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80s，酸酸甜甜的社会主义记忆-红色中国网

【摘要】那时候工人文化中有这样的观念的：荣誉不能被兑换为金钱。不过这样的观念越来越丧失可实践的空间了，要打破也真的很容易。厂长们更喜欢拉开差距的分配，上层不断发文件要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随着奖金额度增加，工人们开始“老实”了。厂长负责制、工人合同制以后，工人更加老实了。

《从1980年代谈社会主义记忆》，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有点不一样的1980年代，那儿流淌着人民群众中蓬勃互动生成的社会主义文化气息，让人心安，让人温暖。但这种生活文化状态很少进入80年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叙述，也没有留下充分的文本材料，当经济结构转型，社会风气变化，这种曾渗透于日常生活诸多细节之中的文化精神，便如前世烟云一般渐渐飘散了。缺乏观念和经典文本的支持，薛毅老师尝试通过对生活记忆的书写，召唤出那个年代的气味和颜色。在这篇文章中，印象与反思叠合在一起，启示我们去做进一步的考察：1980年代沉淀于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中的那种“文化本能”，是在怎样一段历史运动中、经由怎样的机制而创生出来的？

我的1980年代

蔡翔先生的文章有“伟大的80年代”这样的说法，我不是很认同。对我而言，它是亲切的，有气息的，任何人对它的批判和否定，都不能取代我对1980年代的亲切感。当然我并不接受80年代许多观念和主张，至今为止，我还是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保持对那些观念的批判立场。可是，那些提出不少主张的人，我还是有非常强的亲切感。这好像挺不能自圆其说的。

我接触过不少知青人，他们会对我说很多自己当初如何幼稚、受骗上当。可说着说着，他们又会强调他们幼稚的理想主义追求中自有好的东西。我当时年青，脑子里塞了点所谓的新思想，总觉得这种不好好自我反思的理想主义是有问题的，所以喜欢和他们抬杠，喜欢把红卫兵和知青联起来说事，并且“告诫”说像“我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这样的态度是很成问题的。但我确实打心眼喜欢那种“尽管一切被证明是失败的、错误的，但那种理想本身不应该亵渎”这样的感情表达。我否定了这样的观念，但很喜欢这样的情感，这好像也不能自圆其说。

我感觉，80年代有一种气息。它并不能被80年代新思想所包容的。我觉得这种气息和社会主义文化有关。它无法被表述，但这气息还存在。说实话，相比于知识分子，我更能在普通人身上闻到这种气息。在上海的80年代初，普通人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洋文化也已经进来了，通过电视、电影，和知识分子的传播。但在普通人那里，有一种不能被知识分子所呼吸和理解到的文化生活。大概是一种以单位为依托的共同体文化？

风靡80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

1980年代在三联书店购书的人群

经常纠缠我的一个问题是，我对8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抱有不少的批评，这批评我至今还没想放弃，但我对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很有敬意，这敬意我以后也不会放弃。由此我在想，用80年代知识分子所持的观念来理解80年代，恐怕是有欠缺的，甚至用这个来理解80年代知识分子自身，也是有欠缺的。我们能不能试着叙述一些存在于80年代的又不能被那时候知识分子观念所能解释的现象呢？我想起的是我生活中所见闻的不少东西，我从这些东西中获益良多，这不是知识分子教给我的，但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更不是天然生长的，在我看来，它源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而产生的文化。我愿意从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描述这种在80年代前期还存在着的有活力的文化。

群众文化

假如80年代思想有失误，我想最大的失误是漠视了人民群众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吧。这种文化不代表整个前三十年的历史，相反，是在矛盾、无声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在人民群众中发展起来的文化。

我很重视从人民群众的角度看的由群众实践而产生的文化价值。似乎太纯粹了？可能吧。我的意图是想打破对社会主义历史总体化的想象，希望引入矛盾斗争的方法来观察。当然，群众和权力肯定没那么二元对立的，这我同意。使用极权这个词并不谨慎，我不知道怎么概括。也许我置身的群众环境是受了60年代洗礼的缘故吧，我很能感受群众文化中的反官僚主义性质，在我看来，群众文化更能坚持一种社会主义理想，更能诉诸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价值，这和80年代知识分子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至于怎么梳理这种文化，恐怕首先是要突破经典主义文本主义的方式的吧。也许需要从研究一个个具体的工厂历史开始，不过现今的单位研究局限太大，好像不能把握那种流淌着的文化气息。

上面的话不能说明我可以铺路修桥，把人家引向光明大道。我没这个能力，而且一点不想说服谁相信什么。可我内心很踏实，但这种踏实感又不能转化成什么学理的，更不能指引出什么社会主义大道。好比我喜欢抽烟，我无法解释烟的味道是什么。上个礼拜又自得其乐地读了《我与地坛》，我很喜欢里面的句子：“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

北京街头的小吃摊图：张兆增

我无数次听到普通人对1980年代新政策的不适应感。不对啊，这样下去不行啊，总是讲竞争，互相帮助怎么办？我听到了，但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也就滑过去了。现在想来，我当初看到的工人，在小说里是没有的。不是乔厂长、不是改革者、不是《沉重的翅膀》里描述的，是另外的活的工人形象，我没在小说里看到过。后来我在《那儿》里看到了一点。

我的一位老师是坚决反对文革的。我经常和他一起谈话，我往往从他具体的谈话中听到和他的观念不一样的东西。有一回谈起我们的学校，他感叹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校的官员倒还可以，经常跑到系里面，现场办公。我问为什么，他笑着回答说，大概是怕文革，怕群众说他们坏话吧。后来不怕了。我问你这样说和你反对文革的态度好像不一样，他感叹说，文革也复杂，群众贴大字报也是有好处的。

他的话让我第一次撞见了历史。所以记忆犹新。

干脆再来一点也许是美化了的也许还是幻想的不能说服人的“经验”吧。

想起我坐公共汽车的小事。（这样的小事都是我完全遗忘了的，又是不自觉地从记忆深处走过来的，它们总让我心安。）我有了座位，打起瞌睡来，有人敲打我的肩，我睁开眼睛，一个40多岁的工人模样的男子对我说，“让这位抱小孩的坐吧”。我闪电似地站起来，连声说对不起。女子带着几分羞涩的神情说谢谢啊，坐下了。男子说谢谢啊。我说不好意思我打瞌睡了，对不起啊不知道啊。——假如有人说我是学雷锋，打死我也不会承认。那男子也不是学问家那样想着要突破西方社会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思想才敲醒我的。

很小的时候母亲带着我挤车，我只要挤到座位边，就会有亮亮的眼睛看着我，说，小孩，进来坐阿姨腿上。不知道饱读西学著作的朋友们会不会用弗洛伊德来解释我的记忆。很温暖，很阳光。

我记忆中还有一个细节。中学的时候和一个女同学一起坐车，在后座。女同学突然站起来，从人堆里拉来一个抱小孩的女士，我一旁看着，羞愧无比，站起来硬要同学坐下。

这样说细节，大概味道是出不来的。有人会说这太道德主义了，太乌托邦了，太什么什么了。有人会反问，难道那时候没有不好的事吗？多着呢，在公共汽车上经常有吵嘴的。只要不是打架，劝的人不多，只等着吵嘴完毕。很自然。和让座一样自然。

也许是70年代末的时候？桥上有两伙人在吵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围着许多人，有劝架的，有看热闹的，小孩在往里头钻，我是小孩，胆小，在路边远远地看。人越挤越多，一个小孩也许是被挤了，扑通一下掉河里了。在我没缓过神来的时候，桥上扑通扑通跳下好多人来救这孩子。

多年以后我才想起这个故事来。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本能，一种社会本能。假如当时有什么记者报道，会不会说这些救人的人在那时候想起罗盛教？给多年以后的我刺激最深的就在一刹那的瞬间的反应，不需要想什么，就这么做了。

这故事官方也会欢迎的吧，民间也会欢迎，资本主义国家也会欢迎，好像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色彩。我的一位老师遇到这样的故事，大概会叹气说，这样的风气，在文革的时候被破坏了。我所关心的是，这样的本能怎么锤炼出来的呢？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也许这里面有规训，不过首先得确定的是，有效规训的前提是，有一个共同体的存在。在共同体被拆解的情况下，再标举什么英雄人物，都没人理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