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更有意思的问题应该是考察成为群众实践之一部分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源起。从延安起，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与民间文化的接触点，从而宣传其革命的思想，但寻找接触点的过程也是将民间文化和观念纳入进来的过程。这方面孟悦的关于《白毛女》的演变过程的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还没有找到恰当的方式来全面描述知识分子与民间接触而产生的文化形态，而民众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吸纳、接受，恰恰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我说的倒不是作家下乡，比如柳青、周立波，这方面对民族的“高雅文化”产生了影响，使这种文化吸纳了老百姓的气息和意志，一改以前的左翼文学腔调。我说的是民间文艺的改造，扫盲班，文化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形式。有人说群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已经有区别了，当然有区别。有人因此而怀念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化，好啊，我也怀念。不过因此而反对群众文化，那没多大意思。因为这种容纳了共产主义理念又结合了民间文化因素的群众文化，不仅仅是单向的宣传，它也在群众中生根开花了。这种群众文化的源头，我们大概至少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 古元指导农村美术小组成员写生  但大概谁也无法否认，文化宰制和思想控制也在存在的。我希望这个过程能和有活力的群众文化形态，区分开来。大概又有人在说我搞二元对立？而我的本意是希望能充分考虑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多质性”构成。我们至少明白当代文化不是人民日报社论，也不是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能代表的。 当然，我不相信天然的纯而又纯的群众文化的存在，它总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主义理念、民间传统、社会结构等等纠缠在一起的。我是希望通过这个角度来观察社会主义文化的活力。 群众文化就天然好吗？也不是。哪里有天然好的东西呢。 当然，我们无法把历史设想为，延安以来，有一种好的的群众文化，另有一种坏的“意识形态”，两者在对抗。但我们又没法说这种群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文化宰制而产生的东西。现代的文化观念（无论是知识分子的还是党派的）在与民间具体接触的时候，（在我看来，抗战开始创造了这个接触面），有冲撞、矛盾、磨合、吸纳等各种形态，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化观念由此发生了什么变化，老百姓又是如何才有可能接受“现代观念”的。这里面有被我们以前漠视了的“活力”。但这不意味着忽略权力关系在群众文化中打下的烙印。 3 从单位到企业 文革时期姚文元等人总在宣传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是，说实话，工人同志们真没把这话当回事。在单位中，碰不到什么资本主义的，让工人同志们不满的“对立面”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官僚特权，一个是自私自利、工作不出力而照拿工资的人。另外，在文革中，官僚阶级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太敢管事。就是怕得罪老百姓，怕大字报。所以除了暗暗为自己捞点小小的好处之外（比方说，私吞一件可购买紧俏商品的票证），不太对懒惰的工人有所作为，最多是做点思想工作，可成效不大，没有多少惩罚措施可下。 80年代初出现了这样一批青工，喜欢城市生活，穿喇叭裤，跳迪斯科，泡病假。有点像旧上海的白相人。老工人称他们为小K，假如是女青工，可能会背上“拉三”的恶名。这类青工形象在文革中也存在，喜欢白相，不上班。70年代中期狠抓经济建设，强化的是行政措施，力求改变单位里普遍存在的工人不上班，上班不干活，干活不出力的局面，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搞所谓“物质刺激”，但意识形态是无法接受这样的行为的，姚文元等人立马就组织宣传舆论批判这类“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可这一点上，要工人们对这种物质刺激有什么反感是很困难的。假如要找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工人们也许更会把青工的行为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吧。 搞经济建设的人憎恨大锅饭，更强调要强化领导的权力，以行政措施，奖惩分明，来改变局面。以我的观察，工人阶级在那时候更认同这样的行为。直到80年代初都是如此。所谓改革文学中出现了一批“强人”似的领导干部形象，和这个背景有关，比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这小说是被政治选择出来为新的思路服务的，但当时的状况也还是为这小说的走红提供了基础。 但对于工人而言，还存在另外一种感受。奖金制刚开始的时候，工人并不完全适应这种拉开差距的分配方案，那时候奖金额度小，小组长通常的方式是平均分配。假如有人当了先进而得到一笔奖励，他通常会买点糖果分给同事。这里面有共同体生活的习惯。也有当时的工人文化中的观念的作用，也许我有点美化？在我看来，那时候工人文化中有这样的观念的：荣誉不能被兑换为金钱。不过这样的观念越来越丧失可实践的空间了，要打破也真的很容易。厂长们更喜欢拉开差距的分配，上层不断发文件要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随着奖金额度增加，工人们开始“老实”了。厂长负责制、工人合同制以后，工人更加老实了。而厂长们的权力越来越大了。 这带来了一个弊害，对中国以后的发展简直是致命的，那就是，单位的民主空间极度萎缩。 一个青年工人为了住房分配问题而一脚揣开厂长办公室的门，大闹一场，还扬言要带着铺盖住厂长家。我们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判断呢？站在领导者角度是刁民闹事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单位里，还有工人的言论和行动的空间，而不必恐惧受什么惩罚，不必遭受辞退、开除之类的威胁。 马三立有一相声，说领导开会，有一个人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听着，领导们按捺不住问你来干什么的，那人说我是来听你们如何编瞎话的。这相声挺好玩的，朋友们可以找来听听。当然，在厂长制之后，没人敢去旁听，没人敢这样对领导说了吧。 如何在单位这一层面开出民主的空间，曾经是六十年代改革的一个方向，所谓“鞍钢宪法”，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都有这个企图。这样一个艰难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被厂长制彻底打破了。在我看来，如何在坚持民主化的前提下解决所谓效率的问题，和如何以效率为优先“厉行”（当初经常用这个词，多厉害的词啊）“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前者肯定更艰难，后者倒是比较有效的，但后果严重。 《乔厂长上任记》有一个细节说乔厂长下车间，见一青工在唱啊呀妈妈你不要对我生气，乔厂长问工作的时候为什么唱歌，青工唱着回答“年青人就是这样没出息”，乔厂长大怒，马上厉行改革了。现在回头想想，边工作边唱歌，是什么样的境界啊。现在可以告慰乔厂长的是，我们再也不可能听到工作时候的歌声了。
蔡翔在《底层》里说：“我一直非常喜欢那个时代的工人，也许，在那一代的工人身上，还保留着乡村的纯朴和厚道。”这话很平常，我喜欢这话。我也喜欢那个时代的工人。穿着蓝布工作服，戴着手套，脸上胡子肯定没刮干净，头发也有点乱，声音宏亮，看上去挺侠气的，又很文明。这样的工人往往有很高的威信，能团结一批人，青工比较服他管，他能在关键时候说公道话。这样的工人身上，凝聚着一种工人文化中的“公共意识”。 说点私家话，我的一位亲戚就是这样的工人。在厂里怎样我不知道，只记得他回家后还会忙东忙西，替邻居拉煤，帮邻里调解关系，还会拉起一帮小孩在新村里练习拳操，还经常跑到马路上主持正义。 我经常从他家里拿书，他什么书都有，我什么书都拿，画册，小说，拳操图解，我还拿过一本叫做《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谁说工人没文化呢？），又被他拿回去了，说我看不懂的。他也拿过我的书，我啥都不懂的时候买了卢梭的《忏悔录》，他硬说我不宜看这书，拿走了，不过后来又被我要回来了。他吹拉弹唱也很在行，我从他那里学拉二胡，很喜欢看他拉二胡的样子，尤其是左手一抖动，琴音活泛起来了，搞得我一上手就想学这一招。 当然，这样的工人生活随着“改革”的深入，也伴随着歌声的消失而消失了。 这里面存在的历史性错误是，把所谓的懒惰和平均主义带来的效率低下的问题，看成头等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与民主化进程相比，绝对是第二位的问题。宣传舆论说，单位的弊端第一是大锅饭，第二是人浮于事。为解决这两个弊端，第一要拉开收入差距，第二是辞退一部分人。可是，既然人比事多，那就不存在突出的效率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怎么计算效率？）也就是说，懒惰的工人并没有对单位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工厂里的事，靠勤快的工人干就解决了。更何况虽然懒惰的工人随处可见，但工人的懒惰并不普遍。我曾询问过一位当过工人的老师，他说当时干活很卖力的工人占四分之一，能正常工作的占一半多，懒惰的不好好干活的不到四分之一。我要补充的是，这不到四分之一的懒惰工人，往往是被大部分人瞧不起的，用学术语言来说，是所谓“他者”。也就是说，干好干坏在收入上也许是一样的，但在文化上是不一样的。换言之，改革了，干好干坏在收入上有了差别，但文化上的差别却没有了。 1981年底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竖起的标语牌 以我在学校里的所见为例子吧。原本，教书教得好或不好，在收入上是没有差别的。教书好，在学生中会有很好的口碑，在同行中也被赞许。不过没有更多的收入。好玩的是，我发现那时候不少教师勤于教学，备课、上课、批改作业都很认真。后来，要搞收入差别了。不过在学校里，教书的好坏很难用量化的手段来鉴定，所以只能用职称来区别了，教授上课所得到的收入和讲师完全不同。结果呢，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既然教书和钱直接相关，而别的文化意味得不到肯定和发扬，那教书只是手段，既然是手段，而且教书好坏无法量化，那么，只要稍微讨一点学生的好（这很容易，比如考试的时候人道一点，上课的时候多说点笑话），认真而负责地备课上课就不再必要了。 但是在单位里，工作好坏还是可以测定的。所以，把工作好坏和工资多少直接挂钩也是能做到的。既然如此，工作好坏就可以直接体现为工资多少，而没必要用文化、用公共舆论来引导了。这样，单位被改造为企业。随着这样改革的进程，厂长、经理的权力无限膨胀，而工人再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了，只有老老实实干活，最终的结果是，老老实实干活也得不到多少钱了。 单位变成企业。这个过程很值得研究。也许我上述的看法会被看成是在美化单位吧，说心里话，我也确实认为，单位比企业要好得多，要人道得多，它不仅仅是以物质利益关系而组成的。单位不是没有弊端，要不然也不会就这样被冲垮了，我的意思是，即便单位存在最大的弊端：官僚制和养懒人（在工人眼里，弊端有两个，但从厂长立场看，弊端只有后一个了），从而把单位变为只用物质利益支配和调节人和人关系的企业，从而摧毁单位中存在的工人文化和在单位中艰难尝试的民主化革新，也是得不偿失的。或者干脆说，没有什么得。 4 感性记忆与知识化的困难 也许以上的问题都应该由专家来讨论？好好研究了单位的变迁，有数据有材料，扎扎实实搞一篇论文出来。这当然很好。我肯定不是专家，我是否因此就没有发言权了呢？我所能知道的是，专家不能代替我的记忆，更何况我还没看到这方面的专家呢。 设想在各种领域都有专家掌门，而人文领域是诸领域的一个，所以别去串门，好好地钻研人文领域里的问题。这是一种安排。设想人文不是这样一个领域，而是一个角度，向一切开放，并在一切地方谈论人文和文化问题，并和其他角度进行有效的交流，对撞。这是另外一种安排，我更认同这样的安排。 我尊重一些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把所有的目光紧紧盯在以前的问题上，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专制，是非人性，是迫害。这些问题当然是存在的，我不能同意的是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不容分说的对整个历史的否定性判断，这里面可分说的状况太多了。 有人说这是怀旧。当然是怀旧。小资可以怀30年代上海的旧，尽管30年代他们还没出生，我也有权利怀80年代上海的旧，何况我在那时候活着，我感受到那时候工人阶级文化给了我不少好东西。有人说我和小资没有什么区别。这意思大概是说，我和小资同样避免不了怀旧而导致的美化、理想化，而没有客观地看待历史的进程吧。我倒是很遗憾我怎么从来没有好好整理过这一段美好的生活呢？这种整理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借此明白了为什么那个时代于我亲，为什么我已经不接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许多观念，而这些知识分子于我也亲，不就是因为我和他们共享了那种文化吗？不就是因为他们除了所持的观念之外，还有他们作为整体的人的存在吗？我也借此明白了，为什么一些知识分子在大力推进中国“走向世界”，走向商品和市场之后，会突然说不对，说这里有问题，会突然搞起人文精神，会质疑资本主义。顺便说一下，在我看来，人文精神这个词，假如仅仅从观念来看，大概是看不到多少东西的吧。我记得当初就有人问，你所说的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是来源于哪套知识，这套知识与历史的变迁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样的质问是有意思的，但我也愿意从这个词所携带的自身观念不能完全包容的气息中领会这个词的意义。假如要我探究这种气息的来源，我还会想起80年代早期共享的文化状况。 有人会说，这样表达太文学了。是的，我承认，但我不承认这是虚构的。有人认为，这样太文学的表述，是靠不住的。是啊，确实靠不住，假如我这么一说，就靠得住了，那才荒唐呢。有人想一脚踩上去，又怕靠不住，没夯实，我说您还是别踩吧。有人问，这些东西现在说来有什么用？能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回到那个时代？我不得不回答，不可能。可是，不可能，那你说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难道不可能回去了，就没必要说了吗？到底哪种东西一说，就马上能变为生活的呢？没有吧。 古元 重返延安 我觉得根本的困境在于，我们还没有能力把这种文化知识化，对于典籍里种种思想和主义，我们好像有了一套知识。但我们似乎没有能力去整理一下，融入到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的“那儿”。大概我们还是有能力分析说雷锋精神怎样怎样吧，可是，我的记忆告诉我雷锋精神，和普通老百姓拥有的高尚的精神素质，并不是一回事，后者的含义更丰富。有人问，这东西有文本材料没有？我的回答只能让人失望，文本材料大概是有一点吧，上海也有工人作家呢，但工人作家的作品和老百姓生活中的文化，还是不一样，我们也许能从文本中找到一些痕迹，但文本肯定不是生活的代表。这样说下去，似乎陷入神秘了。可一切又并不神秘，只要叩开普通老百姓的记忆，让他们慢慢说，都会感受到一些确确实实存在的东西。传统的人文系没法研究这些现象。不是这些现象不存在，而是研究不了。 2006年4月 附记： 十年前当代文化研究网的热风论坛挺红火，有一次大概是讨论蔡翔老师的一篇文章吧，引发了如何看待1980年代的话题，我也参与期间，写了好多帖子。谈及社会主义记忆的时候，争论得很激烈。后来有人将我所写的贴子汇总起来，就形成了这么一篇自说自话的东西。当代文化研究网编辑说要重发这篇，那就发吧，虽然我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倒是勾起了我对十年前热风论坛的怀念。 2016年3月 （本文收入薛毅老师的著作《当代文化现象与历史精神传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原标题《从1980年代谈社会主义记忆》，附记为薛毅老师为当代文化研究网微信公众号所加。责任编辑：signifier，Cather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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