、华东局先后发出指示和通知，指出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一种全国性的思想运动”，要求把《武训传》的批判普及到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并且要联系实际检查自己。这样，以批判电影《武训传》为起点，在全国兴起了对旧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今年是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四十周年，对这场讨论的评价也争论了四十年。意见是尖锐对立的，基本有两种：一种认为应该继续肯定对《武训传》的批判，另一种认为应该彻底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80年代前，赞成批判者是多数，在地上；反对批判者是少数，在地下。80年代后，赞成批判者在地下，反对批判者在地上。笔者是支持前一种意见的。因为，这是建国以来文化教育界围绕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开展的第一场斗争，它关系到在思想政治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重大问题。特别是联系1989年政治风波来认识其意义更加清楚。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几十年来，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抓好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始终紧紧抓住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使我们伟大祖国，不论在顺利情况下，还是在遇到国内外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全党全国人民都能够紧密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周围，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奋勇前进。但自1979年代以来的十几年间，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放松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尽管也进行了四次大的较量：1979-1980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1983年批评精神污染的斗争；1986年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1989年春夏之交反对“腐败”、“官倒”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但都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斗争软弱无力，致使前三次斗争都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得势而告终；于是酿成了前年春夏之交，成千成万人民群众反腐败、反“官倒”斗争的悲愤情绪，公开发动一场向修正主义的当权派们夺权的严重政治斗争。后遭到邓小平等人的血腥镇压而告终。（笔者注：这里的一些提法和观点，根据笔者现在的认识，作了个别的修改。）
这个血的教训，它象一面镜子，使全国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猛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无论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还是思想战线上，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仍然尖锐激烈地存在着。若对这种形势不认识，或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听之任之、麻木不仁，任其自由泛滥，势必有一天，无产阶级的政权就会得而复失。所以，无产阶级要提高警惕，要经常不断地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审视1951年5月开始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它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迅速涤荡了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提高了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为以后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打下了基础。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争作贡献的积极性。
有论者认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简单和粗暴的”。这种看法未免带有片面性。围绕对《武训传》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到作者和编导。有赞扬的自由，当然也应当有批评的自由。这谈不上简单、粗暴。至于毛泽东同志写的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尖锐地指出了《武训传》的要害，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和这场讨论的影响及意义。凡是稍有一点新闻知识的人，都懂得报纸的党性原则，更不待说是党的机关报。在社论中鲜明地表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态度，无可厚非！这也谈不上简单、粗暴。在《武训传》讨论和对资产阶级唯心论错误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对涉及到的人物，如影片的编导孙瑜，主要演员赵丹，以及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上确实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也联系思想实际作过自我批评。但对他们的处理是恰当的，并没有作任何的政治结论，也没有给任何组织处理，事后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继续做他们的执导和演员。因而这更谈不上任何的“粗暴”、“简单”、“过火”，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实之词”等等。
否定论者还说什么，这次批判“不实事求是”，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定一切，无限上纲”。其实，这种指责本身就是不实事求是的。这里要涉及到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评价问题。
正因为这次批判是新中国刚刚建立，其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又主要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处理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行13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根据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阅改而成的。这样做的本身恰恰说明，这次讨论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即把学术的争论与深入社会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了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先河。决不象某些论者所言，是扣帽子、打棍子、以势压人。若是如此，完全没有必要组织十几个人，花几十天时间，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实地调查。只要凭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发个指示，下个政治结论不就行了。
另据原调查团成员冯毅之说，这次调查，是先作出结论，再收集材料加以证明，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其实，这种看法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其一，当年调查团有13人，而其中只有一人（即冯毅之）出来撰文否认这个调查的真实性；其二，任何搞调查研究的人都知道，在调查之前总要先提出调查目的、纲目，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找多方面的知情人调查了解。难道这样调查就是先作出结论再找实证吗？这只能说明冯先生对调查研究无知！其三，从《武训历史调查记》的撰写过程，人们也看得清楚：先由调查团的几个人起草后，经毛泽东同志阅改而成。它既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杜撰的，也不是他在阅改中不顾事实，凭主观想象，“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定一切、无限上纲”编造的。请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394-404页，根据手迹刊登了毛泽东同志阅改后的全部文字。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根据所调查事实在别的同志起草的基础上，作的某些修改，或者加写的某些话，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得出的必然结论。其中没有任何强加于人的现象存在。在此，我们倒想请否定论者能象当年的调查团那样，眼睛向下，脚踏实地，深入到临清、堂邑、馆陶认真调查几十天，拿出逐条批驳“调查记”的真凭实据，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不要仅靠关在屋子里想当然地扣几顶帽子什么“极左”、“过火”、“伤了人”、“影响不好”等等了事；也不要仅从古纸堆里去东抄西摘，拼凑看风使舵的八股文章——这样做才真是一种先做结论，后找实证的主观武断的实用主义。
其实，早在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社论发表以前，已有许多同志讲话、写文章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其中，邓友梅的文章则反映了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人对武训持批判态度。邓的文章说：“一九四八年冬天，雎杞战役后，我们部队转移到黄河北岸休整，当时我就住在武训师院（也就是崇贤义学）和武训墓的所在地——堂邑县柳林镇，我就有意无意地接触了一些关于武训的材料，个别同志曾研究过是否可以用来教育部队（主要是鼓励文化学习），但结果大家都认为不行。原因是武训不仅没有革命思想，而且他的行动是直接替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而冯毅之却说：《武训历史调查记》“不是根据历史事实来研究历史人物，而是根据现代观点和需要来给历史人物定性。那种调查方法也是不对头的。先做出了结论，定好框框，再去调查材料来证实结论的正确和框框的公正，它能正确和公正吗？”（《齐鲁学刊》1981年第1期第39页）此观点自封为唯物史观，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冯先生真正不了解什么叫唯物史观，什么叫唯心史观？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什么“现代观点和需要”来混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其真意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运用唯心史观，适应资产阶级自由化研究历史的需要谈论问题。在这种立场观点指导下的“调查方法”，“结论”、“框框”才真正不会是正确、公正的。而邓友梅同志所在部队的同志早在1948年就比1981年的冯先生还要高明些。
之所以否定论者敢于否定《武训历史调查记》，其主要原因是处在1989年前的十年间，在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支持和纵容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思潮猖狂向四项基本原则进攻，他们把主要矛头集中对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上面，他们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置若罔闻、阳奉阴违，反而变本加厉公开地狂热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下面，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者又不能讲话，也无地方讲话，只要你一讲话，什么“僵化”、“保守”、“反对改革”的大帽子，铺天盖地向你压来。那时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里确实出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新中国建立以来，只要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有不同意见时，凡是毛泽东讲的话都是错误的；凡是毛泽东领导的支持的事都是有问题的。否定了过去的“两个凡是”，又出现了新的“两个凡是”。难怪他们要把建国以后的三十年历史，说得漆黑一团、暗无天日、凄凄惨惨，简直比蒋介石统治时还坏。既然如此，他们要否定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斗争及写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毫无疑义的了。
通过以上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回顾和评述，只要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站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进行分析，就会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这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坚持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对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是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至今，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得逞，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91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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