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品格与文革的起因（完成稿） 水陆洲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目前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左派认为是起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右派认为是纯粹起于高层领导人的个人权力斗争，官方公开的观点认为是起于毛主席 “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以及对当时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从而造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给出的便是这样一个全盘否定的评价。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保持着伟大、光荣、正确的良好威望，又因为那时的人民群众也确实能像党中央所号召的那样，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对文革的全盘否定立即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然而三十多年过去，“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基础上“先进生产力代表”们的崛起，“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理论指导下“消除”和“共同”的佳绩，“韬光养晦”的涵养、，坚定“维稳”的天威，资源消失的神速，环境变化的神奇，有毒、有害、转基因食品的繁盛，社会治安状况的多姿多彩，贪污腐败记录的不断刷新，殖民文化、汉奸文化的登堂入室，开放的投怀送抱，改革的英勇无畏，帝国主义新殖民地的建设成就，都使得文革的“浩劫”清单黯然失色。所有这些社会现象，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被灌输的观念进行清理，对于历史和现实，包括对文革，进行独立的、审慎的思考。虽然官僚资本主义和右派占据了主流媒体上的宣传优势，左派的声音和宣传阵地受到了封杀，虽然文革这个重大课题还是学术研究的禁区，虽然在互联网上，左派的言论自由也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经过互联网上十几年的思想交锋，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革的全盘否定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御用学者对于文革起因的推定也越来越不被人们所接受。 西方的文革研究者对于文革起因的推断则要复杂得多。 一、文革不是起于个人权力斗争 文革到底是起于个人权力斗争，起于错误的政治形势判断，还是起于两条路线斗争，这是文革研究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要明确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毛主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何种道德表现。 （一）毛主席的品格
文革的起因，极右分子多数人认为是两位主席的个人权力之争（其实改革派人物内心未必不是这样看）。历史研究并不排斥对历史人物的心理进行揣测，但这种揣测必须建立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之上，所得出的结论必须与研究对象的思想、性格和行为习惯大致相合。 利益关系是道德的核心内容。照毛主席的话说，人有损人利己的，有利己而不损人的，有可以损己利人的。
一个人只要观察一下自己所接触过的人，或者在利益关系的镜子前把自己的心灵和道德表现认真照一照，就该知道一个自私的人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会作出何种抉择。 一个人如果是自私的，其狭隘的人生观乃至卑鄙的心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必然会有一些外在表现，如损人利己、恃强凌弱、趋炎附势、结党营私、助纣为虐、贪赃枉法，这些是缺少道德约束者谋取私利的有效手段。 如果毛主席是出于个人权利之争才发动了文革，他就是个自私甚至卑鄙的人。这种道德判断与毛主席的思想、道德、性格和一贯行为能够相合么？ 毛主席的一生不是个人奋斗的一生。 1． 毛主席在个人名利和地位前的态度 自私卑鄙者的道德品质与强烈的物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很难接受艰苦的革命生活。
秋收起义前，起义部队的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生活水准大大高于士兵。三湾改编后，干部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而余洒度（起义军师长）、苏先俊（起义军团长）等投机革命的军官，却留恋旧军队中的“三金”（金牙齿、金戒指、金边眼镜）、“五皮”（皮鞭、皮武装带、皮挎包、皮靴、皮绑带）和四菜一汤等特殊待遇，害怕与战士同甘共苦，因此他们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对军队的改造，反对向艰苦的农村进军，最后借口向党中央和省委汇报，离开了部队，以后又叛变了革命。 毛主席却坚持与起义部队战士同甘共苦，带领部队向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同时物资也比较匮乏的偏僻的罗霄山脉进发。 其实，当时无论是要追求物质利益，还是个人政治地位，毛主席都具备极好的个人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一个时期，陈独秀很赏识毛主席的才干，让他担任中央局秘书（相当于中共中央秘书长），但是因为后来与陈独秀意见不合，他被逐出中央，剥夺了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权。 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和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毛主席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蒋介石连党代会代表都不是）。他还被指定为国民党二大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之一。1925年10月，汪精卫推荐毛主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二大又连任。在国共分裂前后，很多共产党员的高级干部如周佛海、陈公博、邵力子、谭平山、李达、李汉俊等，都脱党做了国民党的高官，或同时脱离两党留在了大城市。毛主席却毅然离开国民党的高位，远离大城市舒适的生活，发动秋收起义，开辟农村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后，毛主席还要受中共湘南特委的领导。 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在承担这些历史重任的同时，毛主席不仅放弃了享受高官厚禄的机会，选择了非常艰苦的生活，还承担了巨大的生命危险（土地革命战争中多次遇险，很多人就牺牲在他身边），坦然接受了个人政治地位的降低。 他在瑞金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由于粮食紧张，规定红军战士每人每月45斤粮食，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只有30斤。可是，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在此基础上，又把粮食定量减到每月25斤糙米，同时还要节约一些饭给警卫员吃。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工作劳累，毛主席日渐消瘦。原来很健壮的身体，也生起了大病。 毛主席有夜里工作和看书的习惯，但是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了经济封锁，为了让红军战士能多吃一点油，毛主席下令节省灯油，他的油灯和每个连部值班所留的油灯一样，只用一根灯芯。 有一次，总务处的傅处长给毛主席送来一套新棉衣，他恳切地说“往年的棉衣您都不要，今年这套，您就收下吧！”毛主席说：“现在物资供应困难，你们先发给战士穿。我这套旧棉衣和我有感情了，还可以对付一冬。” 傅处长望着主席身上那套拆洗得已经变白的棉衣，心里很激动，过了好一会，他才把带来的那套新棉衣拿回去。
所有怀疑、诋毁毛主席人格的人，都该扪心自问：在国民党中央大员和共产党山大王之间，自己会做出何种选择；在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和小米饭、南瓜汤、一根灯芯的油灯之间，自己会做出何种选择；在安逸和危险之间，自己会做出何种选择？ 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者，中央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当自己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军事指挥权被剥夺，多次被撤职（红四军前委书记一次，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两次，政治局候补委员一次），一度被“开除党籍”，自己的政治权利被架空，被错误的批判，自己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即将被葬送的严峻形势下，一个个人主义者难道不会像韩信、许攸一样考虑“良禽择木而栖”么？ 2． 毛主席对于强者和弱者的态度 道德判断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看一个人是否势利，看他对强者和弱者分别采取什么态度。毛主席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他对强权和弱势群体，分别采取了什么态度，让历史来提供答案吧！ 1917年6月，湖南第一师范四百多位学生举行过一次“人物互选”，投票选举各方面杰出的学生。在德育（敦品）和智育（文学、言语、才具、胆识）上得票最多的人就是毛主席。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为长沙的工人办了一所夜校。招生广告以白话文写成，通过警察所张贴出去，开始报名的工人只有9个人。毛主席组织一批人带着600份广告，深入工人住区宣传，结果报名者踊跃，三天就有120人报名，很快达到了夜校的容量极限。毛主席在招生广告上写道：“有了文化，我们就能挺直腰杆做人”，还保证“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队进入湖南，任督军。主湘期间，作恶多端。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掘矿产、强种鸦片、压制舆论自由，五四运动爆发后，还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封禁了《湘江评论》，解散了湖南省学联。毛主席作为张敬尧治下省会城市一区区小学教师，担当起驱张运动主要领导人的重任。1919年9月中旬，他召集原湖南省学联干部开会，酝酿发起驱张运动。12月，学联发表驱张宣言，发起罢课运动，并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省内和全国大城市请愿联络。毛主席亲率代表团赴京，并作为请愿代表，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提出驱张要求。毛主席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送各地新闻媒体发表。他还利用不同派系间的军阀矛盾，派出代表与其他派系的军阀联络，终于迫使张敬尧的势力于1920年6月退出了湖南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主席多次到安源煤矿组织工人运动。他下到又脏又危险的煤井，了解工人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介绍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经验，组织领导他们进行斗争。他还派李立三、蒋先云、刘少奇、黄静源、毛泽民等同志去安源工作。他们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组织了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增加了工人的政治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据安源老工人回忆，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时，西平巷掌子面工人最集中，可是环境最恶劣，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经常发生事故。陪同的工人劝毛主席不要到掌子面去，但他坚持穿过又矮又小的巷道来到掌子面。掌子面通风、排水都很差。一头热得出不了气，烫得脚起泡，一头淋水似雨，积水成河。毛主席在井下呆了五、六个小时。在那里，毛主席告诉煤矿工人，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路上有块石子，大老板一脚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打倒，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
1922年，毛主席组织了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经过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小型组织和工会等基础工作，毛主席发动工人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斗争。1922年10月6日，为确保工人基本的生活条件，毛主席发动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10月23日，毛主席身着工人服装，带着口哨，和四千多泥木工人冒着滂沱大雨举行示威游行。长沙县署门口，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正门中间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插着两张杀人的大令牌。但毛主席和工人们浩浩荡荡开进了县衙门的围墙里。示威第一天，8名代表与反动官僚进行谈判时，当局发现毛主席是领头的，两个穿便衣的家伙贼头贼脑地要来抓捕他，工人们保护了他。 24日，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率领其他工人代表，与湖南省政务厅官僚进行谈判。作为一个29岁的青年，毛主席充分利用合法手段，挫败了厅长吴景鸿的一切伎俩，把他斗得狼狈不堪，迫使反动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罢工条件，但是他们又借故拖延，妄图寻找机会反扑。但是此前，毛主席已经在湖南建立了很多工人组织，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5日，他发动各行各业两万多人，向省政务厅涌去。反动当局见势不妙，赶紧在批文上签字盖章，坚持20多天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终于胜利了。 1925年春，毛主席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他培养了一些农民运动骨干，指示他们利用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借用公校和族校所在的祠堂，创办农民夜校，开展秘密农协的活动，发展了当地第一批党员。为了被压迫者的利益，毛主席殚精竭虑，日夜操劳。 老党员贺尔康在1925年7月12日的日记里记载了毛主席的活动。“下午润之先生邀我同去行人家。……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说话又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的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毛主席深夜回到家，时常顾不得歇，还要看报，写调查笔记，写信给一些党组织和革命同志，往往工作通宵达旦。当时给毛主席送信的农民说，他到银田寺寄信，一寄就是一扎扎的；接回的书报，也是一捆捆的。 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同志回忆，红军在长征中通过大小凉山后，在一个雨夜进入了擦罗场的一座大山。总部请示毛主席后，命令部队就地宿营。毛主席把肩上的四根毛竹拿下来，靠在身边的一棵大树上，然后抖了抖他那把有洞的雨伞，招呼他的警卫员抓紧时间围在大树下休息。 “我们都跟着蹲下来，把主席围在中间。这时借着闪电的亮光隐隐看见临近大树下的战士们已经睡着了。过了好一会，一个大风吹来，我浑身觉得一阵冰凉，忽然想到主席。轻轻一摸主席的衣服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不断地往下滴着水。为什么雨水单单往主席身上飘洒呢？我仰起脸一看，啊呀，原来这一大阵功夫，主席不但没有休息，反而不时地随着风向的转变，一会把雨伞这在这个同志头上，一会又把雨伞遮在那个同志头上。主席为了给我们遮雨，把伞的破处对在自己头上。” 在西柏坡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田间小路上与一个挑着一担稻种的农民相遇，由于道路狭窄，必须有一方给另一方让路，毛主席抢先一步，跳过一道渠沟，抱住一棵柳树，先给他让了路，接着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也都让开了路。当他走到毛主席跟前时，毛主席关切地说挑这么多，有一百多斤吧，可别压坏了身体！ 所有怀疑、诋毁毛主席人格的人，都该照一照道德的镜子：自己在上级、富人、强势人物等诸类贵人面前自己是一副什么嘴脸，在下级、工人、农民、维权者等弱势人物面前自己是一副什么嘴脸。在同样的场合，自己能否产生与毛主席相同的道德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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