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狂飚成因探

向“走资派”夺权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刘邓为首的、自上而下的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5月16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因此，从政治上打倒“走资派”，从他们手中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

　　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曾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与得力助手。在同王明集团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刘坚决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1943年1月12日，正是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得到任弼时等赞同，成立书记处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规定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明确书记是主席的助手，并赋于毛泽东个人以“最后决定权”。也正是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主张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并得到通过。可以说，建国之前毛、刘关系亲密无间。

　　刘少奇是“驯服工具论”的始作俑者，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一段名言：

　　“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做党的驯服的工具，是考验他的党性是否完全的一个标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必然是党的驯服的工具，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议，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同时期毛泽东却提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整顿党的作风》)

　　建国后进入50年代，尽管在要不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速度等问题上，毛、刘之间都产生过一些分歧，但在遭到毛的批评后，他都很快主动地作了检查，并在具体执行上坚决按照毛所确定的步子走;在政治上，毛、刘之间继续保持着紧密关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53年、1959年毛刘共同进行反“高、饶”与反“彭、黄、张、周”的斗争。从某种角度讲，这两次斗争也都与维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密切相关。1959年二届人大，刘少奇顺利地接了国家主席的班。

　　据王光美回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孙兴盛：《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

　　一句话，无论是整风、反右，还是总路线、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刘与毛的立场都是一致的。

　　那么，毛刘的分歧是何时产生，又是为何产生的呢?

　　1970年斯诺访华，曾与毛泽东作过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长谈。谈话中有这么一段对白：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对此，斯诺曾通过当时中国的其他高层领导人得到证实。

　　这就是说，毛泽东自己承认：决心要从政治上去掉刘少奇，是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分歧后。不过，据王光美回忆录的说法，毛刘开始矛盾似乎始于1962年。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 (孙兴盛：《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

　　以后，在“社教”运动问题上，毛泽东跟刘少奇围绕运动的性质与重点，在认识上产生了明显的对立，并最终将这一分歧公开化，这就是1965年1月那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毛认为：“社教”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则主张“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重点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鉴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有“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内容，应该是印证了王光美的说法。也就是说，毛刘矛盾开始于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公开对立是在1965年1月(毛泽东决心要从政治上去掉刘少奇)。

　　那么，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与论争，究竟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还是工作中正常的认识分歧之争?抑或是为了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之争?对这三种可能，不妨可作一些分析。

　　第一种系“个人权力之争”。

　　对此，毛刘对立双方的当事人或知情人都是矢口否定的。

　　据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记述，自1965年1月毛刘矛盾激化后，在一次政治局开会时，刘曾主动向毛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1979年王光美在接受作家孙兴盛采访时，孙曾发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则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

　　更何况，毛刘是中共领导层从1943年起共事搭挡的一二把手，刘是毛自己长期支持的接班人。1959年后，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主持一线工作;毛泽东仍是党的主席，继续掌控着党内最后决策大权，实际上分工明确，双方都不存在权力之争的问题。

　　第二种，属于“工作中正常的认识分歧之争”。

　　看来也不是。因为工作中正常的认识分歧，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交流，甚至党内思想交锋得到统一的(从毛刘共事的历史看，刘从来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事实上，建国以来，毛刘在许多问题上，都曾经有过认识上的分歧，但都未造成他们之间的分裂。诚如王光美所言，“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诸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对不少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属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维护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孙兴盛：《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

　　第三种，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之争”。

　　既然排斥了第一、第二种，留下的就只能是：双方都认为是“大是大非之争”。正因为是双方都认为是“为国、为民”的原则问题，因而就谁也不能“相让”了。这里边的矛盾焦点有两个：

　　一是，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个“走什么道路?”的原则问题。因而在1962年7月的“游泳池边谈话”时，批评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按：毛担心自己死后刘少奇顶不住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滑向资本主义道路!可见其时毛尚未把刘当作走资派的“头”)

　　而刘少奇认为，“包产到户”是为民“请命”，需要力争。“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参见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二是，毛泽东认为，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因此，对“社教”运动的性质与运动重点，是不能含糊的，他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中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峻形势。

　　而刘少奇认为，“社教”运动主要是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着眼点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并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

　　正因为毛刘双方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为国、为民”的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于是从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才会出现了各不相让的问题。

　　此次公开争论后，由于毛是党的主席，且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刘少奇最后在表面上认了“错”(认为“对主席不够尊重”)，但这一次在认识上始终未能一致。此后，毛刘貌合神离，矛盾不断激化，最终通过在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问题上总爆发：由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的专事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的领导机构)在刘的同意下发出的《二月提纲》遭到了毛的严厉批判，从而产生了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强调了文化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政治性质，认为《二月提纲》是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反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批判它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在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正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通知》正式确定了“文革”的目的和任务，并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至此，毛(党主席)刘(国家主席)两元领导体制最终分裂。

　　毫无疑义，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刘少奇问题，也可称为毛刘矛盾。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国党内修正主义的总代表(由于他是“一线领导”，又是国家主席，例如彭真等一大批各级领导人都已成为他的坚定支持者，并确实对毛泽东的部署作了抵制)，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又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野心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象征着“文革”狂飚掀起。此后，毛泽东虽然掌握着“中央文革”，并凭借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通过发号召、发文件和国家传媒功能，可以发动与影响整个运动;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却掌握着党政“一线”的实际领导权(“派工作组是除毛泽东之外的整个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的”——《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通过各级组织和派出“工作组”，更为直接地控制着整个运动的发展方向，把运动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中，推行着一条矛头向下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把初期“文革”实实在在地变成为“又一场反右派运动”。

　　据统计，1966年仅北京共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余万人，竟然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个人中就“抓”了1个“反革命”!打击面高达23.4%!(其中“右派学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师2591名。在全国范围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了“铁杆造反派”)

　　面对一片“白色恐怖”，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正式挑开了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批判刘邓“一线”中央，“在50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在大字报中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已是指着和尚骂贼禿了。

　　也就在这次会上，8月7日，全会转而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2日，又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刘少奇虽然仍留在中央领导机构，但已不是副主席了，只不过是11名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而已。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上下随即掀起了一场批判、揭发刘少奇的运动，刘很快就被搞臭了。

　　1968年10月13——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批准中央文革提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