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移工产业链的阶级、国族分野——读《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
【破土编者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描绘了在台湾新富群体的家庭照顾的领域里如何上演着全球化的微观政治。在家庭主人与外国帮佣之间充满了亲密与疏远、投入与抽离、控制与反控制的互动，体现了性别、阶级、族群问题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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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蓝老师的书和她的课堂风格一致，用简单清晰的话呈现复杂多元的社会现象。这本书是她就读西北大学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学术成书分为两种，一种尽管给读者呈现有趣且复杂的问题但却不那么容易读懂，另一种则是用简单的语言讲述一个问题，这两类各有所长，而《跨国灰姑娘》的书写则将平易近人与多元立体结合在一起，比如性别作为本书重要的一个线索，它用台湾新富家庭的女主人和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女佣这两个维度的结合告诉读者，女人并非是单数的大写的“Woman”，在迁移与劳动的场域下，呈现了小写的复数的 “women”，即女主人和女佣分别作为两个阶级，在家庭这个原本私密的空间之中，由于全球化的导引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做阶级”、“做性别”的实践。读完一遍《跨国灰姑娘》，书中的行动者们的行为画面很快地印在我的脑中，每当我路过书中的一些标志性的移工聚居地，如台北车站等，常常激发着我去回味与思考书中对跨国移工现象一针见血的见解，我想，任何一个对此现象不甚了解的、或者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惊喜，这便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每到假日，台北可供休闲的大型公共场所，尤其是交通枢纽台北车站大厅，常常出现就地野餐、聊天的聚会群体，有男有女，肤色较一般台湾人黑，说着夹杂英语的小语种——这便是一般人见到他们的第一印象，他们便是由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来台打工的外籍移工。
家庭照顾是这群移工从事的主要行业。家庭照顾在亚洲地区通常都被认为是女人的工作，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既决定了家庭的女人负责寻找家务劳动的替代者，也使得从事家务劳动的帮佣几乎都是女性。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希望透过《跨国灰姑娘》这本书，呈现不同阶级、种族的女人如何因为跨国家庭照顾产业链条而联系在一起，以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迁移劳动背后的微观政治。
“家”的产业化与“移工英雄”：跨国家庭照顾产业链的形成
台湾的外籍移工的出现镶嵌在两个大背景之下，台湾家庭的家务外包与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大量输出。
首先，亚洲的“客工制度”成为一些国家移工输出的推力，蓝佩嘉在第一章 <合法的奴工>中提到，这个制度涉及输出国、中介和地主国三大要素。一些亚洲国家将输出的劳动力当作“外销产品”，从在外挣钱的移工身上吸纳稳定的外汇；移工产业链条的重要角色是输出国的中介公司，中介公司负责招聘合适的移工，营销移工产业，培养合格的移工；迁入地对外来移工都有苛刻的规范，诸如“不得享有长期居留与入籍的权利”、“只能以个人身份来打工，不得携带家人”等。
台湾于1989年首次招募外籍移工，这一政策的开放源于台湾3D产业的劳动力短缺；并且近年来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越来越高，双薪家庭的普及使核心家庭日渐成为家庭的主流形式，如此一来，缺少长辈的帮助，夫妻便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家庭照顾；另外，作者在文中还分析了台湾所面临的外交压力，政府试图透过开放东南亚国家的移工来台打工以建立实质的外交关系。
“世界市场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认为政府无法控制迁移的形成，因为国际迁移是世界经济体运作的必然结果（Douglas, Joaquin , Graeme, Ali, Adela and J. Edward，1993），但是，在以上两个背景之下，这些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移工所承载的实际上是输出国和迁入地的经济—政治力量博弈，这些“移工英雄”是这场博弈的一个筹码，这一问题，已经被一些迁移研究所证实。在Robyn M. Rodriguez 的研究中，菲律宾政府一方面塑造了到其他地方工作的移工为“国家英雄”，另一方面则在事实上限制了这些移民在母国的权利（Rodriguez，2002）。政府这种看似保护移工的口号性政策，实际上是以创造公民身份的方法让本国工人向外输出，投入资本运作以为母国获取利润。政府/国家作为理性计算的经济体，塑造一个为母国获取利益的群体，当移工正在享受“英雄”的称号之时，殊不知为他们带上这顶桂冠的国家正是剥夺他们权益、逼迫他们出国打工的推手。
由此，蓝佩嘉在导论中总结道，“家务帮佣这份工作…拜新自由主义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之助而蓬勃，甚至扩张”（p29）。当东南亚移工遇上台湾雇主之时，正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潮流下深入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刻，这个时空交汇处，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一场存在于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群体之间的权力碰撞。
在呈现女人这个群体时，这本书的维度是极其丰富的。首先女主人和女佣这两个群体存在着典型的阶级差异，前者多是台湾的中产阶级女性，后者之中尽管部分是在母国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但是到了台湾之后，由于从事的家庭照顾行业，很快成为迁入地的工人阶级。另外，女主人这个群体本身也是多元的，因为群体内存在着代间差异——家长制的婆婆和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
因此，根据以上的社会现实，作者在呈现“跨国灰姑娘”的阶级属性的时候，不仅从“灰姑娘”们的角度描绘她们所见的台湾社会、跨国家庭照顾产业和文化差异，更从“灰姑娘”们的服务对象——女雇主们的视角下手，让我们看到家长制度中的女人们和新兴中产阶级女性对于这个进入自己的私密的家的女人的不同看法。这个手法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表面上让我们看到台湾社会对移工的态度，实际上作者也带入了对自己生长的台湾社会这片土壤的关怀，及台湾在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后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特色。在这一小节，我将介绍雇主们对帮佣的四种管理模式，而在文章第三部分，将会重点介绍家务移工的应对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