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里来了一个外人：“我”和“她”不一样 “社会距离”一词被本书作者蓝佩嘉用来描述外劳与雇主之间由于国族、阶级与性别交织构建出来的社会鸿沟，她将这三个在全球化过程中相互碰撞且塑造的元素融合成两张表（表四，表五，摘自本书第六章《屋檐下的全球化？），以此来分析台湾新富家庭雇主和外劳女佣之间的互动。 疏离权威多发生在“有较长历史的上层阶级”，这尤其指涉长期享受上乘服务的老一辈人，她们的权威通过她们对女佣的较强势的语言表达和日常实作所表现，比如用命令的口吻呼唤女佣劳动、严格控制女佣的饮食内容、明确规定家人与女佣的生活空间界限等，疏离权威类的女雇主。 家母长制（maternalism）的雇主把外劳当作“无助的、未成熟的、没有能力处理自身生活的弱者”，相比而言，雇主便是一个可以指导外劳工作和生活的监护者。这类雇主多是中小企业老板和家庭主妇，雇主会将不熟悉本地社会的外劳当作“未成年的女儿”一般来教导，她们不仅会赠予礼物来表现对女佣的关心，也会介入女佣的私生活，比如为她们安排旅游与社交活动、强迫或者帮助女佣进行金钱管理活动等，还会向她们暴露自己的隐私，把女佣当作倾吐秘密的对象。 情感关系（personalism）和生意关系（business relationship）的较多出现在双薪家庭的中产阶级雇主。蓝佩嘉进行这项研究时，这些中产阶级雇主多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有着较良好的英文能力，正由于夫妻双方均有各自的事业，他们难以应付对孩子和老人的繁杂的家庭照顾责任，雇佣家务移工成为必要。值得一提的是，这批新兴的中产阶级所认同的价值理念包括民主、自由和独立，于是他们「标榜自己对于民主和用人唯才的信仰」，这直接将疏离权威和家母长制中的老一辈有钱人对待女佣的态度区分开来，移工对以上两种雇主来说是“女佣”，而对以下两种雇主，更多的是一份工作。 情感关系中的雇主反感于明确的阶层世界，她们认为家庭是一个有别于公共的服务产业的温暖的空间，因此女佣与雇主一家人应该是平等的，女佣表现出对主人们的谦卑反而让他们觉得不自在。然而，当雇主做出与女佣平等友好的行为时，女佣却未必欣然接受，因为这一点混淆了她们的工作本质，这一点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会详细说明。 生意关系的雇主理性地区分出女佣的工作本质，她们认为“我需要的是帮手，而不是朋友”，家庭对这些雇主来说是私密的放松的空间，然而对于家务移工来说——女主人认为——是具有明确规则的工作空间，她们设定这个空间之中家务移工必须遵守的制度，同时没有额外要求，并且不会打扰移工的私人生活，这种理性切割的方式既确保外劳的生活，也保证雇主的家庭隐私。 （图片取自网络） 这四类雇主类型之所以明确地反映了台湾雇主对外劳的态度，还基于本台湾女佣佣这组参照系。台佣指的是台湾本地的中年家务劳工，相较于外劳，台佣的特点是熟悉本地语言（包括国语与台语）、生活习惯和人脉，开头笔者提到，家庭照顾事业本身是一件有可能触及家庭私密的工作，女佣在家中常常会见到主人们在工作之外的自然生活面貌，有时候甚至在无意中知晓主人的秘密，正因为与此，女佣能否对主人的家庭秘密“充耳不闻”在主人挑选佣人的情况下便显得极其重要。书中有几个章节分别提到主人在台佣与外劳之间做选择的考虑因素，首先，家庭隐私：台佣由于在一个自己本身很熟悉的社会环境中工作，通晓本地语言，即便她无心探知，也容易“被动”地知道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的家庭隐私，而几乎不会国语与台语的外佣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便主人告诉她们个人隐私，也只是满足自己无人倾诉的需求而不必担忧外劳会四处散播，因为这些移工在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完全地消失在雇主的社会网络”之外；其次，在地连结：台佣在本地本身拥有一定的社交资源，当与主人发生矛盾时，她们可以影响本地的同行对这家人的看法，而在离“国”背景外出打工的外劳之中，这种“弱者的武器”则很难奏效；最后，同族经验：以中年女性居多的台佣本身在家庭照顾这方面便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当遇上没有经验的年轻女性雇主时，台佣或是出于资历、或是出于好意，不愿遵从雇主的意愿，而是习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反过来指导没有经验的女主人，相反，外劳不熟悉台湾本地文化，自己在这一方面没有太多发言权，这也就让女主人们更加容易控制与管理自己的家庭照顾事业。 灰姑娘的水晶鞋：“理想仆人”与“梦幻公主” “就像灰姑娘的四轮马车，在午夜钟声后会变成南瓜，舞会里的公主只能回到厨房里，与扫帚共舞。移工在周日嘉年华的尾声，也必须卸下化妆、关上移动电话，脱下时髦的衣服，换回屈卑的围裙。”（p230） 移工在台湾的生活彷佛充满戏剧性的灰姑娘的人生。在雇主家中——工作前台，移工们是来自东南亚的帮佣，出门之后——后台生活，移工们则回归自己的原貌，释放天性；在工作中，她们接受雇主的管理，努力地“做仆人”，工作之外，她们仿照穿上水晶鞋的灰姑娘，沉浸在喧闹和自主之中。 在这一部分，我将根据书中“家务移工的划界工作”的分类，来展示这些灰姑娘们如何应对雇主的管理与控制，如果说跨国移工是全球化图景中看似弱势的一方，那么看她们如何“做阶级”、“做仆人”则最能呈现这群灰姑娘们的主体性。 和雇主一样，家务移工对与雇主的“社会距离”也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并因此形成四种不同的行动模式。 寻求恩庇的移工试图“和雇主发展一种策略性的情感关系”，类似于主人与奴仆之间的从属关系，并且希望从中获得实质性的赠予，作者在书中描写了一个家务移工向主人讨要物质馈赠的生动案例，这位安静的移工Atik在工作中任劳任怨，颇得雇主欢心，但是在合约届满之时，乖巧的Atik变得大胆起来，主动向主人要求心中所好，在她看来她辛勤劳作了三年的家庭，是时候对她的辅助进行补偿。这里的恩庇并不仅止于此，还包括移工渴望与主人形成亲密的连结，因此移工会主动为雇主一家制作她们照顾责任之外的甜点。 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移工则不希望与主人有过多的工作之外的联系，一方面，她们不想因为女主人过多的情感倾诉则造成移工自己的情绪负荷，另一方面，与雇主一家人的亲密关系还有可能导致女主人对移工和男主人的关系的嫉妒或者担忧。 隐藏先前背景是指家务移工既对本国亲戚朋友隐瞒自己在台湾的帮佣工作，也对台湾雇主隐瞒自己以前“不算太差”的过去，这么做的原因是可以让她们在台湾更好地“做仆人”。这类型的移工有不少在母国曾经是中产阶级，甚至曾经过得如鱼得水，但是由于某些意外使得她们辗转到台湾进行帮佣工作，她们在雇主面前，尽量掩饰自己曾经的阶级地位，显得谦卑，扮演一个安分的佣人的角色，而休假之时，当离开了这个工作场域，她们会随心性地打扮自己，穿上短裙、高跟鞋，像一个公主一般。 强调地位近似的家务移工把家务服务当作一项技术性的工作，这是指，她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帮佣工作与任何其他白领工作一样，是需要专业的知识、经验的和自尊的，当雇主表现出对她们工作的越界干涉或者批评她们知识不够时，往往会引起移工的不满。 以上体现了家务移工在面临前台工作时的四种模式，尽管她们在工作中或渴望亲密、或保持距离、或表演、或专业，但她们离开前台工作，回归自我的时候，都呈现出类似的“抵抗行为”。首先是形像上的改变，移工们在雇主面前通常要装扮朴素，有时甚至需要刻意丑化，这是为了避免雇主担忧她们“品行不端”，或者抢了女主人的风头（比如男主人与女佣的关系、雇主小孩与女佣关系亲昵），于是，离开工作场所之后，她们可以穿上便宜好看的短裙短裤，打扮得时髦漂亮，想象自己是公主一般；其次是假日的放松活动，移工们的放松桥段绝不会少了在台北的公园、台北车站等公共地区的聚会，这时候，她们得以大肆释放自己的胃，吃一些平时在雇主家不能烹饪或食用的食物，在这样的集体活动中，移工们还会一起聊雇主的八卦（比如洗衣服时发现男主人的口袋有保险套，或者取笑主人们颇差的英文口语等），透过这种集体的语言共享，无形中培养了她们的集体归属感；最后还有移工的手机，作者在书中细致地描绘了移工们如何将移动电话作为“生存与反抗的空间”，手机在移工群体中不仅十分普遍，而且它的作用远远超出与母国家人的情感联系，移工透过手机彰显自己消费能力的同时，也透过高科技进行类似“网恋”的虚空间的感情交流，更重要的是，手机在在地的移工群体中创造了只有外劳才能读得懂的“语言习惯和代码”，比图“u go out sndy？”意即“Are you going out this Sunday？”（p 239）等，这些专属密码巩固了群体内部的认同感与语言资本。
蓝佩嘉在书中指出，“在阶级从属的基本框架下，雇主仍是主动形塑雇佣关系动态的权力所有者，框限了相对弱势的移工协商社会界限与公私领域的可能性”（p310）。这提醒我们，当研究者惊喜于这些权力的“弱势方”所表现出的抵抗行为时，不要忘记这些抵抗本身不过是在界定严密的权力范围之内的实作，它无法扭转权力的天平，甚至更加巩固了阶级、国族和性别所构建的权力框架。 那么，既然这些抵抗力量甚微，为何还要关注？恐怕就在于，她们所呈现的是一个各种社会力量互相交织并且互相影响下的权力地景，这便是“甜蜜家庭的雕梁画栋下，实有这壁垒分明的楚河汉界……种种划界工作，不只是台湾的雇主与移工之间的日常生活角力，也代表着在国际迁移脉络下的认同政治与阶级冲突的缩影……个人的即政治的，这屋檐下的饮水互动正揭露了全球化的微观政治。”（p313） （图片取自网络） 参考文献 蓝佩嘉（2008），《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台北行人.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3, pp. 431-466. Robyn M. Rodriguez. Migrant Heroes (2002). Nationalism, Citizen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Filipino Migrant Labor[J]. Citizenship Studies, 6(3):341-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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